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天放（1899-1974），安徽懷遠縣南鄉高塘鎮（據清末懷遠地圖：高塘鎮應為高塘村、高塘寺，屬洛河鎮，靠近壽縣，1948年劃歸淮南)）人，家父業商，經濟中等，懷遠縣立高等學堂肄業，安徽省立第一師範畢業。
1922年9月，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決定創辦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中共各地組織選派黨團員參與軍校的籌辦工作，並推薦黨內外有志革命青年才俊報考。由於北方還是反動軍閥統治，招生的推薦和選拔都是秘密進行。中共安徽的黨組織在柯慶施等的領導下，非常活躍，安徽籍青年積極踴躍報考黃埔軍校。曹淵、許繼慎、楊傅泉、王逸常等，他們多曾在安慶的省第一師範學校、省甲種工業學校就讀，並加入中共，由安慶中共黨組織選拔報考。也有的是國民黨推薦的，孫天放、彭幹臣的推薦人之一就是老同盟會員管鵬。
孫天放趕到上海時，報名、初試時間已過，非常懊惱。與此同時，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辦的培養文化方面的革命人才的學校——上海大學，是素有“文有上大，武有黃埔”之稱，而在上海大學學習有很多安徽老鄉、同學，著名的有王步文、徐夢秋、薛卓漢，也有許繼慎、曹淵等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反動政府通緝逃亡到上海，正在上海大學旁聽，也被中共推薦報考黃埔軍校。其中天長人、共產黨員胡允恭已報了黃埔軍校，但胡的老師兼黨組織的領導人瞿秋白堅持要胡允恭留下來做學生工作，孫天放得知胡允恭已不去黃埔複試，決定為了革命，冒名頂替，趕到廣州，以胡允恭的名義，改名胡天放報考，被複試錄取，進入黃埔軍校一期第三隊學習。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才又改回原名。孫天放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聆聽孫中山先生講演，擁護聯俄聯共三大政策，立志挽救國家危亡，他選擇加入中共。
1924年11月孫天放畢業，後派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一團(團長何應欽)第三營少尉見習排長。1925年1月，任中尉排長，1926年6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第五十九團少校營長。先後參加了第一、第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
1926年3月，蔣介石轉向右傾，炮製了中山艦事件，5月又推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員跨黨參加國民黨的必須公開身份，並且要求他控制的黃埔軍校和第一軍的共產黨員要麼退出共產黨，要麼退出黃埔軍校和第一軍。在這種情況下，孫天放選擇退出共產黨。對此事，時任《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週刊》記者的胡允恭在後來撰寫的《關於黃埔軍校和中山艦事件》一文寫道：“與此同時，(蔣介石要共產黨在第一軍的跨黨的黨員限期全部撤出)，蔣介石又搞了個企圖分化共產黨的陰謀。他公開發表談話，說共產黨已退出第一軍，如果哪個宣佈退出共產黨，我們就重用他。李之龍聽了蔣介石這番話，就公開聲明，說他願意退出共產黨，接著第一軍的一個副官孫天放也聲明脫離共產黨。”
1927年4月，孫天放因清黨投奔武漢，當時的武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還未拋棄革命面貌，孫天放任第二十六師第七十七團中校副團長，而團長正是著名的黃埔一期的共產黨員蔣先雲。5月武漢國民政府發動第二次北伐戰爭，七十七團開赴河南，經過連續奮戰很快把奉軍逼退至許昌、堰城附近的臨潁。臨潁之戰，七十七團作為二十六師的先遣部隊，負責攻擊北門。而敵人在北門外的三里頭、五里頭、史莊、銀莊一帶就駐有兩個團，挖戰壕據守，有的地方還埋有地雷。當尖兵連前進到史莊八百米處，是一片平坦的麥田，毫無地形掩護，敵火力極強，彈如雨下，尚未衝到二線，尖兵連即傷亡三分之一。蔣先雲立即帶一、三營增援，不幸中彈重傷不治，蔣團長陣亡後，並肩戰鬥的副團長孫天放帶領士氣激揚的官兵繼續猛烈衝鋒，一舉突破史莊。第七十七團首先攻入臨穎城，正面十二師也同時突破守敵，從而取得這場激烈戰鬥的重大勝利。孫天放也因功接替蔣先雲的職務，在戰火中代理團長。當年6月，他因清黨離開部隊避居上海。
