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巴列維國王被迫流亡海外，綿延近3000年的伊朗君主制度壽終正寢，而這場革命的始作俑者，就是後來的伊朗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
霍梅尼
霍梅尼生於1902年，祖上有印度血統，父親也曾在印度學習工作多年，深受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影響，因此取名為：賽義德.甘地。賽義德回到伊朗後，成為了當地的阿亞圖拉（伊斯蘭什葉派的宗教頭銜，可以理解為博學的人），由於他仗義執言，經常為當地百姓爭取利益，1902年被地主僱人殺害。
霍梅尼的母親同樣出身於神學家庭，但她在霍梅尼父親被害不久也去世了，年幼的霍梅尼只能和虔誠的嬸嬸生活在一起。
幼年的霍梅尼沒有機會上學，只能跟著當地毛拉學習古蘭經，稍微年長些又去到伊斯法罕求學，十九歲那年，霍梅尼在阿拉克拜哈依埃裡為師，次年師徒一起來到庫姆，並在此開啟了畢生的事業。
霍梅尼在禱告
庫姆距離德黑蘭只有一百多公里，是伊朗什葉派的聖城，許多年輕人在這裡學習神學，年輕的霍梅尼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伊斯蘭倫理學、信仰學、神學、哲學和法律，三十歲的時候，他已經是當年小有名氣的神學教授，在他的教導下，許多學生投身神學事業，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中東地區著名神學家。
教學之餘，霍梅尼還不斷著書立說，他一生完成三十多部神學著作，在這些書裡，他大肆抨擊巴列維王朝，認為是他們造成了伊朗社會的各種問題，不僅如此，霍梅尼對進入伊朗的西方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深惡痛絕，認為這些不良風氣帶壞了伊朗年輕人。
霍梅尼的觀念為他帶來了大批擁躉，也引起了伊朗王室的關注，據後來披露的歷史文獻顯示，上世紀40年代，霍梅尼的相關資料就進入了德黑蘭王室，巴列維王朝開始密切關注他，關於他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
晚年的霍梅尼
1961年，伊朗什葉派領袖博羅吉爾去世，由於他生前沒有指定接班人，伊朗內部圍繞宗教領袖展開一場鬥爭，巴列維王朝希望通過指定一位溫和派阿亞圖拉來繼承衣缽，從而緩解宗教壓力，但霍梅尼明顯更具聲譽和威望，最終，教會高層人士選擇了霍梅尼。
剛剛上臺的霍梅尼正面臨伊朗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巴列維國王希望通過這樣一場類似土改的運動環節國內矛盾，推動國家工業化，但這場不成功的運動卻引發了伊朗更大規模的 動盪。
而霍梅尼卻看到了機會。
1963年新年，霍梅尼號召信徒們不要慶祝，並在此後開動宣傳機器，猛烈抨擊伊朗王室。為了避免引發騷亂，巴列維國王逮捕了霍梅尼，但迫於壓力，不久又釋放了他，同時警告他：除了自由、獨立和外國勢力這三點，你什麼都能講。霍梅尼回答說：除此以外，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伊朗民眾紀念霍梅尼
教徒們出於安全考慮，希望他依據他地，但霍梅尼拒絕了，他對信徒們高喊：我準備讓刺刀穿透我的心臟，但我絕不向暴君屈服。
當年六月四日，信徒們在霍梅尼的煽動下，對當局開始了更大規模的衝擊，狂熱的信徒衝向街頭，打雜商店，燒燬汽車，衝擊政府機關，甚至把不帶面紗的婦女用石頭當場砸死。
霍梅尼再次被逮捕，並流放到土耳其，但他在土耳其只帶了11個月，就轉到了伊拉克。其時伊拉克因為庫爾德人問題和伊朗鬧的不可開交，薩達姆認為，霍梅尼可以成為他與伊朗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雙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由於霍梅尼什葉派的身份，與伊拉克掌權的遜尼派矛盾漸深，伊拉克擔心霍梅尼的到來，會引發伊拉克內部的教派衝突，加之巴列維王朝頻頻示好，1978年，霍梅尼被驅逐出境。
印有霍梅尼頭像的伊朗錢幣
此前一年，霍梅尼的兒子在伊朗國內突然死亡，坊間傳聞他是被伊朗政府害死了，由此引發了大規模騷亂，許多國家因此害怕霍梅尼到來影響與伊朗關係，所以拒絕霍梅尼入境。
最終，政治嗅覺靈敏的法國接納了霍梅尼，並給了他一份旅歐簽證，允許他繼續從事反政府的事業。巴黎由此成為伊朗革命的遙控中心。
1978年底到1979年初，伊朗局勢惡化，霍梅尼在巴黎的宣傳人員不斷把他的講話傳到伊朗國內的清真寺，許多青年教徒將他的講話錄製下來，打印成傳單語錄到處發放，最終引發了伊朗社會劇變，軍隊在宗教滲透下保持中立，失去權力的巴列維王朝黯然下臺，同年一月三十一日，霍梅尼返回祖國，就任伊朗最高精神領袖。
霍梅尼的勝利可以看做是伊朗矛盾激化的產物，巴列維王朝晚期雖然採取了一些行動來緩解社會矛盾，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受益到佔伊朗絕大多數人口的普通民眾身上，土地改革後，伊朗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從75%降低到30%，大量勞動力湧入城市，但工業化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和工資報酬，這些人成為社會動盪的主力軍。加之社會上層腐化墮落，無力解決面臨的問題，社會矛盾愈發嚴重。
霍梅尼紀念郵票
比起物質領域的變革，精神領域的衝擊更加嚴重，伊朗是傳統的伊斯蘭國家，宗教底蘊深厚，巴列維王朝上臺後大力推行世俗化，希望藉此肅清宗教對政治的影響，為了驅離伊斯蘭教，巴列維國王不惜耗費巨資紀念波斯王朝成立2500週年，以分割波斯種族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希望用民族主義代替宗教意識，打擊伊斯蘭教在伊朗國內的影響。
巴列維的激進做法遭到了宗教群體的強烈反對，作為傳統深厚的國家，伊朗下層民眾對宗教認同感很高，貧困的生活更是增加了他們對宗教的皈依感和認同感，面對西方文化的入侵，他們無力反抗，只能回過頭來，從文化傳統中尋找出路，這更像是社會變革時期社會思潮的一種迴流，在傳統國家轉型期並不罕見，遺憾的是，巴列維王朝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潮背後隱含的危機。而霍梅尼卻抓住了機會，將民眾的不滿引向政府，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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