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 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
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
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载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札记》，其第八篇为《枢密副使孛罗》一文，针对张星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的讨论。首先提出三点疑问：1.张氏将孛罗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时间之三年半强缩为一年余，与事实不合，疑点一；2.张氏缩短行程时间目的在证实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国并参加炮攻襄阳之役，但该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装甫卸，何能立即献炮法攻城，此其二；3.张氏谓马可在扬州当任达鲁花赤或宣慰使，如马可曾为枢密副使，则其出任扬州官员为降职，何以获元世祖宠遇者竟左迁外秩？且其治理扬州年代亦难以确定，疑点三。岑氏更进一步就枢密副使孛罗的仕官经历与马可入华年代不合，孛罗所任职务（如宣徽使、侍仪司等）非入华不久之马可所能胜任等问题展开评述，否定了马可为枢密副使说〔9〕。
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至元二十年）夏，孛罗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于1284年末或1285年初到达，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10〕。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2）扬州总管说马可·波罗讲到扬州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11〕。他在扬州任何官职，我国史书及扬州方志均无记载。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说，博罗玛格（这是按中国习惯以姓冠名前的译法）“曾为扬州总管”，这是在我国提出扬州总管说的第一人。此后，屠寄在所著《蒙兀儿史记·马可保罗传》中也说：“（至元）十四年（1277）……时宋已平，特授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再后，在冯译《行纪》的《叙言》（第9页）及第15章（注一，第35页）都说马可·波罗曾被任为扬州总管，但在同书第143章《扬州城》一节的正文和附注中（见中册第542～543页），却未提总管二字。
扬州总管说外，尚有扬州宣慰使（张译《游记导言》第100页）、都督（李季译本第226页）、总督（张译《游记》第288页，陈译本第168页）等说。这些译文都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
马可·波罗讲到扬州城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马哥孛罗“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见张译本第288页）。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表达不出来，只能译为Gouverneur或Gouverneur général（法文），Governor general（英文），颇节、沙海昂的法文本和玉尔的英文本就是这样译的。这两种外文再译成汉语，则可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本无可指责。但在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以致误假成真。从马可书中的记述，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12〕。至于总督、都督，其意与总管同，元代行省并无其官，可不具论。
关于扬州宣慰使一说，是张星烺先生译亨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的话，似乎玉尔认为马可曾任扬州宣慰使。其实，这又是张先生的汉译问题。查玉尔的原文是：“At one time weknowthathe held for three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hegreatcityofYang-chau”，直译可作：“他曾治理扬州大城三年”，直译则为“尝为扬州宣慰使三年”，与原文相差甚远。其原因可能是，他认定《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又认为此孛罗曾任过宣慰使。在其《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文中，他引《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条后说：“此人后升御史大夫、宣慰使、枢密副使。”又引同书卷九：“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证明马可·波罗曾任宣慰使，而宣慰使是地方机构宣慰司的首长。这看起来没有错，可惜他引的《元史》版本错了。据百衲本洪武版《元史》及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至元十四年二月此条不作“宣慰使”，而作“宣徽使”，这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御史大夫孛罗是在中央任官，不可能兼地方官〔13〕。李思纯《元史学·补马可·波罗传略》沿袭张说，谓“明年（1280年），出任淮东道宣慰使”，盖因宣慰司系分道设置，扬州置者称淮东道（《元史·百官志》七）。
实际上，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任职，还难确定。亨利·玉尔曾指出，有一种《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未提任职。伯希和则认为，马可·波罗所任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所担任的职务，也应当是有关盐务的官员〔14〕。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无从证实。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以及他在华17年间任职问题，还是一个悬案。近年来，已有一位学者对此提出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3）斡脱商人说 1992年，蔡美彪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在考察了马可·波罗在华的“语言与观念”后，他就马可的“地位与身份”作了详细的探索和分析，推断马可·波罗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论据如下：
1.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他是否担任行政官员或使臣的记述模糊含混，难以置信。书中只说他被称为阁下（Messer或译先生），而无任何官名和职衔。元朝出使使臣必须持有朝廷授予的牌符（牌子），马可经行中国各地却从未提被授牌子，不可能是正式使臣。他提到出使过哈剌章（云南）和印度，俱未言及执行任何行政使命，而只记当地风俗物产、贸易情况（前地）和采珠方法及宝石（后地）。既无牌符，又无奉使记录，表明他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身份，最多不过是随员。其扬州任职可疑，有版本说他居住此城三年，伯希和推测他是盐务官员，并无实证。可能他以商人身份参予过扬州的商务管理。
