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華夏文明的時空分野
分隔線：華夏文明的空間分裂
中國本土擁有兩條重要的切割線，第一是400毫米等降水線，它從大興安嶺發端，經張家口、蘭州、拉薩到喜馬拉雅山脈東部，是中國半溼潤和半乾旱的地區的氣候分界線，並大致劃分了內流區和外流區、季風區與非季風區、溫帶草原和溫帶落葉闊葉林、森林植被與草原植被、農耕區和畜牧區、農業經濟和遊牧經濟。另一切割條是45度斜線的胡煥庸線，從黑龍江黑河市到雲南騰衝的人口密度對比線，由地理學家胡煥庸於1935年提出。上述兩條線大部分是彼此重合的，只在西南區域出現了顯著的分化，為簡化起見，不妨粗略地合稱為“降水-人口分隔線”。它從氣候學和人口地理學的角度，描述了中國文明的二元分裂模式。
400毫米等降水線
依據生存需要的本能，居住在分隔線以西的遊牧或半遊牧族群，必然要努力向分隔線東區進軍，在更為肥沃溫潤的區域，重建自己的“獵場”、“牧場”和“農場”，並因此跟分隔線以東的原住民東夷族群，發生持續性的衝突、征服與融合。而這恰恰是華夏文明生長的基本模式。這種衝突以甘肅河西走廊東端為起點，以神話傳說“炎黃大戰”為象徵性標誌，歷經6000-8000左右的歷史，直到滿清王朝覆滅才暫告終止。它不僅帶來大規模死亡和毀滅，也帶來的文明的交換，合流以及生長的動力。
二元衝突和融合模式，是目前能夠解釋華夏文明起源的最好圖式。西部移民（“西戎”）提供了小麥、牛羊、家馬（戰車）、彩陶（大地灣文化）和麻葛，本土原住民提供了稷米、水稻、豬狗、黑陶和蠶絲。本土居民可按農作物進一步細分為半乾旱地區的粟作民族（仰韶文化、興隆窪文化等）和溼潤地區（東南信風帶）的稻作民族（河姆渡文化）兩個支系。這些不同的族群在衝突中融合起來，形成華夏文明的基本格局。
“炎帝神話”象徵著信風帶的水稻民族，他們源於更早進入東亞的南島語族，這似乎沒有太大的異議，但“黃帝神話”究竟代表粟作民族還是麥作民族？抑或是這兩種力量合流的象徵？這仍然是個有待破解的疑團，而目前現存的考古學發現，未能直接回答這個疑問。發生“炎黃大戰”原因的另一推測是，攜帶小麥種子的“西戎”向東進擊，逼迫華北半乾旱地區的稷作居民向東遷徙，進而跟信奉炎神的稻作居民發生嚴重衝突。這個推測性場景一旦成立，就能細化堅硬的二元衝突模式，而令衝突形態變得更加多元和複雜。
胡煥庸線
以地理人類學的角度觀察，以下四種基本法則，決定了華夏二元衝突的基本面貌：
第一，上古時期遍及全球的日神崇拜，形成西亞地區居民向東移遷的堅實動力，而遠東作為全球最佳的生物避難所之一，擁有優良的物種生存環境，一旦發生戰亂和災難，西亞居民總是向東逃遷，並因太平洋阻攔而在東亞沉澱下來，不斷形成新的移民堆積層，從而令華夏民族成為典型的混合型民族。
第二，由於西伯利亞地區受到間冰期影響，當高緯度地區面臨嚴寒時，北方遊牧民族就會向南尋找生機（山東居民“闖關東”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並侵佔南方農耕民族的土地，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南下，就跟氣候變遷有密切關係， 這種由北而南的遷徙，加劇了華夏文明的混合特徵。
第三，在移民的遷徙過程中，物種、器物、技術和神話的移遷是同步進行的，它必然導致文明和文化元素的大規模植入。上述原則表明，根本不存在一個孤立和封閉的“東方”。華夏文明由原住民和移民所共同打造，而非孤島環境中“土生土長”的結果。沒有這種跨區域的傳播和交流，文明的崛起和壯大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華夏農業文明的發育進程可以分為受孕期（新石器時代）、誕生期（諸夏、商、西周）、發育期（東周、秦、漢）、高潮期（唐、宋）、衰退期（元、明、早清）和死亡期（晚清）等六個階段。在文明的受孕期和誕生期，西部征服者扮演了主導性角色，而在此後的各個時期，東部農耕居民的原創型角色日益重要，西（北）入侵者的角色則趨向於負面化，直到徹底葬送這個文明為止。
