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在中原定居農耕區實現了第一次大一統，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政治奇蹟——原本作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實行，成了一個地理、政治和倫理的“三位一體”一種由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這三方面所構成的整體秩序。
70年對話5000年，今日中國人回看歷史，周初創造出來的這個整體秩序對於後世的巨大影響，無論怎麼樣評估都不過分。歸根結底，中國人一直以來的“天下國家”，就是這種以“天”為核心觀念的整體秩序的必然產物，而“天下國家”一旦建立起來，也就隨之成為了整體秩序的守護者。
若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偏安一隅，被列國所包圍，當然談不上守護“天下”，守護天人合一的整體秩序。黑格爾是18-19世紀之交的人，給國家下的定義是“神自身在大地上的行進，即是國家”，他到底在說什麼？只能問他自己。
國家是一個文明的核心創造，“天下”型定居文明只認天，不認神，所以創造出“天下國家”來守護“天下”秩序，不會去管到底哪個神往哪裡行進這種局部問題。而國家的本質不一樣，方方面面都不一樣，正是“天下國家”的本質，決定了中華社會中方方面面的獨特性——為什麼成為了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為什麼成為了唯一的“廣土巨族”？為什麼成為了最大的“原住民國家”？但另一方面也要問：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商業不獨立？為什麼科學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麼海洋事業沒有發展起來？
70年對話5000年，今日中國人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應該能夠一一回答這些歷史之謎。本系列的這一篇，將首先嚐試著梳理一下中國歷史上政府與工商業之間，或官僚集團與商人集團之間的關係，並對“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商業不獨立？”的問題做一個解答。
一、獨特的政商關係起源於商周之變
很多人忽略了一個史實，今天漢語中的商人、商業、商品、商旅這些詞當中的“商”字，就來源於商朝[1]。也就是說，武王滅商之後，前殷遺民作為一個氏族整體，在失去了貴族地位和王畿土地之後，與“行商坐賈”這個普通職業聯繫了起來，成了專門從事商業的奴隸，於是發生了氏族名和職業名的重合。
在古代世界，一個氏族或部落集體從事某一個職業是普遍現象。印度種姓制度就起源於雅利安人入侵之後全社會的階級分層和職業分工[2]。但為什麼殷商遺民會成為商業奴隸而不是其他職業的奴隸？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看。
第一、在殷人方面，殷商貴族原本就是一種“自然狀態”的貴族，既從事軍事征伐，也從事長途貿易，與前現代的歐洲貴族很像，貿易與掠奪不分。
開國時期，湯採用伊尹的策略，通過用自己部落的“文繡纂組”交換夏人的糧食，利用貿易戰削弱了夏的力量。商朝建立之後，商貿很發達，曾出現過長期繁榮，城邑里有常設的“市”，市內有各種“肆”，貨幣也大量出現。
甲骨文裡有很多從“貝”的字，並出現“易貝”、“取貝”、“得貝”、“朋來”、“喪貝”、“朋亡”（十“貝”為一“朋”）等表示貨幣往來的用語。而漢字中與錢財和交換有關的字，很多都是“貝”字旁，如買、賣、貴、賤、贏、負、賺、賠、資、財、貨、賬等等，即源自於商代用海貝做貨幣的時期。後人所說的“殷人貴富”是有根據的，在《商書·伊尹朝獻》中，就記錄了當時來自遠方各地的珍貴物產。
《商書·伊尹朝獻》部分內容
第二、在周人方面，“小邦周”推翻了“大邑商”之後，並沒有簡單換代成為“大邑周”，而是非常進取地，甚至超前地建立起了一個“天下宗周”大一統，一個範圍廣闊、“協和萬邦”的“天下國家”。
這很偉大，因為建立和管理一個“天下國家”，不是一般的“建國”和“治國”，而是“平天下”，本質上就是在當時的有限地域內越過諸侯層次的“國家政治”直接建立一種“世界性”的政治秩序[3]。
《尚書》中《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反映了周朝統治者矢志於“德治天下”的開闊氣象，周公要求同姓諸侯們“宏於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4]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新朝的統治者們集體轉型成為了一種心懷天下的“事業型”貴族，格局升級，視野擴大，從此遠離俗事，不再直接涉足唯利是圖的商業。