2.《游记》记述中国情况涉及方面很多，但不象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景色和文物古迹，也不象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兴趣记录各地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盐业等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一家经营过的行业。马可不懂汉语，与汉族文士和色目文人无交往，他所交往的是商人和商务官员，因而他所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尽相合。
3.波罗一家本是威尼斯富商，他们在华17年之久，并无奉使或任职记录，当是继续经商。回国时带回大批珍宝，成为“百万富翁”，表明他在中国经商致富。若只是旅行家、传教士或一般官员，不可能积累如此巨额财富。他书中记载中国麝香的出产，还带回麝鹿的一副头骨和脚骨，在威尼斯还因麝香贸易纠纷上诉，而贩运香料是元代色目商人经营的行业。
据此，作者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是一名色目商人，《游记》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其本人事迹，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与此有关。作者进一步指出，波罗一家虽是色目商人，但非一般色目商人，而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斡脱是突厥语Ortoq译音，意为“伴当”、“伙计”，或直译为“商贾”。他们是官商，是“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因而与一般色目商人有所不同。《游记》中提到的“奉使”，大约就是受忽必烈的接见和委付，为皇室做生意的人而非正式的使臣。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马可的“奉使”不应全出于虚构。
笔者认为，此文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的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游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一个新思路、新见解，是马可·波罗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不管读者赞成与否，就文章本身而论，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
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他懂不懂汉语？《游记》说，马可·波罗到中国不久，“已经知道四种语言，同他们的字母，他们的写法”（张译本第15页）。法国学者颇节认为这四种语言是汉语（文）、维吾尔语、八思巴蒙语和阿拉伯——波斯语。但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亨利·考狄（戈耳迭）在为《游记》作注时却对其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玉尔认为马可既不懂汉语，也不识汉文。我国学者邵循正先生就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交游而论说：“他交游往还的都是西域人，蒙古人很少，汉人怕是简直没有”，“《游记》中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的名字……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蒙古语也很有限，他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波斯语（包括波斯语中习用的大食语字）”〔15〕。笔者则从元代社会情势的考察说明这一问题：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它虽然利用了一些汉人帮助其统治，但也利用了不少色目人（或称西域人），这些人的地位远在汉人之上。成吉思汗曾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文，元世祖时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汉人官僚子弟入学，在各官府机构中普遍设置翻译人员。因此，汉语文在当时的官场上并不是必要的。现存元代政书《元典章》及元代碑文，其汉文多俚俗难解，即因是由蒙文直译或硬译而来。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时，有人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可见汉文在当时不被重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能要求马可·波罗懂汉语和汉字呢？
（三）几个年代问题
（1）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波罗一家何年离开中国， 此前中外学者认为在1292年初。笔者于五十余年前在《永乐大典》卷19418 “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请示当年三月所派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鲁浑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国王）处的随员应如何供应口粮事的呈文，这三个人正是《游记》中所记波罗一家随从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见冯译本第37页，张译本第18页）。笔者据此并参证其它文献，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说已得到中外学者的赞同〔16〕。
（2）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不管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与否，但他在扬州居留三年还是被承认的。这三年起迄时间，注释家说法不一，我国学者彭海根据《游记》所述，结合元代情况，作了具体论证：第一，从《游记》所述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和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来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扬州；第二，从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之久来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以后的事；第三，从扬州“用纸币”来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的事；第四，从马可·波罗说从瓜州“由河湖”运粮食到汗八里（大都）一事来看，应是1285年组织海运以前的漕运。作者在对以上诸条作了分析后认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间”，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活动是可信的”〔17〕。
（3）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离华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认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的时间在1271年，这固无问题，但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在11月，黄教授推算了具体旅程，并参考了穆尔与伯希和的考证，认为应在1271年夏季离开威尼斯，最后在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里哥利第十之命从阿迦启程东来。
