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弟弟、大文豪周作人一生有兩段公開的“絕交”，其中一樁是與兄長魯迅，另一樁則是與高徒沈啟無。
沈啟無生於1902年，江蘇淮陰人。他是詩人，學者，還與俞平伯、廢名、江紹三人被並稱為"周作人四大弟子"。
能被列入周作人“四大弟子”，一來表明沈啟無是才學過人之輩，二來可看出他與周作人的關係必定非常親密。
的確，早年沈啟無與周作人的關係非常密切，師徒二人感情極其深厚。
沈啟無對周作人很是崇拜，周作人在燕大教授“新文學”時，兩人便相識了。周作人對沈啟無也較別的學生特殊，他自己曾公開說道：
“別的學生在畢業以後再有來信，“或為朋友關係，不能再說是師徒了。沈揚則可以算是例外。他所弄的中國文學一直沒有出於我的國文之外”。
言辭中不難看出，周作人對沈啟無的格外看中。對於師徒兩早期的關係，熟悉周作人的日本作家木山英雄曾說:“他(沈啟無)是周作人喜愛的弟子。”
1933年版的《周作人書信》中，收錄的周作人與沈啟無書信就多達25封。周作人在課堂上講授各時代“散文”的其中一個“選本”還是沈啟無為之編選。
而在沈啟無編選的晚明小品選本《近代散文抄》中，周作人還親自為該書寫了兩篇序言。
但這樣的師徒兩卻在1944年3月23日突然公開絕交了，這天，周作人在《中華日報》上看出來一則《破門聲明》，這則《聲明》上寫到：
“沈楊即沈啟無，系鄙人舊日有受業弟子，相從有年，近來言論不遜，肆行攻擊，應即聲明破門，斷絕一切公私關係，詳細事情，有必要再行發表。”
《聲明》中的“破門”二字，取自日本，意為“逐出師門”。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則聲明與1923年周作人寫給兄長魯迅的絕交信都極其類似。
魯迅與周作人最後一次同框
通常情況下，反目的人就都是敵人了，周作人與絕交後的魯迅是如此，他與高徒沈啟無亦是如此。
周作人對待敵人從來不會心慈手軟，這點從錢鍾書的老師溫源寧早就說過了，他曾在評價周作人時直言不諱地說：
“他（指周作人）難得介入各種是非，但是，一旦介入，擋在他道路上的那個人就該倒黴了！他對敵人的打擊快而準。”
事實證明，溫源寧的話相當精準。
刊發這則《破門聲明》後，周作人通知了日本“文學報國會”。隨後，周作人還緊接著在當年4月10日的《中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講述他與沈啟無關係的長文。
這篇長文柔中帶剛，看似並無指責之詞，卻直將沈啟無的忘恩負義以極其巧妙的方式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這場風波的起因看似是因為一場誤會。
1943年8月，一位名叫片岡鐵兵的日本作家在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發言，稱周作人是“反動的老作家”，只會“玩玩無聊的小品，不與時代合拍”云云。意思是：周作人這樣的老作家是沒有多少價值了的。
當時，沈啟無正以“華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
偏偏回國後，沈啟無以“童陀”為筆名寫了一篇雜文發表在《雜誌新編》上。文中曾有這樣的字句：“辦雜誌抓一兩個老作家，便吃著不盡了”,“把應給青年作家的稿費給老作家”。
沈啟無
這話與日本作家片岡的話幾乎完全一致，周作人是弄文字的人，文字工作者的想象力和聯想力多半也極其豐富，聯想加想象運作後，周作人似有恍然大悟的意思，他認為：不懂中文的片岡鐵兵那番話定然是受了沈啟無挑唆所致。
這樣一樁事竟成了周作人將沈啟無逐出師門的由頭，這樣的結果，沈啟無斷然無法接受。隨即，慌亂的沈啟無連忙解釋說這一切與他無關，純粹是恩師想多了。期間，片岡鐵兵還寫信證明他說的話與沈啟無無關，連相關人士武者小路實篤也出面道歉了，可週作人卻始終未收回成命。
鐵證面前，周作人卻不願意相信弟子的“無辜”。這顯然不是因為周作人心中“懷疑種子”發了芽或者腦子不好使，而只能表明：周作人僅是藉此將沈啟無逐出師門罷了。
既然是藉口，本又是說不清的事情，況且理論上講：周作人把這些蛛絲馬跡串連起來之後所做的推理很難推翻。這樣一來，事件的主動權自然也就掌握在找藉口的人的手上了。這種情況下，抱定了要逐沈啟無出師門決心的周作人，又怎會“相信”沈啟無的話繼而“原諒”他？
