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治學，就是從事於研究學問。研究學問應當採取什麼步驟，利用什麼方法，才能做到精的地步，並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發現，有所發明，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關於治學的方法，前人講過很多，各有所見。現在，我根據個人治學的一點粗淺的體會，結合目前的情況，陳述幾點意見，供同志們參考。
對學術有所建樹，做出成績來，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青年同志不必自卑。可是要腳踏實地，更要虛心，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實實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荀子講：“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就是說，積蓄得深，才能有成就；見識窄狹，讀書不專，基礎薄弱，積蓄不厚，華而不實，那就不能多有貢獻。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 第一個問題，治學要有根基
比如研究古代的歷史、語言、文化各有些專門的書籍要讀，但是無論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須有廣博的知識作根基。根基不好，就處處感覺困難，所謂資之深，才能左右逢源。現在一般講“基礎”，我說“根基”，就是要有根底，要有基本知識。基本知識，包括一般的基本知識和專科的基本知識。
從一般的基本知識來說，我認為有古漢語知識、書籍知識、歷史知識三個方面是比較重要的。以下分別來談談。
一、古漢語知識。要利用古代書本知識，通曉古漢語是非常必要的。讀古書，就不能不知道古字、古音、古義、古代語句結構，以及古人用詞表達語義的方法。這是基礎知識。中文系的同學必須具備文字學、音韻學的基本知識。歷史系的同學要研究先秦史，當然也需要具備這些知識。儘管有的大學分語言、文學兩個專業，而文學專業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就談不到真正理解古典文學作品。如果是學習歷史的，不能讀一般的古書，只能依靠一些《史記》、《漢書》的翻譯節選本，那是絕對不行的。你必須自己能理解原文。怎樣掌握古代漢語，我認為有兩點要注意。第一要讀文，要多讀、熟讀、反覆讀。古人的文句，脫離不了它的語法結構，儘管用了些古代詞彙，可是在語法結構上，跟現代漢語一致的多，不一致的少。古人行文精賅，講究篇章組織，要求文句生動、簡練明瞭。如不反覆讀，你就不瞭解它的詞義的配合，上下句的聯貫，語氣的轉折。反覆讀，才能逐漸領會它的意義。即使學了一點文字、音韻知識，不熟讀原文也還是隔了一層。感性知識豐富了，才能提高到理性知識。前人講究背文，現在我們不提倡背誦，要求熟讀，熟讀可以成誦。古代一些大文學家，對一些名著都反覆念，念得非常熟。至今還有學者能背《漢書》，這很受用。第二，讀的當中要比較古今異同，跟現在相同的地方可以不必管，要注意和現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就把要了解的面縮小了。凡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詞彙、語法、詞義等各方面，都要跟現代漢語比較。（比較的方法非常重要，下面還要提到。）
其次談談書籍知識。我們要初步瞭解歷史上存留下來的書籍，有哪些內容，這是比較淺近的。前代就有所謂目錄之學，這是中國所特有的一門傳統學問。我們的古本書多得很，所以，自古就有書的目錄。最早是漢代劉歆的《七略》。他的父親劉向曾校訂官府收藏的古書竹簡，劉歆繼承父業校書，編了一個目錄，就是《七略》。《七略》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類。前面有一個總述“輯略”。這部書現在沒有了。但很多內容保存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裡。《漢書•藝文志》繼承劉歆《七略》的目錄，又增加了一些他看到而劉歆沒有注意到的書。每種書都登載了書的時代、作者、篇數。到南北朝時，也有人編寫了很多公家或私家的藏書目錄。唐人修的《隋書•經籍志》（歷代正史裡大都有書籍的目錄，或叫“藝文志”，或叫“經籍志”），修的特別好，首次使用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它不僅紀錄了當時能見到的書，還把一些當時雖不存但前人目錄書有記載的書，也記下了書名、作者、卷數。這是很有用處的。