黄文在承认杨志玖考订的波罗一家离华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算了他们到达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杨志玖推算的波罗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间见到波斯的合赞汗说法，认为应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并将其行程日期列举为：
1291年1月，离中国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五个月。
1291年9月，离苏门答腊。
1293年二三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间，在阿八哈耳见合赞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见乞合都。
波罗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与西岸城邦热那亚的一场海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同狱友鲁思梯切罗合作，口述其经历，由后者笔录。长期以来，不少作者认为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战斗中。但各种主要《游记》抄本仅仅提到马可·波罗1298年在狱中完成他的书，而据玉尔所引史事，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狱的时间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这年余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黄教授根据玉尔《导言》中引述的与马可同时代人所记资料，该资料记有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事，认为这条史料可信，而玉尔则以此次战争与1294年的战争都在同一地点（剌牙思），认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战争而不采用；穆尔和伯希和的英译《寰宇记》“导言”（第34页）已同意1296年说，黄文也肯定马可被俘之年为1296年。此外黄教授还重译了这条资料，纠正了张星烺先生在汉译《导言》（第193页第7行至10行）中的误译〔18〕。这对于订正年代、澄清事实，都有裨益。
（4）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年代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所到地区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应该弄清。对此，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
1.出使云南的年代和旅程《游记》说，马可·波罗第一次出使是从汗八里（大都）到哈剌章（云南），行程凡六月。途经京兆府（今西安市）时，马可说该地的领主是大汗之子忙哥剌；到达哈剌章后，马可说该地之王是大汗之子（一本作孙）也先帖木儿。陈教授据《元史·赵炳传》及其它元代资料，知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似乎马可在此前已抵京兆府；但据《元史·诸王表》及《张立道传》，也先帖木儿于至元十七年（1280）始袭封云南王，马可不会在此年前到达云南，这就与1278年到京兆府说矛盾，因为从大都到云南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何需从京兆府到云南竟用一年甚至二年之久。陈教授认为这是《元史·世祖纪》和《诸王表》误记安西王忙哥剌的死期（至元十七年）所致。据《元史·商挺传》，忙哥剌死后，其妃使商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元世祖以阿难答年少，未习祖宗之训，让商挺代行王相府事。到至元十七年六月，罢王相府，复立陕蜀行省，史家遂误把安西王忙哥剌之死一并记在此时。陈文结论说：“总之，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不会早于至元十七年，当他路过京兆时，虽然忙哥剌已死，但王妃和王相府还在当政，而嗣王名声又不显，所以他只知道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前王之名，以为忙哥剌还在世。”根据推论，波罗经过京兆的时间大约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19〕。这一考证甚为精当，不仅纠正了《元史》关于忙哥剌死期之误，对沙海昂在《行纪·京兆府城》（注四）中所谓“按，忙哥剌离西安时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然则可以藉知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在此年前后”（冯译《行纪》中册第434页），也是纠误。
2.奉使各地——任职扬州和到杭州视察岁课据《游记》，阿合马被刺事件前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三四月间，波罗正在大都。陈教授估计，马可·波罗命驾南行并在扬州任职居住三年，应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后。在叙述并考察了南行路线之后，认定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上限不得早于至元十九年夏，下限大致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陈教授同意伯希和所说波罗担任盐务机关官员的推断，并认为波罗所说他曾到杭州（行在）“视察”岁课，至少是检校盐课，并非虚言，时间可能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至于到镇江时间当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后的几年，应是赴杭州公干途中路过其地的。
3.出使印度和离华时间陈文把波罗出使印度时间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根据是，《游记》说，当他出使印度归来时，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们护送未来王妃阔阔真去波斯，而陆路不通，见波罗熟于海路，遂邀与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许。据《经世大典·站赤》，诏旨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下，则波罗与使者相遇必在此时之前。他从印度回航需利用西南信风，则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夏秋之间；其去印度需利用东北信风，时间不能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或更早，故作者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作者同意波罗一家离华时间为1291年春，他说，波罗一家与伊利汗三使臣及其随员护送阔阔真王妃，“大约是1290年春夏之交从大都南下，到泉州后，等候信风启航西行的”。
作者最后附有马可·波罗奉使在华路线图并说明，兹录其说明如下：
1.奉使云南（1280—1281）
2.扬州任职，杭州检校岁课（1282—1287）
3.奉使印度（1287—1289）
4.回国（1290—1291）
作者还对马可·波罗所经历的地名作了一些勘同。
