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長葛市區，人民會堂算是年紀最大的一棟房。”
“事實上，人民會堂和長葛市區同齡。1958年會堂開建時，整個市區一眼就可以看遍，從南看到北都是平地。”
“那時沒有電視機，很多人就把人民會堂的舞臺當成了‘電視’，會堂也是長葛縣城最早的‘電影院’。”
“人民會堂已陪伴了至少三代長葛人的成長。”……
在市區八七路上，有一幢與長葛市區同齡的老建築，這便是人民會堂。或許是因為人民會堂近60歲的“年紀”，長葛人喜歡叫它“老會堂”。
提起老會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記憶。影迷會回憶起那裡放映過的電影，戲迷會哼起那裡演出過的戲曲，食客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想起的是會堂門口的餃子館。
事實上從1960年建成算起，人民會堂已陪伴了至少三代長葛人的成長。
“60年前，會堂所在的整個八七路周邊區域，才是長葛的‘新區’。”
從八七路建設路口向西走，用不了一分鐘就能看到會堂，和旁邊的20層居民樓比起來，會堂北側牆面上泛黃的瓷磚與“人民會堂”四個大字頗具年代感。
從建成起，帶著鮮明時代風格的人民會堂便是八七路上最具辨識度的建築。
會堂的年代感來自於它建成的年代。“現在的長葛市區，人民會堂算是年紀最大的一棟房。”談起會堂的過去，會堂管理處經理王保憲笑著說。
事實上，人民會堂和長葛市區同齡。1958年，隨長葛縣委計劃從老城鎮遷往和尚橋鎮，會堂開始破土動工，那時整個市區一眼就可以看遍，從南看到北都是平地。
“現在說起長葛的新城區，大部分人第一反應會認為是葛天大道附近的新區，但在60年前，會堂所在整個八七路周邊區域，才是長葛的‘新區’。”說起會堂，從王保憲的語氣中能聽出滿滿的自豪感，“那時，咱長葛人管剛完工的會堂和同樣位於八七路上的縣委縣政府、公檢法部門、武裝部、財貿大樓和縣中學叫‘六大家兒’，那時這‘六大家兒’就是長葛新縣城的象徵。”
“當時的‘六大家’都是用‘滎陽磚’‘新鄉瓦’蓋的。”王保憲說，“說實話，開始我也不知道，還是1991年因為漏雨翻修屋頂時，才發現屋頂的大瓦上全都有‘新鄉’倆字。”
剛用紅磚紅瓦建成的“六大家兒”，和剛用紅石子鋪設完的八七路構成了60年前長葛最初的城市模樣。
“1992年，就在這舞臺上，有一場演出，賣票賣出了3萬多元！”
人民會堂坐南朝北，從面朝八七路一側的入口進入會堂，你會發現自己站在總面積1300平方米的會堂大廳是後方。此時向前看，正前方的舞臺一覽無餘。
從1960年落成開始，這片舞臺上的人來來去去，留下了各種聲音。仔細聽，這裡有關於長葛發展事項的討論聲，有戲曲聲和電影片尾曲聲，也有臺下觀眾的叫好聲。
今年77歲的高國珍曾在會堂裡工作了20多個年頭。在他看來，1982年到2000年，是屬於會堂舞臺演出的時代。
“那時沒有電視機，很多人就把會堂的舞臺當成了‘電視’。”高國珍回憶，“對那時的觀眾來說，一場接一場演的‘大本頭戲’就是當時的‘連續劇’，要是來的表演團裡有明星，那簡直比過年還熱鬧！”
群眾們的觀看熱情，給當時的會堂管理處帶來了巨大經濟效益。“1992年，就在這舞臺上，有一場演出，賣票賣出了3萬多元！”高國珍說。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俄羅斯團的演出，名字叫莫斯科輕音樂團！”提起這場演出，高國珍至今仍十分興奮。
“那年聽說河南有國外團在巡演，我們管理處就盤算著把他們請到長葛來演一場。”高國珍回憶，“過去長葛哪兒來過國外表演團啊，當時我和主管業務的副經理先看了他們的演出錄像，感覺不錯，就準備和他們籤一場演出，但大家都沒想到對方一開口就要價兩萬！”
“說實話，兩萬有點多。”高國珍回憶，“不客氣說，那時幾萬元是很大一筆錢，所以我們沒有立刻籤合同。當時聽說他們在獲嘉縣演出，我就決定實打實看一場，看看到底他們的節目咋樣，值不值兩萬。”
抱著實地觀察演出效果的心思，高國珍去了一趟獲嘉縣。回到長葛時，高國珍心裡已有打算：“實地看到節目後，我感覺咋說也得把他們請來演一場。一方面有外國人這個噱頭，另一方面節目確實不錯。”
趕早不趕晚，從獲嘉縣回來後，高國珍立刻叫齊了會堂管理處的同事，開會討論票價。“當時我們把票價定在了30元一張。”高國珍說，“這個價格挺冒險的，但畢竟演出費要兩萬，我們考慮每張30元，只要能賣出700張票就不虧，按我們平時的上座率，這個票數還是很容易達到的。”
實際賣出的票數遠超高國珍和他的同事們的預期。“具體票數我現在記不清了，但肯定超過了一千張。”高國珍回憶，“現在想想都感覺不可思議，當時許昌春秋大劇院也組織了這個團的演出，但他們卻剛剛顧住本錢。”