到清乾隆年間，就有了《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編纂，對保存中國歷史文獻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館閣大臣為乾隆翻閱書籍的方便，在每部書前加一個浮簽，上面寫了這本書的作者、內容等簡短的提要，到後來編輯整個目錄時把它登載進去，而且搞得更加詳細，這就叫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籍有提要，始於宋代。宋代有兩個大藏書家，一是南北宋之間的晁公武，有《郡齋讀書志》，一是宋理宗時的陳振孫，有《直齋書目解題》。他們都是把自己的藏書編成目錄，而且寫出內容提要，或稱題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每種書都介紹卷數、內容、作者的簡歷和後人對此書的評價。這些評價雖不一定對，但可以使讀者初步瞭解書的內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分類，是以“經、史、子、集”為大類，每一類中又有許多小類。這樣，目錄書由只記書名、作者、篇數、卷數，發展到書的內容、作者、篇數、卷數，發展到對書的內容、作者都有說明，這是目錄書的逐漸加細。這部書比較大，我們可以翻閱簡單一些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它除了一些只有“存目”的東西不登外，其他部分均有簡明的提要，篇幅小，好翻閱。求其次，可以翻閱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它是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分類編的，少有變動。它很有程序，重要的書頂格寫，記出卷數、作者，並且指出版本，註明善本（善本指錯字少、卷數足的本子），但沒有解題；某一書跟它類似，而是次要的，就低一格來寫；幾種書性質相近，就在書名後打一個符號“∟”。這個符號很重要，表明這幾種書同一類別。後來，只有貴陽書院的刻本保留著這個符號，別的刻本都丟了。近人範希曾作《補正》，就是根據這個版本，並作了增補。這些目錄書，大家可以選看。至於正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則可幫助我們瞭解書籍流傳的歷史、佚失的時代。《明史•藝文志》最為簡略，它只登本朝人寫的書。如果我們不做專門考察，只是一般瞭解書籍的分類，應當看哪些書，到哪兒去找材料，目錄書給我們的這點知識是很容易吸取的。
另外，有些工具書，也是做學問要經常應用的。如講歷史，現代有些歷史年表，很方便。比較全一些的如翦伯贊等編的《中外歷史年表》，既有中國歷史的記事，又記載了同一年內別國的重要事情。這是按日本人的方法做的。你研究某一時代的歷史，也有些前人作的年表，如清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
還有字書、辭書，也是我們要經常翻翻的。比如有一個佛教名詞不懂，就可以查《佛教大辭典》。對一個典故不懂，不知出處，可以查《佩文韻府》。它是按要找的那個詞的下一個字依韻排列的，找到下一個字，就可查到你要找的詞。相似的還有《駢字類編》。詩詞裡有的特殊詞彙不懂，可以看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現在還有人做了一些索引，如你要研究杜甫的詩，不知杜甫的這句詩出在哪一篇，有《杜詩引得》；要查晉朝一個人的事蹟，有《晉書索引》。日本學者也編有許多古書索引。
此外，還有類書，類似現在的《百科全書》。常用的類書如《太平御覽》，它對校訂古書就很有用，其中引了許多古書跟現在的本子不一樣。因為它根據的是寫本，時代早，文字上有很多地方勝於現在的傳本。另外，還有一些綜合性的專書，你要查某一類事時，可以到裡面去找。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排比在一起，加以敘述，很方便。比如你想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經濟、軍事等問題，可以看“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想看古代小說，有宋人編的《太平廣記》五百卷，唐代的傳奇小說也都在裡面了。要了解古代建築，有宋人李誡《營造法式》。有關農業的，可看元王禎的《農書》；有關碑刻的，有清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文字補正》；有關植物的有清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還有如《全唐詩》、《宋詩鈔》等詩歌的總集。這些綜合性的書很重要。
至於如何掌握歷史知識就不用再多說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都應抽時間讀兩本，這也是為學的根基。有了這些根基，你才能從事各方面的研究。
● 第二個問題，為學要有次第