武庚之亂被平之後，殷商遺民地位更低，被勸導“肇牽車牛，遠服賈用”[5]，淪為專門從事商業的職業奴隸。從此，由官府管理工商業的“工商食官”制度出現了。商業被列為“九職”之一，由商族奴隸具體從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由官府設賈正、工正進行監督管理，按人戶編制，世代為奴，不準遷徙改業。周族貴族們與奴隸們嚴格分開，購買東西只能通過手下僕役去辦理，“士大夫不雜於工商”[6]。
士大夫畫像（來源：wikipedia）
中華社會獨特的政商關係自此濫觴：貴族官府從事著高尚的“平天下”事業，奴隸商賈從事著低賤的商業，從此上下兩隔，三千年不曾翻轉。“官工商”、“官山海”、“官鹽鐵”等政策相繼出現，意味著官府對於商業不容置疑且為所欲為的管制，商朝以前那種“自然狀態”的商業，從此被人為設計的“天下國家”制度給永久框定在了一個固定的地位上。
二、利弊總盤點
西方學者不解何為“天下國家”，自然也看不懂商周之變的本質與中華獨特的政商關係，即使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大學者，也難免迷惑。費正清問道：
在中國歷史上，美國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商人階級不能衝破對官場的依賴，以產生一股獨立的創業力量呢？[7]
問題本身已包含了結論：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府高高在上、商人低低在下的關係，完全是弊端。費爾南·布羅代爾也說：
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8]
很多中國學者也持類似看法。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一書中寫道：“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9]
眾口一詞：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發展備受壓制，商人不得不依附於官僚，從未成為獨立的力量，這一現象就應該歸罪於統治者的狹隘和自私，而且也應被視為是中國社會的一大弊病和在近代之後落後於西方的一大原因。在大多數中外學者們當中，這一重大歷史公案已有固定結論，而且還延伸到了當代。近年來關於“國進民退”的爭論，關於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的爭論，關於國家產業政策的爭論，也無非是這一固定結論的展開。
近年來關於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場辯論
“市場派”人士的這種定論，表面上看頗有道理。在理論上，有一整套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做支撐，在現實中，又有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成功樣板，爭論時引經據典，圖表一堆，很是雄辯。但實際上，這一派人士，無論是國際權威還是國內大咖，統統犯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錯誤：
中國不是普通國家，而是“天下國家”，中國政府不是普通政府，而是懷抱“平天下”理想的“官僚-士人聯合體”。在經濟學理論中那種可以被簡化為只有“管制”功能的模型因子，甚至可以被簡化為國民經濟方程組中某幾個變量的“理論政府”，與實際中的中國政府，根本不能相互等同。
他們沒有意識到，“天下國家”的複雜性和“平天下”的困難性超乎想象。這一點，其實正好反映在西方學者一直以來關於中國的另一個巨大的迷惑中，即中國人對於政治統一的那種難以理解的永恆追求——秦始皇吞併六國完成天下一統，漢高祖一介白徒全取天下且漢承秦制，隋文帝在歷經四百年軍閥割據之後通過篡位成功恢復統一，滿族作為東胡入主中原漢地完成了草原與中原的大一統……，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無不對“大一統”持之以恆地“不忘初心”。基辛格《論中國》一書在提到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時寫道：
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條法則，註定帝國必須統一，孫中山只當了3個月的臨時大總統就讓位給了袁世凱——一個掌握唯一一支能統一中國的軍隊的統帥。[10]
這其實就是“天下國家”獨特政商關係的另一面。人人都承認說，中國自古以來就享有一個巨大的統一市場，由於人口眾多且交通便利，這個巨大市場為中國週期性的經濟繁榮和經常是世界第一的經濟總量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但是，為什麼不問一問：
這個得天獨厚的經濟發展條件，又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呢？是天然具備的嗎？歷史上有過很多四分五裂和兵荒馬亂的時期，秦末亂世、五胡十六國、唐末五代十國，包括元初和元末的中央政權真空時期，有人會認為這些時期是人民的好光景嗎？那些不忍卒看的黑暗時期，到底是如何結束的？是如何重建了統一、恢復了和平呢？