《清明上河圖》局部
西軸線和東軸線的生與死
二元衝突/融合的直接後果，是在周建都鎬京之後，逐漸形成一條華夏文明西軸線，它是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45度斜線，垂直於東北/西南走向的45度“降水-人口分隔線”，由秦嶺南麓的文明融合點開始，沿漢江向東南方向運動，在河南與湖北一帶形成文明繁華點。漢江的路線，經陝南、湖北西北和中部，經襄陽在武漢注入長江，長達1500多公里，勾連黃河與長江兩個主要水系，在其四周形成“中原核心”。該斜線正是從融合點（秦嶺）向繁華點（河南）進軍的基本路線。
南宋以前，中國首都（鎬京、洛邑、咸陽、長安、汴京等）及主要重大政治文化事件，都發生在該軸線周圍。運河的建造，源於灌溉農業的本性，並以黃河與長江匯合，形成以水系為生命紐帶的文明共同體。河流永遠是作物、灌溉體系和貨物輸送的靈魂，而沖積平原的沃土，亦是農作物生長的偉大基礎。不僅如此，漢江還是重要的分段式航運通道，能以水陸接力的方式貫通黃河與長江，為中原核心的發育和成長輸送養分。
耐人尋味的是，隋唐兩朝開鑿洛陽到杭州的運河，全長1700多公里，其河道可以直通船舶，是帝國企圖大規模染指江南資源的地理謀略。這是從西軸線向東軸線轉移的重大前兆。江南的富庶格局已經形成，而帝國的皇帝及其文官集團，確認了這個令人喜悅的事實。
隋運河分佈圖
但隨著金人南侵和宋軍戰敗，宋王朝遷都建康府（南京，公元1129年），兩年後又遷都臨安府（杭州，公元1131年），此舉導致西軸線被迫東移至太平洋西岸，形成一條縱貫中國東部的東軸線。而軸線東移的原因，不僅在於中國的外部威脅方向，由西北轉至北方和東北方，並且也在於，江南作為農業文明的新核心業已形成，而海洋貿易的遠東航線，也已被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所開啟。南宋以後，東軸線首先實現了北段的繁華，它以隋代興建的京杭大運河為主體，形成北京到杭州的水運動脈。而後，東軸線繼續向南延展，以海路連接福州、廈門（泉州）和廣州，同時貫通黃河、淮河、長江、閩江和珠江等，跟太平洋海岸線平行，以南北垂直之態，貫通整個東部，成為海洋貿易的堅硬支撐。此後的中國曆代都城（南宋臨安、元大都、明應天府和北京、清北京、民國南京）以及大多數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這條東軸線附近。就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太湖為核心，以杭州、蘇州、無錫、南京、鎮江、揚州為節點，形成了政治、耕作、紡織、器造、貿易、文學和人才的聚集中心，這種格局至今沒有任何改變。
以西軸斜線和東軸垂直線為經線，以黃河和長江為緯線，就組成了“井”字結構，這個框架結構就是華夏文明的最大機密。井字的內部，是華夏文明的敘事中心，它的意義不僅在於描述了文明發生的核心，更在於它是強大的敘事引力場，能夠將敘事者的言說引向所謂“中心區域”，跟它緊密捆綁起來，同時忽略掉井字框架的外緣及其延展區域。這種敘事聚光效應，招引了大批中國史的研究者，他們像飛蛾一樣，雲集於井字結構的表面，向它發出經久不息的禮讚。