或者學文學，或者學語言、歷史，都要有一個先後次第。專攻某一門學科，也要先讀有關的基礎書，然後兼及其他。如從事語言研究，語音學就要先學好，要會發音，會用音標記音，這是必要的一個次第。從事文學研究，文學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個次第。關於語言文字，就得先看《說文解字》，然後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歷史，應先從通史入手，再進行斷代史研究。
這裡，要格外提出的是：第一，如果向專門方向發展，先要認真把一兩部書讀好。不讀書是當今通病。束之高閣，不念，或者只念兩篇、三段，那有什麼用處？《詩經》只念《伐檀》、《七月》、《碩鼠》，那離懂《詩經》還差得遠呢。要研究文學，就得先讀《詩經》，然後讀《楚辭》，讀魏晉南北朝的五言詩。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第一步就要把《詩經》全讀了。認真念好這部書，受用無窮。一直到清人，還在用《詩經》呢！它是最早的一個詩歌總集，後代都受它的語言詞彙各方面的影響。所以，應該把一、兩本書讀好。研究《楚辭》，只念一兩篇如《哀郢》、《東皇太一》、《湘夫人》，那不行，你得先把《離騷》念好。不讀書，空談，學術大門就沒法進去。
第二點，研究文學，僅讀選本不行。選本的用處是幫助瞭解歷代文體的發展，不同作家作品的風格，但是研究某一作家，還要讀他的全部作品。如研究杜詩，就有仇兆鰲《杜詩詳註》；研究李白，有王琦《李太白全集》；王維的有趙殿成《王右丞集註》。應該先讀選本，瞭解概貌，然後進一步讀全集，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以上講的就是為學要有次第。
● 第三個問題，為學要靠平日積累
讀書必須手勤眼到，隨看隨摘記。平日的功夫非常重要。專門從事某一學科的研究，要把有關材料隨手記下來，即使是不屬你研究的學科，你覺得有興趣，或許以後用得上，也要記下來。凡是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都注意平日的積累。如果手懶，憑記憶，那是不行的。隨手札記，可以廣泛記錄，然後再集中起來，根據不同的目的分類存放。逐步做到以時代先後為序，做上記號，給以時代標誌，最後整理起來就容易多了。書名、卷次、頁數一定要同時記下來，以後用時可以核對原文。現在的雜誌上的文章也要記。同時，要多作讀書筆記。可以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樣，作一個提要。通過這種練習，對幫助我們逐漸領會全書的內容，大有好處。還要練習寫作。現在許多人寫出東西來文字不通，就是因為平時缺乏練習，練習寫作，不必要老師出題目，自己經常作讀書筆記，或長或短。古人有很多著名的書，都是由筆記札記而來的。如顧炎武的《日知錄》，就是平日唸書積累材料，最後用一個題目綜合起來，加以說明評論。或是把歷史淵源、演變沿革寫出來，也很有用處。如宋代王應麟的《困學記聞》，就是很好的筆記，這些書可以看看。日本有一位有名的漢學家帶研究生，讓學生第一部書念《日知錄》，因為《日知錄》內容非常廣泛，歷史、文學、典章制度各方面都有，足見他是很有眼力的。我希望同志們也能在筆底下天天有“日知錄”。我認為教師要指導同學有目的地去看書，同時教他們做札記，博覽有關材料，慢慢積累起來。心中有了些問題，或者發現了哪方面有價值的資料，就可以寫一篇短文以至一篇論文。
● 第四個問題，注意從蒐集材料入手， 然後進一步參互比證
研究某一問題，有時有好多同類材料。同一事實，不同的書可能有不同的記載。比如研究歷史，可先看正史，次看別史。關於制度，可看《三通》。《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史，它是根據很多歷史材料綜合編寫而成的。有的錄原文，有的加以簡化，有的加以考證。假如一個年代，正史寫的二年，《資治通鑑》寫的三年，這就要參看其他有關的材料如筆記、雜書、金石文字之類互相比證。
正史裡記載某人事蹟往往很簡略，某人文集裡寫到某人的傳記，或者有給他寫的墓誌銘，記了這個人的生年卒年和一生經歷官職，因為是當代人寫的，往往比較正確真實。當然也有些不可信的“諛墓文字”。（本來這個人惡行多端，他的兒子請別人作墓誌銘，別人就不好把他罵一頓，只好說他有什麼功績、德政。這就是“諛墓”。）但一般歷史事實、年代、往往不錯。另外，某人事蹟還可能記在方誌裡，如縣誌、府志、省志，這些都是可以參考的材料。
方誌的材料很豐富，不僅記載當地的山川地理、風習人物和物產，而且還有關於語言的材料。有些方誌對當地特有的詞彙、說法，都有記錄。有的還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證，如廣東《肇慶府志》就非常好，記載當地方言非常細緻，而且有注。當然，利用它還要和現在活的口語相印證，音義才能搞準。