（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 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 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站赤》所记兀鲁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 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 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 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页，156千字。余氏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多年，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37篇，汇萃难以搜寻、有价值的论文为一编，甚便应用，因而对此学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较熟。书分八章：一、马可·波罗赴中国的前奏（3节）；二、马可·波罗旅行中国的始末（4节）；三、马可·波罗所记元初中国的状况（12节）；四、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历史名城（9节）；五、《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5节）；六、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著（4节）；七、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8节）；八、《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5节），其中并附有图片、地图、 书影等多幅。网罗各家成说，参以个人新见，体系宏大，内容丰赡，用力甚勤，颇有特色。虽偶有疏失〔如第139 页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而第24页，记阿合马事件时仍指责波罗“王著（实为‘万户’译音），张库（实为‘千户’译音，见本文第一题末段所述）”之误〕，但小瑕不掩大瑜，本书不失为初学者入门的向导。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要追寻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足迹，在仔细阅读了《游记》并咨询了有关人士后，他们从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出发，穿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到达北京。沿途对照冯译《行纪》，拍摄当地山川景色，采访民族风情，将所见所闻编成此书。卷首以《马可·孛罗是否到过中国？》为题，叙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结果，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能否启程的关键，并附一《马可·孛罗进入中国路线示意图》，用两种颜色表示马可行程路线与此次行程路线。下分十章：一、帕米尔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阗古道载歌载舞；四、塔克拉玛干大朝圣；五、柴达木戈壁苍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纵横；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尔多斯大汗长眠地；十、星夜兼程进元都。每章卷首摘引冯译《行记》与本章有关的记载，正文则述今日该地与《行记》所述异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当地见闻及风土人情、遗闻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读来如亲历其境，饶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可谓一本别开生面的、读《游记》的生动的辅助教材。此前，他们已将此行所获资料在其《中国旅游》杂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为“大特辑”刊出，次月，即作为专书出版，并将卷首长文重新修订，想见此书之受社会欢迎。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法律》、《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 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 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 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注释：
〔1〕见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读书》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一书中，该书尚有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等文，可参看。
〔2〕见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
〔3〕见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 《中国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
〔4〕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见穆尔（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 原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会报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马可·波罗注释》（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论集第79～88页。（Bailo，邵循正先生认为即女真语的“孛极烈”、 满洲语的“贝勒”，见前引邵文）；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第10 ～11页ACMT①条，第236页CENCHU 条，第870页VANCHU 条。
〔6〕张星烺之作先发表于《地学杂志》1922年第1至4期，后收入其《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束世澂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 年第2卷7期。张见束文后又作《答束世澂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波罗质疑〉》（载《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坚持《游记》本身有错误之说。
〔7〕见上引《答束世澂君》文。
〔8〕伯希和文由冯承钧译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年版第83～99页；后收入其《马可·波罗行纪》下册，1936年版《附录》第849～865页。
〔9〕按，岑氏所评张氏论点，多引自张氏另一专著《马哥孛罗》，故文字上与张所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略有不同。
〔10〕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199 页。
〔11〕见张译本第288页，冯译本中册第542页基本相同。
〔12〕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的（二）《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 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 《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