在故乡的土地上，虽然也曾有过泪水，有过悲伤，有过荒唐与愚昧，然而，那从生活中逬溅出来的笑声，毕竟占了主调，温暖了我的记忆。
乡村野台戏
新中国建国初期，农村家家户户有地种了，人人心情舒畅，满面春风。秋尽冬来，收完了庄稼，地里没有农活了。村里的爷儿们嫌闷，几个人一撺弄，便很快成立起一个柳腔剧团。柳腔，这种纯地方剧种，难登大雅之堂，被戏称为“地瓜戏”或“老妈妈戏”。演员，自然全是本村土生土长的老少爷们。鲁迅小说中的鲁镇“社戏”，大概与之相类似吧。那时，乡村人对这种戏爱得入了迷。演戏要有戏装，买戏装要用钱，钱从何来？草创剧团的几个头头，摸着脑袋，说声“凑吧”。于是，团员们便遵命分头行动。有的找人借，或答应以出卖劳力代偿，有的悄悄回家私拿了老婆的“私房钱”，或到富裕人家花言巧语去“化缘”......不多日子，每个团员都多少不一地凑上了自己的“份子钱”。自然，其中很多人少不了挨家里人一顿数落或臭駡。
最窝囊的，要数我那远房二叔了：他因没处弄到那“份子钱”，竟从家里粮囤里偷出几十斤高梁，拿到市集卖了。很快，这件监守自盗的“案子”，就被他家老爷子“破案”了。二叔因此挨了他家老爷子一顿臭駡之外，还被绑到房柱上，享受了一顿皮肉之苦。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我那二叔便溜到剧团排练场上，有板有眼地唱开了：“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弄得他家老爷子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能长叹一声：“唉，儿大不由爷，由他去吧！”
逢年过节，或是入伏挂锄，庄户剧团便在村里选个场子，就地势搭起个简易舞台。搭起野戏台子，比广告传得还快，象风一样传遍了村里村外。等锣鼓“咚咚”敲起来，村里家家户户早就请来了七姑八姨，亲朋好友，在台前坐了黑压压一片。那时的剧目，不外是《小姑贤》、《墙头记》、《寻儿记》、《秦香莲》等等，都是村民耳熟能详的传统戏。坐在台下的，有的是娘看儿演唱，有的是儿看母登台......而台上的演员，有的是兄妹跑“龙套”，有的是父子称君臣，或是小姑逗嫂子，或是丈夫审老婆......即使唱跑了“调”，唱走了“板”，也没有人“吹口哨”或“喊倒好”的。那方言俗语的对白唱腔，恢谐滑稽的挑逗武打，直逗得台下或悲得擦不完泪，或笑得前合后仰岔了气......庄稼人内心的快活，仿佛都被引爆在这简陋的野戏台之前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回到村里时，当年柳腔剧团演员，大都先后离世了，只剩下体弱年迈的二叔等为数不多几个人了。这不由让人唏嘘感叹，生出丝丝物是人非的悲凉。“唉，剧团早就散了。现在的人都忙着挣钱了，谁还象我们那个时候傻里傻气，”当我问起村里柳腔剧团的事，二叔摇摇头，用手杖指指不远处的一排健身器材，“条件好了，可很多摆设闲着，却找不回当年的热闹气氛了。”二叔的眼里闪动着浑浊的泪花。
时代变了，乡村人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变了。
我忽然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凉：记忆中的故乡，是那样越来越遥远了。
“换”豆腐的老爷爷
几十年过去了，故乡原来的影象渐渐模糊。但是，唯有村外柳树下那条弯弯的小路，让我记忆犹新。
彼时，我还是个頑童。一年四季，几乎每天早晨，当村里的雄鸡啼落最后一颗星星时，便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肩上挑着一对颤悠悠的豆腐挑子，循着村外那条弯弯的小路走来。
“叭叭叭，叭叭叭......”木梆声唤醒了睡眼朦胧的村庄。随着一声声“吱吱呀呀”的开门声，街上踢踢踏踏走来东家三婶，西家二嫂，伯伯叔叔......个个手里都端着一瓢半瓢金灿灿的黄豆，身后有时还跟了个抹着鼻涕的小娃儿，陆陆续续朝豆腐挑子围拢过来。因为那时大都是用自家产的黄豆换豆腐，而不是用钱买豆腐，所以，都习惯说“换豆腐”。
“今天的豆腐怎么换？”偶尔，有人问。
“照样不变，换吧！”老人先从腰间抠出一条白毛巾擦擦脸上的汗珠，笑嘻嘻地说，“豆腐，都富，家家有福！”老人一边说，一边拿起豆腐刀和木杆盘称。
“好啊，豆腐，都富，家家有福。就凭这吉利话，也得多换几斤。”“老人家会说话，听着顺心哩！”
嘻嘻哈哈中，老人的豆腐挑子，往往等不到从前街走到后街，便被人们“抢”光了。也难怪，在所有串街换豆腐的主儿中，老人的豆腐从不搀假，浆水少，口味好，斤两足，深受乡亲们信赖。豆腐，为知足常乐的农家餐桌增添了美味，增添了欢乐。天天早晨，那悦耳的木梆声，犹如一支古老的乐曲，为乡村增添一种朦胧的美感。
后来，在三年灾荒中，豆腐从农家的餐桌上消失了。那位曾经天天挑着豆腐挑子的老人，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如今，那位老人早已作古了。然而，我依然记得老人那鹤发童颜，那笑迷迷的双眼，那有节奏的木梆声......
“豆腐，都富，家家有福！”这既是老人的口头禅，也是乡亲们祖祖辈辈极朴素的梦想、愿望和祈求。
我多么想再回一次童年的故乡，那怕是在梦里......
作者：杨浩山,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著有论文集、报告文学、小说、歌舞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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