東軸線跟西軸線的本質性差異，在於其運河的功能跟灌溉無關，而僅限於物資和商品輸送。前者是中國農業文明走向衰敗、商業文明開始萌芽的重大標誌，亦是它向海洋文明轉型的重大契機，而鑑於大陸主義和儒家勢力的過於強大，東軸線的建構，未能推促農業文明的自我轉型，反而以海禁的方式自戕，最終只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鄭和艦隊七次出洋，推動的是朱棣的朝貢貿易，而私人貿易遭到嚴厲禁止。明清兩代的大規模海禁，以及太平天國對太湖/長三角地區的毀滅性屠殺，是對東軸線價值的最大瓦解。它耳目俱塞地編織著舊帝國的殘夢。
《清明上河圖》局部
我們已經透徹地看到，西軸線和東軸線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更是某種重大時間節點，它們要描述華夏文明的三個基本分期。在西軸線形成之前，也即周朝之前，我稱之為“前軸期”（前5000年-前11世紀中期），此為華夏文明的發育期，它以彩陶為序幕，以絲綢為紐帶，以青銅為高潮，形成早期農耕文明的明晰輪廓。商是一個典型的遊居民族，它放棄狩獵而沒有放棄肉食， 放棄遊牧而沒有放棄遊居。在短短600年期間，遷都竟達到13次之多。平均50年遷移一次。這是一種遊牧/狩獵民族的慣性，不僅如此，這種遊居模式還是對遊耕模式的一種嚴密的呼應。所謂遊耕，即採用撂荒或輪荒耕作。農民必須隨著土地遊耕不斷搬遷。最初它是一種遠距離和跳蛙式的動態搬遷，而後則趨向於A-B兩地之間的靜態輪耕。這種空間上的節律性擺動，就是早期農耕文明的基本特徵。
西軸線控制的時代（前11世紀中期-1127年），也即“西軸期”，為華夏文明的全盛期，其間長達1200年。它以西周為定居式農耕模式的真正起點。“井田制”正式確立起來，農民被捆綁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更為嚴密的定人、定居和定耕的農業管理制度，華夏農耕文明據此走向成熟。經過西周的孕育，以先秦為文化爆炸，以漢為民族自覺，以唐為帝國氣象，以宋為原創發明和簡約美學的高峰，整個西軸期變得如此迷人。宋朝是先秦以來最受知識分子青睞的時代。如果沒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侵，趙氏家族本來能為農業文明描繪一條完美的曲線，卻因金國的入侵而變得速朽，把“盛世”的桂冠讓渡給了李唐王朝。
東軸線統治的年代（1129-1840），我稱為“東軸期”，是華夏文明的衰退期。而就在公元1231年，天主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授意設立宗教裁判所，負責偵查、審判和處死異端份子。整個歐洲被漫長的黑暗所籠罩。與此相反，華夏帝國繼續沉醉在自釀的文明甜酒之中。臨安城的人口在150-500萬之間，已經是全球最大都市之一。其他城市如蘇州、南京和揚州，也人口濟濟，一片繁華昌盛的景象。
憑藉宋代的農業科技發明、元代的貿易市場和大航海技術、明代的器物製造能力，帝國本來可以大展宏圖，成為新文明不朽的釀造者。
蒙古入侵
阿拉伯、波斯和猶太水手進入中國口岸時，隨身攜帶著昴星團神話。昴星團是水手夜晚辨識方向和導航的重要星座，其中最明亮的七星叫“普勒阿得斯七姐妹”，敘寫著希臘神話最具魅力的片段之一。第七位仙女墨洛珀（中國稱“昴宿五”）最為弱小，嫁給著名的倒黴蛋國王西西弗。該神話進入中國後，跟牛郎織女神話相混，推石上山和無效勞作的西西弗，被悄然置換成勤勞善良的牛郎董永。這則跟航海及全球貿易相關的歐洲神話，最終被改寫為東亞農夫敘事的樣本。
這是農業文明消解商業文明的例證。新市場和國際貿易體系的形成，嚴重偏離了儒家重農主義的信念。發育龐大的城市，意味著市場與貿易、物慾和情慾的多重膨脹，市民精神開始取代農夫精神，它要無恥地頌揚白蛇與許仙的奇異愛情，而這場動亂被聖人朱熹所識破。理學用“天理”及時剿滅了“人慾”。 法海是堅定的滅欲者的象徵，他與其說是一名金山寺的僧人，不如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儒士，奮力行走在慾望之海的邊界，對代表淫慾的蛇精以致命的一擊。