關於中國這個“天下國家”，首先應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判斷：從週期性的四分五裂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統一，在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中一次又一次地擴大版圖和人口規模，這個持續數千年一以貫之的連續事業，正是由一以貫之地追求“平天下”理想的“官僚-士人聯合體”所主導的。
換個說法，若將中華五千年看作單獨一個“總王朝”，那麼對這個“總王朝”的“總政府”進行“總評審”，可以認為，雖然頻頻出現“壞皇帝”的問題，也有不少黑暗時期，但五千年裡完成的“總成績”，則是極其偉大的，無人可及的。因為最後做一個“總盤點”的結果，是今天赫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獨一無二的“廣土巨族”，唯一以原住民為核心，主要通過文化的同心圓擴張而不是武力的海外殖民完成其民族融合和擴大的“廣土巨族”。[11]
清前期地圖
當然，“總盤點”另一方面的結果，就是事業的壟斷性和商業的依附性。事實是，被“天下國家”的制度固定在一個低下地位上的商人集團，並不與事業型的“官僚-士人聯合體”共享同一個遠大抱負，也不屬於“天下一統”事業的主要力量，而是毫無例外地只專注於商業和企業。由於“天下一統”事業過於宏大，不容挑戰，事業與商業之間實際上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商人集團儘管也有過強盛的時期，卻從未成為國家事務中的獨立部分，也從未主導國家事務。
20世紀20年代曾經創造過“柯立芝繁榮”的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曾經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美國人民的事業就是商業”（After all,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這句話很適合美國，也適合大部分歐洲國家，甚至適合當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事實上，所謂的“重商主義”一直就是很多國家的發家之道。一個國家只要信奉“事業就是商業”、“商業之外無事業”的理念，商人階級不要說作為一個獨立的創業力量，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甚至控制整個國家的特殊勢力，也毫無障礙。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從古至今巨大的統一市場和人口規模，與西方國家“事業就是商業”的商業立國傳統，兩者之間其實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係。歐洲不是不希望統一，而是分裂的力量遠大於統一的願望。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就沒有大型國家，也就沒有統一紅利；而商業立國的政府，源於城邦文明傳統，不能為大型國家的長期統一提供保障，只有在同時配合帝國主義海外殖民征服政策才有可能建立基於殖民地的統一市場。這兩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不能輕易忽視。
三、政商關係的幾種變異情況
歐洲歷史上也有過多次建立“天下國家”的努力，近代之後甚至構建了一個西方化的全球“世界秩序”，但終於沒能成功。如果將近現代西方自由主義類比於中國三千年前“德治天下”“協和萬邦”的“周道”，那麼，今天的世界也很像是“周道衰廢”之後的“禮崩樂壞”時期。可見，真正做到“平天下”絕非易事。
實際上，中國也並非一直都是“天下國家”，歷史上大多數時期，“平天下”也只停留在理想當中。在“禮崩樂壞”的時期、四分五裂的時期、休養生息時期、夷狄環伺的時期、天下將亡的時期，“平天下”的理想和事業就只能暫時擱置。
唐末藩鎮簡圖
在這些“弱事業”或“無事業”時期，“天下國家”也會退化成普通國家，這時的政商關係就會出現各種變異。而即使是在大一統得以實現的那些“強事業”時期，政商關係也會因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統治者而呈現不同的模式。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雖然“集權”和“抑商”是主線，但也會此起彼伏地出現商業的繁榮，甚至出現商業立國、商業戰爭的局面。
例如在“周道衰廢”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各諸侯國紛紛稱王稱霸，整個社會處在“禮崩樂壞”的“據亂世”，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返回商朝的復辟。大商人地位甚至超過了官吏，“如賈三倍，君子是識”。[12]