“當時看到票越賣越多，我都想再跟他們籤一場演出合同。”高國珍笑道， “不過我們也只敢讓他們演一場，因為出場費太貴了，賺起賠不起。”
“人民會堂是長葛縣城最早的‘電影院’。”
人民會堂舞臺中心，有一塊麵積幾乎等於整個舞臺背景的幕布，正對幕布的是放映室裡兩臺透過小窗戶露著頭的電影放映機。
走過一段樓梯進入會堂二樓的放映室，便能看到透過小窗戶向大廳露出頭的兩臺電影放映機。
舞臺上的幕布與放映室裡的兩臺電影放映機代表了會堂的另一重身份——電影院。
“其實這裡是長葛縣城最早的‘電影院’。”高國珍告訴小編，“我記得1961年時我就在這兒看過電影，當時我18歲，在縣一高上學，趁著晚自習沒課跑到會堂看了一場電影。”
那時的高國珍不會想到，自己之後會在電影管理站工作。“說起來當是電影管理站還沒改成電影公司，立體聲電影院也還沒建，當時的電影管理站的工作地點就是會堂。”高國珍回憶說。
正是這段電影管理站的工作經歷，讓高國珍對20世紀60、70年代電影的火爆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讓他津津樂道的是1972年《賣花姑娘》的放映。當時30歲的高國珍在縣電影管理站負責會堂的電影放映。
“當時正趕上正月十六，有不少人推著架子車跑來看。當時為了維持秩序，就連我們管理站農村電影放映隊的同事都叫回來‘把門’了。”高國珍回憶說，“當時片子需要去許昌取，要放映幾場需要按照許昌的安排來，所以雖說場場滿座，還是隻放映了七場，要是繼續放映下去，我敢說還能場場滿座！”
“場場滿座”四個字高國珍說得極有底氣，他的底氣不止來自於那個年代觀眾們對劇場演出和電影放映的熱情，也來自於那時會堂員工的工作熱情。
“比如說售票，平時我們的售票員工資就和賣出的票數掛鉤，而每次接到大型團體演出時，我們會讓大夥兒‘輪流售票’。”高國珍回憶說，“當時我們會把職工分成一個個四人小組，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想方設法把這一整場的票賣出去。”
“1992年長葛市豫劇團的《天下第一難》在會堂上演時，我們採取的就是用著這種方式在組織售票，我記得當時我們連演23場，場場爆滿，還引發了街頭巷尾的許多討論。”高國珍回憶說，“按當時的說法：‘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
1998年最後一次改造後，已近“不惑之年”的會堂似乎重新煥發了活力
要說會堂什麼設施佔據了大廳內最好的位置，答案毫無疑問是觀眾席。在舞臺和電影放映室之間，1025個座椅整齊分佈，無論站在大廳哪個角度，你都很難忽略佔據了會堂大廳中八成面積的它們。
一排排襯著灰色布的軟座椅整齊排列，宛如聽到立正口令的閱兵方陣。
“現在會堂大廳裡的這批座椅，是1998年會堂最後一次改造時安裝的，一共1025個位置。”王保憲告訴小編，“改造前，大廳裡的椅子是木板活動椅，那時椅子的數量還要更多，有1760個。”
王保憲告訴小編，在建成以來的近60年時間裡，會堂經歷過2次大改造。
“說起來兩次改造都和這些椅子有關係。”王保憲說，“頭一次改造是在1976年，那次改造主要是把大廳裡一排5個座位的普通長木椅換成了椅面可以收納的活動單椅；第二次改造就是1998年的那次。”
“現在的舞臺是1998年改造後的舞臺。”王保憲回憶，“之前舞臺要靠後一些，那次改造我們減少了近700個座位，把舞臺往前伸了17米。”
王保憲回憶，1998年那次改造除改造舞臺外，大廳內原本的吊扇換成了水晶吊燈，並裝上六臺空調，牆面隔音也重新做了設計。改造完成之後，已近“不惑之年”的會堂似乎重新煥發了活力。
“後來年輕人都喜歡去錄像廳，因為錄像廳價格便宜、時間還自由，再後來網吧一出現，會堂更是無人問津了。”
儘管看起來煥發了活力，但年紀越來越大的會堂終究沒能跟得上時代步伐。從2000年開始，在電視、互聯網潮流一波接一波衝擊下，會堂電影和節目的演出越來越少。“過去因為沒有電視，大夥兒都願意來看電影，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電視越來越普及，會堂電影就沒啥人看了。”王保憲嘆息道，“那些年年輕人都喜歡去錄像廳，因為錄像廳價格便宜、時間還自由，再後來網吧一出現，會堂更是幾乎無人問津了。”
“不光節目越來越少，2000年之後還出現了好幾次會堂要拆掉的規劃，職工們個個人心惶惶，心勁兒也慢慢散了。”王保憲回憶，“大概從2004年開始，會堂再也沒接到過表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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