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宗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美國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因美國公民責任與道德組織的申訴，美國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啟動了對代理防長沙納漢的調查。申訴書稱，沙納漢似乎違反了道德規則，“在工作範圍內宣傳波音......並向他的下屬貶低波音公司的競爭對手”。同時因波音737 MAX型飛機的問題及媒體揭出的波音與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不當關係，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局也介入調查。沙納漢的仕途無疑被蒙上陰影，而美國政商的“旋轉門”及衍生的腐敗問題，比沙納漢個人前途更值得關注。
沙納漢曾在波音工作31年，從普通的技術人員成長為公司副總裁，熟悉波音民機和軍機業務，為公司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2017年7月被提名出任副防長時，國會議員和媒體就對沙納漢提出質疑，擔憂其可能代表波音影響美國軍事採購和其他國防決策。根據相關法律和規定，出任副防長後，沙納漢同國防部簽署道德協議，表示將避免和其前僱主波音公司有“任何實際或明顯的利益衝突”，不會參與涉及波音公司的任何事項。
不過，美國媒體報道稱，沙納漢在五角大樓履職後，大肆貶低波音的競爭對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F-35戰機的作用和性能，並在2020財年國防預算中，強行塞入了波音生產但空軍不願採購的F-15X戰機等內容。美國媒體稱，F-15X的成本不低，且不是隱形飛機，空軍不願採購，但國防部長辦公室要求採購8架該機，美軍採購F-35的數量從84架因此減至78架，這對洛馬無疑是個打擊。
不過，真正推動對沙納漢調查的，是波音737 MAX8型飛機在5個月內連續兩次墜機事件。埃航空難後，FAA在世界多國宣佈停飛該機型後仍然為其背書，堅稱其“適航證有效”。輿論質疑波音與FAA的密切關係，據《西雅圖時報》報道，為了與空客公司的新機型A320 neo競爭，FAA負責人曾要求安全評估工程師將評估工作交給波音公司，也就是由“生產者”來評估自己的產品質量。波音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做法，很容易滋生嚴重的腐敗和瀆職行為。
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在美國尤甚的政商“旋轉門”現象及衍生的腐敗問題，是沙納漢及波音“出事”的根源。美國是個利益集團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家，“朝中有人好辦事”，向政府推薦和輸送人才，只是種類繁多的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的一個途徑。美國財長姆努欽、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均出身高盛，前國務卿蒂勒森進入特朗普政府前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長兼CEO。這些官員被特朗普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而履職，主要靠人脈和工作能力，其“老東家”不可避免地通過其影響決策。小布什政府任內擔任財長的保爾森曾擔任高盛總裁，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其對高盛的對手貝爾斯登“見死不救”，受到美國媒體質疑。從政府離職後，一些高官會“旋轉”進企業界。企業高薪聘請這些前官員，一個重要考慮是利用其人脈和知名度開展公關工作，影響政府決策。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莉於今年2月被波音公司提名加入其董事會，就是典型案例。
在美國行政部門、國會、企業界、媒體和智庫等部門，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層面，這樣的“旋轉門”日夜不停、週而復始，美國的政商精英“進進出出”。如果媒體報道屬實，我們可認為，從沙納漢這個小案例看，公司的不當影響會損害同行的利益，影響公平競爭。從更大的角度看，部分特殊利益集團，如美國石油集團、軍工集團對政府決策的過度影響，會導致美國國家利益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為害巨大。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便在其著名的“告別演說”中，告誡美國民眾警惕“軍工複合體”這頭“怪獸”帶來的危害。這頭“怪獸”如今更加兇猛，其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推動美國窮兵黷武、軍費創新高，併成為美國國債飆升、信譽受損、社會福利被壓縮的重要原因，實質上最終損害了美國的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即使未來沙納漢迫於壓力辭職，對特朗普政府也不會產生太大影響。特朗普政府內高官變動頻繁，辭職、被炒是家常便飯，美國和國際社會已司空見慣。但如果調查最終顯示，波音737 MAX型飛機的問題與波音對FAA的遊說和過度影響關係密切，波音將會被置於美國和世界輿論風暴的中心，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腐敗是侵蝕社會健康肌體的毒瘤。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監管體制，如何解決或至少緩解政商“旋轉門”帶來的問題，是我們觀察美國糾錯能力強弱的一個窗口。（責任編輯：毅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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