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激進女權主義內部，有一些人持有這樣的一種觀點：TA們製造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對立，將性別差異作為需要消滅的對象。在這一套理論邏輯之下，跨性別群體被“女權主義者們”所忽略。本文作者以這樣的切入點，借用社會主義女權的視角重新審視女性壓迫的議題，駁斥簡單粗暴地將壓迫的根源還原到性別對立的觀點。
對許多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來說，批評自由派女權主義很容易。我們中的許多人是從自由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對它的侷限性和缺陷有著清楚的認識。
然而，激進女權主義（radical feminism）的歷史和實質卻鮮為人知。雖然激進女權主義中的“激進”似乎暗示了一種社會主義者會擁護的政治，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不相容的意識形態。由於對性別壓迫的狹隘理解和錯誤的改革策略，激進女權主義最終未能為婦女提供一條明確的解放道路。
激進女權主義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主義，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相伴而來，卻又彼此相斥。儘管如此，它們也有一些共同之處。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相似，激進女權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認為個人選擇和個人成就不足以改變社會。因此，這兩者都將婦女的壓迫置於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
從一開始，激進女權主義者就特別關注性暴力和家庭暴力，認為這對婦女的壓迫至關重要。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是20世紀80年代最著名的激進女權主義者之一，她以反對性暴力的運動而聞名。在她最有名的演講“我想要一個24小時沒有強姦的休戰”（ “I Want a 24 Hour Truce During Which There is No Rape”）中，德沃金懇求聽眾中的男人們試著理解女性每天都生活在性暴力中的深刻恐懼。
Andrea Dworkin
激進女權主義者投身於抗擊潛伏於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性暴力，這是令人欽佩的。相應地，她們也強調大規模的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
但是，激進女權主義者進行變革的方式不僅令人不安，還反映了他們意識形態的深層缺陷。
他們的反色情作品就是這方面的象徵。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激進女權主義者致力於禁止色情作品，認為色情作品本質上是厭女的、暴力的。諸如德沃金和凱瑟琳·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激進女權主義學者、律師和教授）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她們與像埃德溫·米斯（Edwin Meese）等基督教右翼人士聯手，推動建立了許多地方法令來取締色情作品。麥金農興高采烈地在1990年一期《紐約時報》評論版上寫道，“與我們聯手製定該條例許多議員中，有一位是政治保守主義者。我們很榮幸能與她共事。”
無疑，在某些方面，色情作品是可鄙的、種族主義的和暴力的。但是，取締色情作品對從事色情行業的婦女的直接的、實質性的關懷完全沒有幫助。與保守派合作對抗女性壓迫更是毫無意義。 保守派正是要限制女性的生殖健康權利，並讓已經式微的福利國家進一步退縮的人。
激進女權主義者的反色情工作，讓我們能清楚地意識到由於錯誤地識別女性受壓迫的根源而帶來的危險：激進女權主義者依賴國家的審查制度，增加懲罰措施，並與反對進步變革的保守主義者結盟。
階級與女性壓迫的根源
激進女權主義理論失誤主要在於它的階級觀念。
對於激進女權主義者來說，社會的兩個主要階級不是（出賣勞動力）工人階級和（剝削他們的）資本家，而是男人(壓迫者)和婦女(被壓迫者)。他們稱之為父權制理論（patriarchy theory）。
激進女權主義者並不總是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特別屬性，但即使有時他們能夠意識到，他們也認為資本主義完全是另一個領域，與女性壓迫毫不相干。她們的最終目標是廢除性別，認為性別才是徹頭徹尾的等級制，對女性具有壓迫性。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同樣反感父權制，但對階級和婦女壓迫之根源都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對階級是從經濟而非性別來界定：一個人的階級是由他們與生產資料和國家的關係決定的。例如，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和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Facebook首席運營官)所屬的階層，與奮力組織工會的女研究生或在快餐店打工、拿著微薄工資的四個孩子的母親大不相同。
謝麗爾·桑德伯格
社會主義者反對任何針對克林頓、桑德伯格和其他精英女性的性別歧視言論。但事實仍然是，作為資本家和富裕政治家，她們的利益從根本上與社會最廣大群眾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舉個最近的例子：幾年前，當酒店女員工試圖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一家希爾頓逸林酒店組織工會時，她們明確請求桑德伯格的支持，表明她們“仰賴於”她的建議。桑德伯格拒絕支持她們。這也不足為奇。普世的“姐妹情義”違背了資本的具體利益。桑德伯格真正效忠的東西昭然若揭。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敵人不是具體的人，而是資產階級——它本身是多性別、多種族的——我們的戰略必須反映這一點。婦女的壓迫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而是伴隨著階級社會和核心家庭的發展，在特定的歷史和政治階段產生的。
婦女的壓迫一直存在，並不是因為男人恨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歷史上在核心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 男人每天早上去上班，從事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廠裡製造汽車，在辦公室寫法律簡報——而婦女則通常從事所謂的社會再生產：新工人的生命繁殖(生孩子)和工人的日常再生產——洗衣服、給一家人做飯、帶孩子上學，等等。
