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讀到王陽明在偏僻艱苦的貴州龍場陷入物質匱乏和精神孤獨的雙重困境，但他並沒有沉淪，而是超然面對，並積極改變，最終思想發生巨大的轉變。
在龍場養精蓄銳的王陽明，會迎來再度崛起的機遇嗎？讓我們開始今天的閱讀吧！
來自教育高官的請教
王陽明在貴州當地的名氣越來越大，當時主管貴州地區教育的貴州提學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陽明的大名，特意前往王陽明的住處。
席元山向王陽明請教當時非常熱門的學術話題——朱子學和陸學的異同，即朱熹的學說和陸九淵的學說有什麼相同之處，有什麼不同之處。
席元山比王陽明年長十一歲，官位又比王陽明高，他能夠屈尊向王陽明討教，可見王陽明的學問水平之高。
王陽明並沒有直接回答席元山的問題，而只是談了自己所悟到的“格物致知”就是“格心”，還有 “知行合一”說。
關於“知行合一”，王陽明說，“致知”和“力行”是一層功夫，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為兩件事。席元山起初不能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懷疑而去”。
不過，第二天，他又來到龍場，再次和王陽明探討。
王陽明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是標新立異的胡說，把自己的所悟與“五經”相對比，一一驗證給席元山看。
他提到，比如《大學》中講的“止於至善”、“明德”、“親民”，只要修煉內心，這些目標都能達到。
所以，理在人的心裡，人們應該向自己的內心探索，而不是像朱熹指出的那樣，在外界的事物上“格物”探究理。
席元山來來回回請教了四次，最終豁然大悟。他感嘆：“今日又見到聖人之學了。”
席元山對王陽明的學問佩服不已，他修復好貴陽書院，迎請王陽明來做書院的洞主，並親自率領貴陽諸生向王陽明行弟子禮。
知行合一究竟是何意？
我們知道，“知行合一”說是王陽明的最重要思想之一。
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學問”是“知”， “實踐”是“行”，是兩件事。
朱熹曾提出“先知後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後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絕對真理。
然而，王陽明卻說，“學問”就是“行”， “行”也是“知”，知行是一件事。
在朱子學一統天下的時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王陽明的高徒徐愛，剛開始聽到老師的“知行合一”說時，驚愕不已。他不顧艱難，長途跋涉來到龍場，向王陽明當面請教。
徐愛向王陽明提問，知行顯然是兩件事，怎麼會是一件事呢？
王陽明讓他舉例。徐愛舉例道：“現在的人都知道應當孝順父母、尊敬兄長，但實際上卻都做不到這些，所以知和行分明是兩件事。”
王陽明說：“這種人的知與行已經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來面目。世上從未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就是未知。”
他舉古代經典《大學》裡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例。
看到美色屬於知，喜歡美色則屬於行，人一見到美色就自然喜歡上它了，不是看見之後又另外生出個好色之心去喜歡；
聞到惡臭屬於知，厭惡惡臭屬於行，人一聞到惡臭就自然厭惡它了，不是聞到之後又另外生出個厭惡之心去厭惡。
針對徐愛的提問，王陽明反問：“說某人孝順父母、尊敬兄長，那一定是因為這個人曾經做過這樣的事。難道只因為他曾經說過一些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話，就說他孝順父母、尊敬兄長？
一個人知道痛，那一定是他經歷過痛，他才知道痛；一個人知道冷，那一定是他經歷過冷。知和行怎麼能分得開呢？”
徐愛還不死心，又從另一方面談論把“知”和“行”分開的必要性：“古人把知和行說成是兩件事，也只是要人們分辨清楚。一邊做知的功夫，一邊做行的功夫，這樣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實。”
王陽明說：“古人之所以既說知又說行，只是因為世間有一種人，糊里糊塗，隨性做事，不懂得思考，只是盲目妄為，所以一定要告訴他知的道理，他才能夠行得正確；
天下間還有一種人，只知道憑空思索，卻不去實踐，只是主觀揣度，所以一定要告訴他‘行’的道理，才能夠知得正確。”
需要注意的是，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的宗旨，是要徹底清除潛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因為萌生不善之念，等同於行了不善之事。