答案自然是不會。
周作人不僅不會原諒沈啟無，反而開始繼續借著這一由頭變本加厲地對付沈啟無。周作人的決絕、狠辣，絲毫不亞於21年前與魯迅絕交時。
《破門聲明》、刊髮長文後，周作人開始通過整個文化界封殺周啟無。以周作人的影響力，要封殺一個名氣尚不那麼高的弟子自然易如反掌。
經周作人給各方打招呼後，才華橫溢的沈啟無竟到了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的地步。
萬般無奈之下，沈啟無只好投奔作家、張愛玲丈夫胡蘭成，去辦《大楚報》。後來即便與胡蘭成爆發經濟糾紛，因為無處可去，他也只得忍氣吞聲。
如果說，周作人對魯迅有些恩斷義絕的意味，他對沈啟無則多少有點趕盡殺絕的意思。
周作人何以會對昔日自己曾最喜歡的弟子如此呢？答案還得從八道灣說起——
1939年元旦這天，在魯迅與周作人曾經共同的家：北京八道灣11號，突然傳來了槍響。而這兩聲槍響，正是周作人與沈啟無裂縫的開端。
那天早上9點左右，沈啟無來八道灣給恩師拜年。周作人在西屋客堂中接待了高徒，正在兩人相談甚歡之時，工役徐田對周作人說有人求見，來人還自稱是天津中日學院的李姓學生。
周作人向來好客，於是他沒多想便吩咐請人進來。
周作人萬萬沒想到，這個所謂“李姓學生”竟是刺客。“李姓學生”進屋後，只歲周作人說了一句：‘你是周先生麼？’，便掏出手槍給了周作人一槍，這一槍打在周作人左腹部。
此時，驚呆了的沈啟無立馬反應過來了，這是來取人命的刺客啊。
眼見恩師周作人中槍後，沈啟無的第一反應並不是上前前去掩護或者攙扶住他，而是本能地站起來對刺客說了三個字：“我是客”！
他的話音剛落，刺客便對著他開了一槍，中槍後的沈啟無應聲倒地。
開了兩槍後，見府上來人協助，刺客從容出逃，周作人趕緊從北門逃到了內室，沈啟無也掙扎著起身跟上。
這次刺殺事件中，周作人因為有毛衣銅釦擋住的緣故並無大礙，而沈啟無彈中左肩，子彈終生無法取出，在醫院療養一個半月方才出院。
嚴格說起來，是周作人連累了沈啟無，這點，他自己也是清楚的。但從沈啟無當時的表現來看，作為周作人高徒、最喜愛之人的他卻有愧於恩師。
同是在危難面前，聽到槍聲後，周作人府上的人第一反應是進來幫忙，他府上的張三甚至為保護周作人傷重而死了。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在這樣的對比之下，急難來臨時第一時間站起來說“我是客”，試圖撇清自己與周作人關係的沈啟無顯得多麼渺小、懦弱！因為自稱是“客”試圖轉移暗殺者的目光，沈啟無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完全暴露在了周作人面前。
這次刺殺真正考驗了沈啟無對恩師感情，很遺憾，考驗的結果是：沈啟無徹底暴露了人性的醜惡。
但話說回來，在生死攸關之際，誰能保證自己能接受住考驗呢？他周作人能保證嗎？不能！
人性從來經不起考驗，沈啟無的人性亦是如此。
這次事件後，周作人雖對沈啟無心有芥蒂，卻並未立馬公開疏遠沈啟無。這點很容易懂，因為以周作人的智商，倘若他真如此，他便會被認為“不夠寬容”，況且，這一事件中沈啟無多少是“躺槍”（無辜）的。
如此情勢下，周作人不論心中對沈啟無多不滿，在表面上，他也只能為暗殺事件傷及弟子，“覺得很是抱歉”。
有意思的是，事件後，沈啟無不僅不反思竟還多少覺得自己維護了恩師。的確，從沈啟無自己的角度出發，他雖說了那句“我是客”，卻終究是因為恩師而受傷。狹義上講：說他替周作人擋了槍也不為過！
在這種“自以為是”的驅使下，南京《中報》、北京《東亞新報》在刺殺事件後根據傳言刊登“沈啟無為保護恩師受傷”類似標題的文章時，沈啟無還特意將報紙寄給周作人，希望他承認此事實。
周作人對此嗤之以鼻，他不但將報紙寄回給沈啟無，還在《東亞新報》上作出更正，說明當時保護自己的，是家裡的車伕和僕人，二人“一死一傷，皆在院子裡”。
周作人還在還原現場時表示，沈啟無不僅未盡保護之責，反而為了自保站起來聲明，“我是客”。言外之意是：沈啟無僅僅是被連累受傷，而已。
