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作為改革開放40週年後的開頭年，必然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到了深水區，決戰時刻，2019年必然也必須肩負起這個責任。
2018年中國經濟在防風險，調結構，轉動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整個社會的槓桿率從快速攀升到穩定，企業居民政府的槓桿率都略微下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基本取得成功，相關產業的盈利不斷增加，新經濟動能不斷增加，高新行業固定投資和工業增加值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2018年面臨的問題，舊動能增速下降過快，而新動能未能有效補給，GDP三季度下降明顯，國際戰略窗口期在中美貿易的影響下開始縮短，內外部環境給中國2019年的經濟穩定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
2019年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內外部複雜的環境？短期而言，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會穩定住2019年的經濟增長，但是2020年，2021年怎麼辦，如何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過去10年經驗已經證明，寬鬆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最多可以拉動2-3年的經濟增長，而一旦政策收緊會發現，經濟下行的壓力會很大，而且面臨著高槓杆，高債務，產能過剩等政策遺留問題。這說明如果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而是依靠短期的宏觀調控已經無法解決錯綜複雜的經濟問題。
為什麼說財稅體制改革是2019年打響改革的第一槍？因為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稅收體制，減稅降費，降低財政支出和提高財政支出效率是目前國內外緊迫形式下最主要，也是最優先級的改革。中國為什麼要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寫著，為了建設現代化國家體制，必須進行財稅體制的改革。
目前在第二產業超過第三產業，貧富差距有繼續擴大的風險，中國產業結構急需升級，中國稅收結構亟待解決，必須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降低中間稅的比重，發揮財政的再調節功能。充分發生稅收在調節貧富差距，調節經濟結構，降低企業整體成本，鼓勵先進產能方面的作用，同時需要建立現代化的徵稅體系以適應中國現代化國家體制的需要，而不能因為直接稅徵稅比較麻煩，而增值稅徵稅比較簡單，而只顧著徵稅，而忘記了稅收的本質性功能。
企業經營困難，消費增長下降急需財政部門快速而大規模的推出減稅降費政策。目前中國稅收雖然處於中下等水平，但是綜合稅負比較重，同時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減稅和降費對穩定2019年的經濟增長，提高企業的活力增加居民的消費有很大的正面效果。
保持財政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是現代化國家體制的保證，而增值稅作為中國的最大的稅種，在中國經濟發展初期增值稅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在現代化國家建設過程中，其在經濟結構調整，解決貧富差距，降低企業的整體費用等方面的弊端逐步顯現。而所得稅在這些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在調節經濟結構，結構升級，解決先富帶動後富，降低企業整體稅負方面有直接的影響。
中國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統收統支，到93年的分稅制改革，在中央讓權，讓利的頂層設計下，地方政府和企業抱到一起發展，中國經濟40年取得了顯著成果，地方政府，企業，居民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2019年作為改革開放40週年後的開頭年，應該繼續執行這個頂層設計，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持續讓權讓利，發揮企業和居民的積極性，一方面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負負擔，一方面發揮企業和居民在創新層面的發展。
加大徵收資源稅，環境保護稅，加快徵收房地產稅。加快資源稅和環境保護稅試點實驗，進而加大徵收資源稅，環境保護稅，為中國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加快出臺房地產稅，為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建立現代化稅收體制，改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與房地產系統性風險而準備。
總體而言，財政收入應該持續降低企業稅負，平衡居民稅負，增加新的稅基，降低現有稅率，同時以現代化財稅體制為指導，深化改革中國目前的稅收體制。在政府持續讓權讓利方面，激活市場各個主體，為現代化國家建設貢獻稅收的力量。
財政收入決定財政支出的規模。如果財政收入在減稅降費和經濟下行壓力中減少，那麼財政支出只有通過財政支出減少或者提高財政赤字率來維持現有的支出。有些經濟專家建議把財政赤字提高到3%，以穩定2019年的經濟增長，但是從長期看，提高赤字率只能算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一樣是短期的，而且財政赤字提高未來是需要還的，要麼通過提高稅收，要麼通過通貨膨脹來解決，所以財政赤字率的提升，會不會像貨幣政策一樣，在2-3年之後產生很大的後遺症，估計任何經濟學家都說不準，而且目前地方政府的債務已經很高，不支持財政赤字率繼續提高，雖然中央政府的赤字率不高，這就和2014年居民槓桿率不高一樣，3年過後居民槓桿率直接到了50%，而且嚴重的擠壓了消費。所以說經濟學家只關心自己的觀點，但是很少考慮政策2-3年後的後遺症，而且隨著債務的增加，債務付息支出越來越多，今年1-11月份同比增長20.6%。
為什麼說財稅改革是2019年的第一槍，在中美貿易情景下，美國主要的要求是包括開放中國的服務業，減少行政審批，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在深化改革和中美問題2個條件下，大幅放開中國的服務業，同時減少國家在壟斷服務業的財政支出。
日本2017年社保支出佔比33%，公告支出6.1%，美國2017年社保保證和醫療支出佔比46%。財政支出應該主要保留社保和就業支出，醫療支出，教育科研支出，國防安全和公共服務等5方面的支出，其他方面的支出應該大幅縮減；同時財政支出應該在教育，科研，醫療支出現有的規模下，持續的降低，放開公辦教育，公辦醫療，公辦科研機構。
大量減少財政不必要的支出和降低政府調節社會要素，大力提高政府在社會保障和就業，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支出。把更多的財政收入返還給企業和居民，讓企業和居民自己配置，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大力開放中國的交通，醫療，體育，文化，節能環保，農林水等需要財政大力支出的行業，讓市場更有效的配置，避免政府大包大攬和無效的投資。
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就得多進行社會徵求，而不是有單一的財政部門決定。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曾經講過，如果投資能帶來人流，物流，資金流，那麼說明這個投資就是有效的，如果沒有帶來任何東西，則說明這個投資是無效的，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高鐵就是有效的投資，而一些城市的新區則是無效的投資，成為了鬼城。
提高財政支出的透明度，各級政府都應該定時披露財政收支情況，把10個大類分解成幾十個小類，或者直接按企業財務指標製作，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和權益表3張表編制，不能總是糊塗賬和總賬，提高公共監督和媒體監督，提高財政支出的總體效率，同時繼續降低財政在各個領域的支出，間接縮小政府在市場中的手，建立現代化高效政府。
吳敬璉老先生曾說過，目前改革只是到了半道，商品市場已經建立，但是要素市場和體制改革還處於起步階段，所以說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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