王陽明的“靜坐”說和佛教的“坐禪”
王陽明的高徒錢德洪曾經說，王陽明的“學”有三次變化，“教”也有三變。
“學三變”我們在前面講過，“教三變”是指：一、在貴陽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二、自安徽滁州回來後，教授弟子“靜坐”說；三、自江西回來後，提出“致良知”說，直指本體，讓人悟道。
王陽明的“靜坐”說是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連接點，它上承“知行合一”，下啟“致良知”說，但它又很容易被人誤解成禪宗的“坐禪”，所以這裡有必要簡介一下。
前面講到，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後，引起了很多爭論。為了讓世人理解“知行合一”的主旨，王陽明主張通過“靜坐”去自己覺悟心性的本體。
龍場悟道不是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嗎？那麼，就通過“靜坐”去體會“道”與“心性”。
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王陽明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江西吉安府廬陵擔任知縣。他離開湖廣省辰州府時，給諸位弟子寫了一封信，提出“靜坐”說。
王陽明的“靜坐”和佛教的“坐禪”，完全不同。
在世界觀層面，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王陽明的“靜坐”，是讓每個人去感受自己的“道德心”，類似於孟子的“求放心”。
“放”是“失落”的意思。“求放心”，就是找到失落在外面的心。而佛教的“坐禪”，是為了體悟一切皆空的“佛性”。
為了避免弟子們出現“求靜厭動”的情況，王陽明在“靜坐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動處功夫”說，即日常做事的時候也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私慾。
弟子陸澄曾經問過王陽明：“靜守時我覺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這是怎麼回事？”
王陽明回答：“這是因為你只知道靜坐修煉，卻沒有在克己方面下功夫。這樣的話，一旦遇到事情，那些想法就不管用了。”
弟子劉君亮要去山中靜坐，王陽明勸告：“如果你用厭棄外物的心去靜中探求，反而養成驕惰之習氣。如果你不厭棄外物，又在靜中存養，卻是好的。”
靜臥休養也能打理政務
在蠻荒之地度過了幾年的艱辛歲月，苦盡甘來了。
王陽明終於迎來了告別謫居生活的那一刻。正德五年（1510年），39歲的王陽明被任命為江西省吉安府廬陵知縣。朝廷對他的再次起用，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第一步。
王陽明在廬陵的施政方針，不是用刑威來壓制百姓，而是重在教導人心，通過教育感化來讓百姓信服。
廬陵縣的人一向喜歡打官司，王陽明就積極採取各種措施來減少訴訟數量，簡化訴訟流程。他慎重選擇德高望重、頗有學識的人擔任基層教化官，讓他們居中調解前來訴訟的人。
當時，廬陵縣內瘟疫橫行，無知的民眾因為害怕被感染，在骨肉親人得病之後，不僅不予以診治，甚至不給飯食，導致很多人活活餓死。王陽明看在眼裡，痛在心中，教育百姓要行孝悌之道。
當時，由於官員對百姓管理不得法，加上民間缺乏防禦治理盜賊的有效之法，所以廬陵縣盜賊橫行。
王陽明在當地實行保甲制度，要求在平素無事之時，四鄰之間親睦友愛，一旦盜賊來襲，彼此要相互救援。
王陽明在廬陵上任之後，恰逢旱災，百姓顆粒無收，城內火災頻發。王陽明一方面停止催促繳納賦稅，另一方面，他派遣基層教化官巡查街巷，消除火患，還嚴查趁火打劫的奸民。
一次，城內發生大火，燒燬民宅千餘家。面對災情，王陽明悲慟（tòng）萬分。他徹查了大火的起因，發現原來是由於道路狹窄、房屋密集所致。於是，他決定系統地規劃城區。
身為廬陵縣令，王陽明治理廬陵的時間不足七個月。由於龍場生活給王陽明的身體帶來了巨大傷害，所以他是一邊靜臥治療身體，一邊打理政務。
儘管如此，王陽明在廬陵的政績還是非常顯著的。
結語
今天，我們讀到王陽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人們普遍認為“先知後行”的時代，提出“知行合一”這一讓人震驚的學說。
在龍場，王陽明已經確立了陽明心學的兩大基石：“心即理”、“知行合一”。那麼，隨著閱歷的進一步豐富，他的陽明心學又會有哪些新的發展變化呢？讓我們期待下次的閱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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