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的意義上，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既然如此聰明，何以在近代被英、日等小國欺辱宰割？其實這並不能算一個新問題。因為李約瑟很早就提出了所謂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說：“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佔了先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這兩個問題的提法稍有不同，但旨意相同。因此只要回答了李約瑟難題，也就基本上回答了中國人何以被人欺辱宰割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的邏輯關係是這樣的：
民族之間的競爭，是整體實力的競爭，其中最關鍵的是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的競爭。因為最後決出勝負的是戰爭。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都沒有能夠戰勝外來入侵之敵。
雖然中國人是聰明的，雖然中國地大人多，但中國人的聰明並沒有用到軍事技術上，軍事實力與西方列強不在一個層面上。中國與西方的戰爭是古代軍事技術與近代軍事技術的對抗，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人的聰明用在哪裡呢？主要用在四書五經和科舉考試上。其次用在古典文獻的研究上。還有用在相互算計上。
古代社會是典型的官本位社會，做官不僅能夠光宗耀祖，而且能夠發財。為了達成升官發財的目的，人們必須熟讀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說：“在這裡每個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學領域成名的，沒有人會願意費勁去鑽研數學或醫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現身於研究數學或醫學，除非由於家務或才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於那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鑽研數學和醫學並不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像哲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的鼓勵，學生們因希望著隨之而來的榮譽和報酬而被吸引。這一點從人們對學習到的哲學深感興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這一領域被提升到更高學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實際上已達到了中國人幸福的頂峰。”既然最聰明的人都熱衷於升官發財，整日讀那9本書（四書五經），誰還會關心科學、經濟和軍事呢。
在完成科舉考試後，那些聰明人除了做官，空閒時間幹什麼去了呢。像蘇軾這樣的人，整體喝酒，吟詩作賦。當然也有人鑽研學問。什麼學問呢？考據學，整天鑽故紙堆，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註疏、輯佚。於是誕生了一大批國學大師。雖然不能說這類工作毫無意義，但最聰明的頭腦從事這樣的工作而不是科學研究，實在是一種智力資源的浪費。
普通的中國人把聰明才智用在什麼地方呢？窩裡鬥上。人們說，中國人特別喜歡窩裡鬥，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不是今日才有的，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家庭內部相互鬥，宗族內部相互鬥，宗族之間相互鬥，貴族之間相互鬥，官僚之間相互鬥。亞當·斯密說：“中國人不缺乏智慧，但那種智慧都是生存智慧，動物性的，跟精神等等上層次的東西無關。”因為處理人際關係成立中國人的千古難題，於是各種學說的核心不過是為了處理人際關係。所謂的儒家，其核心不過是修身以及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從孔子到曾國藩，從沒有超出人際關係的範疇。在儒家之外，基本上是如何算計和防止被算計。因為要算計別人，因而《三國演義》、鬼谷子之類的權謀大行其道。孟德斯鳩說：“在中國欺騙是不受限制的，一個成功的騙子反倒極有可能成為他人羨慕的對象。”因為要防止被別人算計，所以《菜根譚》、《增廣賢文》之類的書籍則教導人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裡面無非是一些如何防範被別人算計的人生格言。
康熙、慈禧都是窩裡斗的高手。因為身邊有大量的西方傳教士，康熙的科學造詣不可謂不高，他對西學的瞭解排在當時中國人的前十絕對沒有問題。可是為了防範百姓習得這些科學知識，他命令科學知識外傳。例如讓傳教士巴多明將《人體解剖學》翻譯成了漢文及滿文，可是他認為“此乃特異之書，不可與普通文籍等量觀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學無術之輩濫讀此書。”於是禁止這本《欽定骼體全錄》外傳。
歷史學家看到康熙的作為，不能不為之嘆息：康熙如果在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基礎上，運用自己的巨大權威和影響，在全國大力倡導西方科學，說不定中國就與同時代的歐洲步入科學昌明的時代了。然而為了滿清的統治能夠更為長久，康熙是不願意開發民智的。學者李亞平說：“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科學素養的皇帝，但他只會考慮個人權力的實現和一家一姓的統治，絕不會推廣科學，絕不會考慮一個民族未來的長遠發展。然而，國家一旦有事，朝廷有難，他們會毫不猶豫將人民綁架到他們的破船上。”
慈禧自然也是窩裡斗的高手。一方面為了大清的生存，不能不支持洋務派搞洋務運動。另一方面卻利用頑固派鉗制洋務派，防止洋務派坐大而使滿清權力旁落於漢人之手。
明白了中國人的聰明用在哪，就明白了為何中國在清代逐漸落後於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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