華夏文明自我轉型的最大敵人，不是北方遊牧民族，也不是昏聵無能的皇帝，而是那些恪守農業道德的儒學家。他們痛心疾首地堅持對慾望的敵意。明代的陽明心學，不能改變這種抱殘守缺的格局。毫無疑問，正是在東軸期，儒家文化成功地制止了文明的譁變。
西洋進貢鐘錶
滿清帝國的“反歷史敘事”
在農業帝國的晚期，出現了另一個戲劇性事變，那就是遊牧民族女真族的入侵。它導致農業文明失去最後一次自我更新的契機。作為遊牧征服者的韃靼人，在佔領中原之後，被農業帝國的“先進”文明和文化所震撼，開始努力學習。滿族宮廷任命漢儒來教育太子，誤以為這個嚴重衰退的文明就是最高文明，從此沉湎在世界中心的巨大幻覺之中。康熙和乾隆醉心於對漢文化的臨摹，不僅通曉漢人的政治謀略，而且精擅琴棋書畫，企圖成為漢人的文化/美學導師。他們對這種新身份洋洋自得，而未能覺察到一個全新的工業文明的崛起。漢族儒家知識分子跟皇帝一起抱殘守缺，互相取暖，即便在最危急的時刻，也決不放棄對中央帝國和農業道德的幻想。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止。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事變——一個日漸腐化的遊牧民族，斷送了具有數千年曆史的農耕文明。
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向萬曆皇帝贈送四件前工業文明禮物——《聖經》、機械座鐘（表達全球化時間——格林尼治時間）、十二種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圖（用以解構中國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輿萬國全圖》）和羽管鍵琴（表達完美的十二音律體系）， 它們是理性主義新文明和神聖天啟的雙重象徵。此後的湯若望和南懷仁，都曾為清帝順治和康熙修理自鳴鐘，指望它們的存在能點燃皇帝的科學理性。但滿族天子沒有意識到這些“奇技淫巧”的重大意義。他們放棄跟歐洲人一起重構時空的野心，而讓那些物品淪為宮廷的可笑擺設。直到今天，它們還安靜地坐落在紫禁城的宮室裡，其上堆滿了歷史的塵土。而正是這些宮廷玩具，宣示了新的時空神的降臨。
數百年後，英國人在殖民地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福州和廈門等地，先後建立海關大樓，並架設了巨大的時鐘。它們位於租界，面朝古老的城鎮，居高臨下，按格林尼治時區標準發出巨響，宣告近代文明對華夏時間的管轄，同時，敲響了震耳欲聾的舊帝國喪鐘。 耐人尋味的是，一百年來，上海海關大鐘使用的樂曲，始終在《威斯敏斯特進行曲》和《東方紅》之間擺動。
這就是投影文明的鐘擺效應。它堅定地接管了象徵“西方文明”的大鐘，而大鐘所要表述的話語卻在左右搖擺，忽東忽西。我們已被告知，這種擺動還將長期持續下去，它要預言一個精神分裂的文化未來。（全文完）本文題圖為《英特使拜見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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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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