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所以求，因而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右主因。
心是九竅的主管，君主是五官的領袖。凡做善事者，君主應給予賞賜；凡做壞事者，君主應給予懲罰。君主要根據臣下的政績來決定任用，斟酌情況給予適當回報，這樣就不會勞神。聖賢的君主這樣做了，所以受到臣民稱讚。只要能遵循客觀規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根據所求而給予，會使對方喜悅至極。對臣民而言，雖無玉帛等貴重之物，君主的勉勵也如同賞賜。以上是君主因人治國的原則。
2
在所有的資源中，人才是最寶貴的一種資源。作為統御者，能做到“人盡其才”，事業才有希望。但是，人事安排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需要花費精力去研究。
春秋時的伯樂是相馬的專家，一次，伯樂受楚王的委託去購買千里馬。他跑了好幾個國家，都沒有發現中意的好馬。一天，他看到一匹馬拉著鹽車，很吃力地在陡坡上前進。伯樂走到跟前，只見馬突然昂起頭，瞪大眼睛，大聲嘶鳴。伯樂立刻從聲音中判斷出這是一匹難得的駿馬。
伯樂對駕車的人說：“這匹馬如果在戰場上馳騁，任何馬都比不過它；但用來拉車，它卻不如普通的馬。你還是把它賣給我吧！”駕車人覺得這匹馬骨瘦如柴，不可能是好馬，就同意了。伯樂牽馬來到楚王的宮殿，楚王一見馬瘦得不成樣子，認為伯樂愚弄他，很不高興，就說：“這馬連走路都很困難，能上戰場嗎？”伯樂說：“大王，這匹馬只要精心餵養，不出半個月，一定會恢復本來的樣子的。”果然，這匹馬後來跟隨楚王征戰沙場，立下不少功勞。
自古以來，人才就像千里馬一樣，必須有伯樂的賞識才行，有才之人不遇聖明君王也就不能發揮其用。才能不被明君賞識，這是很讓人扼腕嘆息的！有才之人不被任用，因而不能發揮作用，這是王之不明。實際上有才之人一旦被任用，所發揮出的功用不止是一人之幸。君王啟用人才一定要善始善終，只有如此，國家民眾才能長久受其功益。
3
春秋時代，齊桓公不計前嫌，任用管仲為相。管仲認為君主要創建霸業，首先要能識賢、用賢，要防止小人對君主的蠱惑。他建議齊桓公起用隰朋、甯越等五個人，同時懸榜國門，號召國人獻計獻策，招納四方誌士。在管仲的協助下，齊桓公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漁業，逐漸使齊國富強起來，為稱霸諸侯奠定了基礎。
相反，戰國時有個楚懷王，起初任用屈原這樣的忠臣，國家治理得很好，但他未能善始善終，後來信任奸臣，國家一天不如一天，正如屈原在《離騷》中說的：“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史記》中司馬遷感慨說：“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管仲、屈原都是匡世濟時的良才，但由於遇到不同的君主，命運也有天壤之別。人處於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觸。優秀的人懂得辨識英才，與他們接近，向他們學習，從而提升自己。作為領導者、統帥，識人辨人，因才授職的能力顯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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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領導者不能合理安排人事，事事親臨，難免分身乏術，窮於應付，這樣也不利於最大限度地調動眾人的積極性。諸葛亮為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到後人的敬仰，但他“事必躬親”的做事方法，也曾遭到後人的批評。劉備託孤時，交代諸葛亮在成都輔劉禪主政務，讓李嚴屯永安拒吳並主軍務。諸葛亮秉政，本應充分發揮好李嚴等人的作用，然而“事無鉅細，必躬親之”。惹得李嚴不高興，兩人矛盾日益加深。
後來還親自抓起了運糧事宜，耗費了無數精力。不善授權，終將累及自我。五丈原對峙，曠日持久，士兵中有些鬆懈，確需整頓軍紀，本應授權眾將管理部屬，可諸葛亮卻是罰二十杖以上，皆親自處理，忙得沒日沒夜。司馬懿聽說這些情況後斷言：“亮將死矣。”果如其言，不久，諸葛亮就累死在陣前。
領導者應該選賢任能，適當授權。以眾智為己智，善取下級之智慧以臨天下，這才是以智慧臨下的“智臨”。既不是事必躬親，又並不脫離民眾，這才是無過無不及的“中道”。
5
漢高祖劉邦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可以說是善取臣下之智以臨眾的“大君”了。善於任用剛健能為的大臣，輔助自己君臨天下，這正是“大君”的明智之處。
一個優秀的統帥，在對人才委以重任的同時，也要適當加以控制。基於中國官文化的傳統，一個人有了權力，若其道德修為較低，又缺少一定的監督管理機制，就很容易被不良環境侵蝕腐化，成為危害國家和民眾的“碩鼠”。在當今社會，把居上位者置於民眾的監視之下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這樣才可以避免他們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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