1928年2月，孫天放到第三十三軍學兵團任中校副團長，12月任第九十六師上校參謀長，旋因涉嫌共產黨被迫離部。1929年1月出任新編第三旅第五團中校副團長，11月率部兵變失敗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1月出任江蘇省保安處中校科長；次年11月為上校團長。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日軍憑藉其海陸空強大的軍事優勢，妄圖迅速佔領中國最大的經濟都市上海。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0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最精銳的中央教導總隊及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及148個師和62個旅80餘萬人。
會戰初期，江蘇省保安團擔任長江南岸江陰、瀏河地區的江防。後因戰事膠著，主力部隊兵力損耗嚴重，10月11日晚，孫天放團長率江蘇保安團奉命趕至戰場補充八十七師二六一旅，受命為第二六一旅副旅長。八十七師是最早參與淞滬抗戰的國軍精銳部隊之一，此時正在與日寇進行上海市區關鍵屏障大場鎮的爭奪。他決心堅守淞滬之戰的最後防線，痛擊日軍，以身報國。剛剛接收完畢，矮個子陳頤鼎旅長在一片竹林中耐心地給保安團官兵介紹敵情，正說著，傳來大場東面陣地被日軍突破的消息，東面陣地由五二一團防守，情況緊急，陳旅長命令保安團立即投入戰鬥，向日軍側翼發起攻擊。孫天放親自持槍率領全團奮勇衝鋒，與日軍反覆肉搏，終於奪回了五二一團的陣地，大場重又回到中國軍隊手中。但全團經此一仗，大部犧牲，只剩下400餘人。大場四周一馬平川，中國守軍憑藉四周堅固陣地防守，可是敵機狂轟濫炸，槍炮終日不停，守軍傷亡一萬六千餘人，補充兵力四次，經過了七天七夜血戰。後因增援敵軍源源不絕，大場終於失守。
淞滬會戰後，日軍銳氣遭到了重創，其狂妄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和“抗戰必亡”論也徹底破產。
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又打響，孫天放任副旅長的國民黨二六一旅剛從上海撤離出來立即投入南京保衛戰。10日，日軍主力向雨花臺、通濟門、光華門幾處同時進攻，戰鬥十分慘烈。午後，日軍炮火猛轟光華門，城牆被炸開兩處缺口，日軍蜂擁而入，情況萬分危急。陳頤鼎奉命率領二六一旅官兵前往通濟門、光華門增援城牆上的守軍，陣地得以鞏固。至夜，二六一旅挑選敢死隊墜下城牆，將潛伏在城門洞內的日軍及盤踞在通光營房內的日軍全部消滅，光華門及通濟門一線乃轉危為安。11日，日軍飛機大炮猛烈轟炸，工事大部被毀。陳旅長和副旅長孫天放協力同心，率二六一旅餘部頑強抗擊，以慘重傷亡之代價守住了陣地，使日軍未能前進一步。12日中午，日軍像潮水般湧來，友部全部壯烈殉國，雨花臺失陷。陳旅長因與師部失去聯繫，就請副旅長孫天放向鄰旅查詢，孫派聯絡參謀劉平去鄰近的教導總隊馬威龍旅指揮所瞭解情況。劉平回來報告說，增援的廣東部隊第八十三軍已整隊撤離太平門，開往東北方向，馬旅長亦向左側靠攏。陳、孫正副旅長面面相覷，如墜入雲裡霧中。過了好長時間，陳旅長對孫天放說：“天放，勞你大駕，帶上一些人，親自到左翼鐵路附近視察一下吧，瞭解瞭解情況，好下決心。”孫遵囑前往，至13日零時許，自和平門騎自行車回來，告知南京已失守，守軍紛紛向下關撤退。陳旅長只得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還特邀第二六○旅旅團長參加，在決議上簽名，以示大家同負撤離陣地之責，成功撤離。後來才知道師長已在頭一天沒通知下屬部隊就先溜了。南京保衛戰結束了。五天戰鬥過程中，上級未召集過一次會議，未部署過戰鬥方略，未下達過任何戰鬥令或撤退令，可謂是糊里糊塗的保衛戰。孫天放雖率部突圍成功，但面對這種窩囊的悲情敗退，悲憤莫名。
1938年10月，孫天放任江蘇省保安處上校高級參謀。
1939年12月晉升陸軍步兵上校；次年1月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蘇北遊擊總指揮部(總指揮韓德勤)副總指揮，11月任江蘇省保安處少將處長；1941年考入陸軍大學參謀班；1944年10月任江蘇防空處少將處長。
1945年，孫天放任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並以八十九軍代軍長身份出席對日受降儀式，次年1月任江蘇省保安司令部中將副司令，蘇州警備司令，任內繳捕湖匪漢奸胡肇漢的人槍。內戰爆發後，孫天放誓不沾手同胞鮮血，故稱病退役定居鎮江市。
1949年初，孫天放在滬以等候張治中北京和談為由，拒絕闔家去臺灣。6月，江南解放，孫天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登記身份，8月被作為國民黨戰犯解送蘇州解放軍教導團學習，1950年轉押北京功德林及秦城監獄等“戰犯管理所”，1951年被當地人民政府以反動軍官身份處決（有的資料說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槍斃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江蘇省人民政府宣佈孫天放為錯殺，無罪平反。（柴昭寧：《黃埔一期的蚌埠人- 孫天放》，淮河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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