當時的齊國在“管仲相齊”四十年裡，“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民疾作而為上虜矣”[13]，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國家重商主義”。齊國不僅靠“輕重”之道商業強國，還通過發動商戰來爭奪中原霸權。這是商業憑其本來的“自然狀態”重新發育，各種形態即紛紛出現的時期，除管仲“輕重法”之外，范蠡的“待乏術”，李悝的“平糴法”，白圭的“棄取術”，也都是當時工商業繁榮的反映。
到了漢朝初期，由於戰亂剛剛平息，又恢復了分封制，“天下國家”的宏大事業暫時被擱置，朝廷“無為而治”，天下休養生息。所以，雖然也實行“賤商”“抑商”政策，“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14]，但還是採取了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開關梁，馳山澤之禁，除田租稅之半，允許民間自行鑄錢。
其結果是，商業的“自然狀態”再次重新發育，“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15]，景帝時期的“有市籍不得入宦”的法律成了一紙空文，大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遊邀，冠蓋相望”。歷經“文景之治”，漢朝終於在開國70年後，迎來了國強民富的盛世，《史記·平準書》記載：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16]
春秋戰國和漢初時期的商業繁榮時說明，古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可以自動發生的。自古以來獨享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天然就蘊含優越的資源稟賦，天然就養育富於商業精神的人民。定居文明中人，與遊牧、遊商、遊盜民族大不一樣，大多數人都有勤勞致富的動機和本領，“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17]。因此，只要“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一兩代人的光景，即可出現經濟繁榮。
與漢初情況類似的，還有隋朝文帝時期、明初洪武時期、清前期康乾盛世等。漢朝在開國70年後出現的富庶景象，隋朝時在17年後就出現了。據《隋書·食貨志》載：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18]
但遺憾的是，對於以“平天下”為永恆事業的“天下國家”，真正“國家無事”的時候不多。
首先，“天下國家”的集權與抑商是同一個事業的兩面，因此對於商業的“自然狀態”發展總是有容忍限度的。社會兩極分化一旦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地步，富人地位上升一旦到了“封君皆低首仰給”[19]的地步，政商關係一旦到了“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20]的地步，國家的干預就必然發生，“無為”必然要轉入“有為”。
再者，即使不是因為商人分權直接引發國家出手抑商，“天下國家”也會因為別的事業直接或間接打擊工商業。
漢武帝劉徹登基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為了解決中央財政“用度不足”的問題，開始推行一系列強硬的國家專營政策。首先是鹽鐵專賣，一舉數得，“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21]而桑弘羊的“均輸”和“平準”兩項政策，前者是商品流通上的統購統銷，後者是商品市場上的物價管制，“萬物不得騰踴”，也同樣成效顯著，中央財政收入大增，“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但與此同時，卻是“商賈無所貿利”[22]。最要命的是，一旦黷武與抑商同時成為國之大事，商人們的集體末日就到來了，隨著強硬的“算緡令”和後續的“告緡令”的相繼推出，終於“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23]
漢武帝塑像
武帝對自己一生的功過，在他晚年時與大將軍衛青交心時，說過一段頗通情理的話：“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但是他也坦白承認：“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24]到了宣帝時期，武帝時打下的國威充分體現出來，“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25] 此後越兩千年，中原定居文明在這個時期擁有的壓倒性的強勢，後世再也沒有出現過。
四、一種能夠創造奇蹟的政商關係
當代學者們從商業發展的角度審看中國歷史，往往將商業興衰的原因簡單歸為制度或文化的好壞對錯，而少有在“天下國家”和大歷史尺度中的綜合考察。