甚至到了近幾十年，女性已經加入薪資勞動力大軍，但她們仍然容易在家裡作“兼職”，即下班回家後又要投入社會再生產。
婦女從事的社會再生產的任務對資本主義至關重要。資本主義要運行，工人必須每天有的吃、有的穿、準備好上班。而資本主義的利益又決定了這種工作得是免費的，並且發生在私人領域。
因此，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我們解放婦女的唯一途徑是一舉終結階級社會。
1910年紐約婦女工會聯盟呼籲實行8小時工作制
在此過程中，也有些改革是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爭取的，例如提高最低工資、實行帶薪產假和推行普遍兒童保育。像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ylvia Federici）這樣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也主張“有償的家務勞動”（wages for housework），以使婦女在經濟上獨立，並承認她們在家庭領域的工作也是勞動。此外，如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則建議將這些家務工作社會化，以消除婦女的不平衡的性別負擔。
但是，如果沒有大規模的聯合的社會運動，這些改革都無法成功，更不用說推翻資本主義了。這就是工人階級大展身手之地。正是因為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變革的能動載體；正是這多性別、多種族、多世代的工人階級，能為徹底變革、乃至最終超越資本主義而鬥爭。
而這一終極目標包括廢除性別嗎？有可能！用恩格斯的話說：
這要在新的一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確定：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永遠不會再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或者由於擔心經濟後果而拒絕委身於她所愛的男子。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對於今日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一切，他們都將不去理會，他們自己將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實踐，並且創造出他們的據此來衡量的關於各人實踐的社會輿論——如此而已。
激進女權主義漏掉了誰？
近年來，許多人對激進女權主義的理解受到了“排斥跨性別人士的激進女性主義者”（TERFs,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的觀點的影響。並不是所有激進的女權主義者都是TERFs。幾十年來，麥金農一直直言不諱地支持跨性別人士的權利，並批評了TERF的偏執。她在2015年的一次訪談中說：“任何一個自我認同為女人，想成為女人，努力成為女人的人，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女人。”
然而，儘管二者並非等同，激進女權主義確實包含了很多TERFs，而它的核心觀點使她們排除了跨性別人士，尤其是變性女（trans-women, 從男變性為女）。
跨性別舞蹈家金星
對於許多激進女權主義者來說，一個人所認同和呈現的性別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他們生來是什麼性別。如果男人是壓迫者並且是婦女壓迫的根源，那麼這些男人即使在變性後也保有著壓迫性權力。他們作為男性的社會化過程，無論它多麼短暫、且被性別焦慮與暴力困擾，都使他們成為女性壓迫的代理人。所以，很多激進女權主義者將跨性別者、尤其變性女拒於政治活動與組織空間之外。
這種排斥不僅是偏執的——它還是虛偽的：激進女權運動雖然明確反對性暴力，但遭受著不可比擬的性與身體暴力的正是那些變性婦女（尤其有色人種的跨性別婦女）。
TERF們可能會說，變性女沒有順性女（cis women）同樣的生殖系統，她們無法理解女性為節育和反對強制絕育所作的鬥爭。但那樣的話，對於單身女同，或不能或選擇不生孩子的順性女，她們又該怎麼說呢？TERF們的論點顯然薄弱且帶有偏見。
激進女權主義對種族主義問題也保持了令人矚目的沉默，它反對種族主義的策略在政治上也是可疑的。
和白人男性一樣，有色男性也有性別歧視。然而他們對種族歧視的經驗也促使他們與自己社群中的有色女性並肩戰鬥。正如莎倫·史密斯（Sharon Smith）寫道，對有色女性來說，“因為在反對種族主義的戰鬥或階級鬥爭中需要與男性並肩作戰，因而激進女權主義中將男女分離的觀點就失去了吸引力”。
事實上，對許多女性來說，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與反對性別歧視壓迫的鬥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兩種壓迫都植根於資本主義)。
女性不能將她們受壓迫的經驗僅僅還原到性別上。我們大都是工人；我們中很多是母親、有色人種、LGBTQ成員，等等。我們要理解所有這些東西是如何纏結在一起的，以在所有領域展開鬥爭——並獲得勝利。
如何反抗女性壓迫
激進女權主義者將男女分離主義作為戰略——對其中一些人來說，甚至是目的；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明白，我們的力量就在於人數眾多。工人階級的男性和女性的分離，順性人與跨性別的分離——這些裂痕對我們的總體目的是不利的。這些只會削弱我們，使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抗爭更加艱難。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目標是團結整個工人階級。我們的命運緊密聯繫，反對性別壓迫的鬥爭與反對跨性別恐懼（transphobia）、種族主義與更廣泛的資本主義的鬥爭密不可分。任何女權主義運動或理論，只要或隱或顯地排斥跨性別，有意地混淆他/她們社會的性別，或抱有跨性別恐懼，都與“左翼”無關。左翼必須直截了當地與跨兒和性別不一致者站在一起。
揹著反性騷擾廣告牌的富士康女工
雖然在激進女權主義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鼓舞人心的東西，比如對性暴力的強調，但它對婦女受壓迫的根源以及由此產生的我們應該如何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想法是失敗的。
男性並非女性壓迫的核心根源，我們必須將階級社會視為罪魁禍首。反抗資本主義依然是女性完全解放的唯一途徑。
原文鏈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7/radical-feminism-second-wave-class
翻譯：沈今語
校對：xd
美編：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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