又如，古代講山川地理的書很多，如《太平寰宇記》，把宋代的地理山川，分地方區域記載，這是考查地理的重要材料。有些問題牽涉到歷史地理，現在還沒有一份翔實、完整的歷史地圖。使用過去一些歷史地圖時，還須考證核實，把它和今人畫的地圖相比證，你才能瞭解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原來是哪裡，現在是哪裡；古代什麼戰場，應在現在什麼地方。由此看來，研究任何問題，都須蒐集很多材料對比一下，要經過考證，經過一番思考，根據各種材料來斷定。
清人提倡考證，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尚書》裡的一些詞，可同金文相印證。王國維有《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一些常用的成語，從《詩》。《書》的比較中確定它的意義，就能解釋很多前人沒有講通的詞語。清代王引之有《經義述聞》，是解釋經書文辭的意義的；他還有《經傳釋詞》，是專門解釋虛詞的。如“終”字見於《詩經》，有“終風且暴”（《邶風•終風》）、“終溫且惠”（《邶風•燕燕》），古人講不出來什麼意思；他加以比證，把有“終”字的句子列在一塊，然後才看出“終”字當“既”字講。近人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把詩詞曲中一些特殊的詞比列在一起，唐詩、宋詞、元曲中凡是用這個詞的都列在一起，從上下文意觀察這個詞的意義。一個、兩個、三個例句都講通了，然後確定這個詞應當怎麼講。或者這幾個例子是這個意思，另外幾個例子是另一個意思，就確定這個詞有兩方面（或多方面）的意義。這是一種比證。總之，研究問題，離不開比較。
比較是知識提高一步的必然方法，是引導我們深入思考的一個最好辦法。有些問題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比如前面說的“三年”還是“二年”的問題。你只有經過比較才能發現異同，然後加以考證，才能有所發現。比如研究《詩經》，有的漢學家認為“毛傳”、“鄭箋”最好，要根據它來講明《詩經》的意思。清人陳奐，用三十年作了一部《詩毛氏傳疏》，用力很勤，也很有成績，但他拘守“毛傳”，不敢以“鄭箋”破“毛傳”。同時，還有齊、魯、韓三家詩，他也不管。這樣拘守“毛傳”講《詩經》，有些地方怎麼兜圈子也講不通。另一個有名的學者馬瑞辰寫的《毛詩傳箋通釋》，不僅解釋“毛傳”的意思，同時把“鄭箋”同“毛傳”相比證，不拘守“毛傳”，破了這個家法。更高明的是，他還參照了“三家詩”的文字。“毛傳”的這個字，用通常的意義講不順，“三家詩”可能是另外一個字，兩個字聲音有關，用那個字就講通了。因為古人學習，最早是口耳相傳，到漢時才有人記下底本。“三家詩”的說法和文字，跟“毛傳”不完全一樣。馬瑞辰既能通釋“毛傳”、“鄭箋”，又能利用“三家詩”來說詩意，這就比陳奐高明得多。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悟到：治學要善於參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證，經過考釋，而後作出決斷，那才是真正有所得，我們要注意這類書的考釋方法。
● 第五個問題，講講治學態度
治學態度似乎與方法無關，其實不然。態度不正確，就影響學問不得前進，所以也需要附帶談一談。概括來說，有以下幾點：
一、態度要認真，不可粗魯。即使是一個概念，一個名詞，也要弄清楚，使字字落在實處。
二、重觀察，重實證，不能憑空懸想，滿足於一知半解。
三、重分析，要實事求是。人云亦云不好，要從各方面進行深入的思考。
四、重精審，要切磋，不墨守成規，不蔽於自見。不要自以為是，拘守一家之說，不肯接受新的學說見解，把別人的是處拒之於千里之外。清代學者非常注重切磋，朋友往還，互相研討，很重視學術的科學真實性。每個人都有長處，要善於吸取，不能“文人相輕”。
五、重條理，避免駁雜。寫出東西，不要急於發表，可以放一段時間來修改。多了的就刪掉。有人寫文章很長，說來說去，其實，就那麼一點意思，要言不煩，豈不更好？不肯割愛，必然拖泥帶水。唯其能割愛，少而精，人家才愛看，才能從中得到教益。因此，希望大家多寫短文，不要寫不必要的長文。
以上五個問題，內容很平淺，只是個人的一點體會，僅供參考。
（本文原刊《文史知識》1981年第5期）
周祖謨，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言學會常任理事、中國音韻學會名譽會長。主要著作有：《廣韻校本》、《方言校箋》、《漢語詞彙講話》、《問學集》等。
文
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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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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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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