沈啟無在看到周作人文章後簡直氣得要炸裂，在他看來，自己因為他受了傷還落到被奚落的地步，這真真是委屈至極。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此時，師生關係已經生出了嫌隙。而這種嫌隙不僅不會自愈，反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深，深到只需要一股很小的風卻可以讓它破裂。
最初，師徒二人還是保持著表面的和諧。
刺殺事件改變了周作人與沈啟無的師生感情，也改變了周作人的人生道途。
因為在刺殺事件中被嚇破了膽，周作人以為這次刺客是日本人因為他不配合而派出，所以他在刺殺門後迅速就任了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在文化漢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後來，經證實，刺殺事件實際是抗日鋤奸團所為，目的乃是為了阻止不肯南下的周作人做漢奸。未曾想，此事件竟弄巧成拙了，真真令人唏噓。
恩師周作人做了文化漢奸後，沈啟無也緊跟其後，他出任了偽北大文學院中文系主任。但這時，兩人雖一同共事，是師徒、上下級關係，但感情已大不如前。原因，還是因為刺殺事件。
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一旦瓦解，便很難重新建立。
親眼驗證過沈啟無人性之自私的周作人不再信任沈啟無，自然，沈啟無即便鞍前馬後地為周作人效力並立下汗馬功勞，他也始終未得到重用，後來還僅僅當上了北大圖書館館長。
不滿的沈啟無自然要各方尋求突破，1943年3月，沈啟無想一人主編《藝文雜誌》與《文學集刊》兩個刊物，為此與他人發生衝突。
急難之時，沈啟無向周作人求援，周作人不僅沒有支持他，反而在日記中憤憤寫到：
“啟無來，至十一時才去，嘵嘵論刊物事。……虛浮之事無益徒有損，慘言之亦不能瞭解也。”
這之後不久，師徒正式決裂。
發佈《破門聲明》、封殺後，周作人對沈啟無的怨恨並未全消，1944年3月6日，他寫成《遇狼的故事》，明裡暗裡地罵沈啟無是“狼”。在《關於東郭》等文章中，他還稱沈啟無為“中山狼”。
中山狼，世人皆知，它是泛指：狡猾兇殘的惡人。他們往往詭計多端、巧舌如簧、忘恩負義。
周作人將沈啟無比作中山狼，可見其對他怨恨之深。
沈啟無對周作人這些文章的回應很耐人尋味，他在1944年5月20日《中國文學》上寫了一首名叫《你也須要安靜》的詩，很明顯，這首詩是寫給周作人的，詩中他寫到：
“你的話已經說完了嗎，你的枯燥的嘴唇上，還浮著秋風的嚴冷.....我請從此分手，人間須要撫慰，你也須要安靜。”
相比之下，沈啟無的回應相對虛弱，但對於任何曾是師徒關係的徒弟而言，他只能虛弱回應，激烈回應，只是坐實自己“忘恩負義”的罵名罷了。
在這場師生反目的風波中，如果說周作人是將“紹興師爺”的性格表露無遺；那麼，不安分守己的沈啟無則是落荒而逃了。
除了“逃”，沈啟無還有他法嗎？但“逃”得再好，心裡的“恨”終究逃不掉。 後來，沈啟無在交代材料中第一次沒再逃直面了自己心中對周作人的“恨”，他寫到：
“由於周作人的封鎖，使我一切生路斷絕，《文學集刊》新民印書館也宣佈停刊，我從五月到十月，靠變賣書物來維持生活……”
言辭中，滿是對周作人的怨恨。這樣的發洩看似沒有意義，但從心理學上而言，它卻多少讓他心裡卸下了很多，恰也表明他的恨已經隨時間有所減弱了。畢竟，他已經敢於直面了。
沈啟無之子沈平子證實了這種說法，他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當沈啟無聽說昔日恩師周作人很潦倒，住在黑屋子裡，無人照顧時，他還曾寫過一首詩以示關切。
當時，兩人同住在一個城市，且都同是淪落人。
此時，距離兩人決裂已經過去了20多年，20多年彈指一揮間，恩怨終成過往。晚年，周作人對於這位同住一城的徒弟也表示過關心。然而，兩人卻終究咫尺永隔。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周作人去世兩年後，沈啟無病逝，終年67歲。
或許，在天堂，他們師徒能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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