漢武帝時期的民間工商業的確遭遇過毀滅性的打擊，但此後相當長時期中國都享有一個比之前更大範圍的定居文明圈和更大規模的統一市場。若拋開王朝循環的框架，僅關注秦漢之後兩千年來中華定居文明圈和統一市場的大小變化，會發現每一次的大一統重建，實際上同時也是定居文明圈範圍和統一市場規模的擴大。隋唐、蒙元和明清，幾次大一統都是這樣。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華政商關係中，有一種最特殊的情況，就是政府的事業中包括了商業發展的內容，政商兩方面的目標客觀上保持了一致，並有互相促進的效果。
例如兩宋時期，由於當時的宋王朝所統一的“天下”是一個被壓縮了的“小天下”，北面是大遼，西面是西夏和吐蕃諸部，西南是大理國，從“大天下”的角度看，相當於一個割據局面。所以會出現與春秋時期管仲變法類似的范仲淹變法和王安石變法，即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不以“平天下”為目標。
王安石變法，貫徹“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的方針，“方田均稅”“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輸”等政策都圍繞理財展開，前三條是針對農業，後三條針對工商業。
就是說，當“天下國家”本身相對弱小，而且處在強敵環伺的“國際環境”中時，事業的目標會大大降低，就可能會退到與商業目標重合的位置上。而事實上，宋代的經濟發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峰，很多學者相信當時中國的GDP位列世界第一。
最後，不妨引申一下：70年對話5000年，當代中國的經濟騰飛與歷史上多次發生的經濟繁榮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這一點值得密切注意。
若將新中國70年放在5000年的歷史延長線上看，首先，在建國初期必然要以保衛新生國家這個最大的事業為重。
當時的世界形勢，比起歷史上夷狄環伺的時期更要兇險百倍，新中國能不能在核戰爭威脅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能不能在敵對的周邊環境中守住屬於中華民族的疆土？能不能在不出讓主權的前提下獲得先進工業國的技術援助？能不能獨立自主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事後看來，這幾個當初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實際上也是所有其他二戰後獨立的新興國家都沒能完成的任務，新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都基本完成了。事後看來，無論當代中國的國體和政體與歷史中國的情況有多大的不同，甚至難以相提並論，但有一點卻是一以貫之的：一個事業型的政府舉全國之力實現既定目標。
而一旦生存問題解決了，國家主權保住了，工業基礎奠定了，人口規模起來了，政治穩定實現了，統一市場形成了，在客觀上，那個三千年來持續不斷的事業與商業交替完成歷史任務的偉大歷史邏輯，也就可以再次發揮獨特作用了。人們看到，由於這一次是在新中國超大版圖和超大規模人口的基礎上完成的事業準備，一個史詩級的奇蹟終於出現了。
新中國的史詩級奇蹟
“改革開放”之後，這個事業型的政府，在對國際國內形勢進行清醒判斷的基礎上，正確地調整了階段目標，開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從歷史上看，這是史上第一次從政府的理性設計出發，主動地使事業目標與商業目標保持一致，並努力實現兩者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歷史見證，在短短40年時間裡，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一波經濟騰飛發生了，中國的高速崛起震驚了世界，也震驚了中國人自己。
當然人們可以說，這一次經濟騰飛是在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浪潮中發生的，也是通過向先進工業國學習和借鑑而實現的，是“科學發展觀”的產物，與歷史上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但同時也應該問一問：為什麼完全同樣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浪潮，同樣也是向先進工業國學習和借鑑，其它後發國家卻沒有發生同樣的經濟騰飛，更別提大國崛起呢？
當今很多專家學者都在試圖破解“中國奇蹟”的秘密，但說來說去不得要領，因為大多數人都只見當代中國，不見歷史中國，忽略了重要的歷史維度，沒有看到三千年“天下國家”獨特的歷史邏輯。
今天的中國正在一個新的事業型政府的率領下大踏步進入新時代。可以預計，正在調整中的新型政商關係仍然在最佳關係的範圍內，當然還可以繼續創造震驚世界的奇蹟。認識到這一點，還有什麼理由不對中國經濟保持信心呢？還有什麼理由因為一點點風吹草動而不知所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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