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打算效仿中國嗎？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邁爾上週在柏林公佈《國家工業戰略2030》報告，對國家干預的力量，進行了公開的鼓吹，包括鼓勵打造德國國家龍頭企業。這個報告引起了軒然大波，即使在德國也不能令人信服。
而對中國人而言，這應該算是一個半憂半喜的報告。或者可喜的是，特朗普最討厭的論調，在德國強勢抬頭；而鐵定可憂的是，歐洲的併購和競爭環境，將繼續惡化。
這個報告在前言中，提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在產業全球化、創新加速化，以及其他國家產業政策的擴張性和保護主義這四個條件下，德國（和歐洲）能夠持續地維持和發展業已高度繁榮的私營和公共經濟？
國家干預是主旋律
這個問題自然也不難回答。德國人在報告中，隨後直接就自問自答地給出了答案，“德國的高度繁榮得益於已確立為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
這個德國人就是這個報告的始作俑者，德國經濟與能源部長阿特邁爾。
這份報告毫不掩飾對於產業政策干預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混合優勢，它提到了一系列的公司和產業：從早到1969年空中客車公司的成立，到後來對個別公司如德國第二大鋼鐵公司Salzgitter、歐寶汽車Opel、建築公司Holzmann 的“救援嘗試”，再到光伏企業的清算或半導體和微芯片的生產。報告承認，一些干預措施失敗了。因為政府做得不夠好，而且國家原則上並不是更好的企業家。
儘管這份報告中，也界定了一種國家出手的條件，但它還是重點強調了，“國家的行動，作為一種特例是完全正當的，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國家的干預，將作為必要的手段，區別於一個公司的單獨利益考量。
有了這樣先聲奪人的序曲，那麼要猜出《德國工業戰略2030》後面的旋律，也就應該毫不困難了。
是的，國家力量對於工業的干預，將成為一種重型武器，重新被祭起。
沮喪的德國創新？
該戰略將鋼鐵銅鋁、化工、機械、汽車、光學、醫療器械、綠色科技、國防、航空航天和增材製造等十個工業領域列為“關鍵工業部門”。這是德國製造的核心。然而報告中在“挑戰”的一章中，像一個憂鬱的導演，用了一組快閃鏡頭，重放了德國工業不愉快的一面。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德國就失去了彼時在消費電子行業的領先地位，將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日本和韓國。自那時起，這一損失再無回頭之路。
隨後，它引起了連鎖反應，使得歐洲無法在電信技術和計算機、消費電子(包括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等新興領域站穩腳跟。
新型碳纖維材料主要在德國境外生產。（筆者猜測報告中提到這一點，是因為空客是歐盟的驕傲，然而空客的複合材料卻是大量來自日本和美國）。
汽車工業的成功對德國作為一個工業基地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但與此同時，德國的汽車業也陷入了對未來的憂慮，這些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戰來自：要求越來越高的廢氣排放水平、電動汽車、自主駕駛，以及全新移動出行的概念所可能造成的顛覆性運行模式。
那些代表平臺經濟的互聯網公司，幾乎完全在美國和中國發展，而不是在德國和歐盟國家。這種局面，幾乎毫無改變的苗頭。
在人工智能(AI)領域中，儘管德國的基礎研究仍然強大，但是商業化卻完全沒有跟上。德國與領先的互聯網公司之間的差距目前似乎在擴大，而不是縮小：沒有一家德國公司在這一領域的投資，能夠比得上美國任何一家大型平臺型企業的投資。德國必須集中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企業家、科學和政治力量，縮小落後局面。
在新生物技術的發展上，歐盟企業似乎沒有拿到入場券。
有了這些令人沮喪的事實，報告沉重地總結到，德國似乎被直接“短路”了。全球各種的新型、大型公司幾乎出現在所有創新的領域，尤其是數字化和人工智能領域。這些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資本和市場力量的助力，遠超過了德國DAX指數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國和歐洲成功的初創企業，越來越多地由美國的風險資本基金提供資金，逐漸也就成為美國公司。
當然，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德國人還是相信，可以通過傳統強大的行業的增長，來彌補上述這些領域的損失。例如，近幾十年來，德國汽車工業大幅擴大了其統治地位。在高端市場，全球售出的汽車中，約有80%是由德國公司製造的。這一進程至少意味著德國的工業就業人數可以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總的來說，德國目前的就業崗位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
然而顛覆性的變化，始終存在。如果德國和歐洲不能成功地在顛覆性技術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就有可能迅速損失巨大的增值空間。報告中心有餘悸地提到，當年索尼剛剛慶祝它的袖珍播放機“隨身聽”達到巔峰地位，卻被蘋果在2001年推出的iPod打的落花流水，一敗塗地。
德國人最怕這個。
對於創新型技術，報告中提到了平臺型的互聯網公司、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新材料、輕型建築技術以及量子計算的發展。
對於人工智能，報告似乎過分強化了它的意義，毫不吝嗇地送上了可疑的讚美。報告稱“人工智能的應用，大概代表了自蒸汽機發明以來最大的突破性創新，因為它們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經濟、工業和服務領域、物流和運輸、工作、私人和社會生活。各種應用，都在不斷優化”。
就自動駕駛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的數字平臺來自美國，未來汽車的電池來自亞洲，那麼德國和歐洲在這一領域的損失將達到50%以上。而且這些影響，遠遠超出汽車行業的本身。
當然也不能錯過“工業4.0”。機器“真實”世界和互聯網“虛擬”世界之間的分歧正在日益消失。互聯網被賦予了一個新的維度；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不使用互聯網的工業生產不再是可以想象的。在這種機器和網絡的融合中，哪一方將起主導作用的問題一點也不清楚；這一變化才剛剛開始。
這裡不妨指出，這份報告關於顛覆性技術的論述，呈現出令人驚訝的生澀。要麼過於輕佻——對於AI的過度讚美，要麼過於武斷——對於未來汽車控制權的判斷，要麼過於保守——它對工業4.0的論述，基本上完全等同於國人所理解的“工業互聯網”，它使用了“機器與互聯網的互聯（工業4.0）”這樣的用語；另一方面，它對“工業”與“互聯網”的融合之中，誰將佔上方，也沒有做出明確回答：很難讓人想象這種論述是出自德國人之手。
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這位德國部長，採用了一種求助於鼓動情緒的誇大其詞，以尋求老到政治家的重視。
各國工業都在跑
報告認為德國最主要的國家競爭對手，已經做出行動，並且都在重新定位。
在美國，技術發展主要由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和通用電氣等大型科技集團推動。它們在人工智能、數字化、自主駕駛和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和開發總共投入了數千億美元的資金。奧巴馬政府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廣泛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通過“美國優先”政策振興和保護鋼鐵、鋁、汽車工業和農業等傳統工業部門，試圖將此前丟失的份額重新轉回美國。
日本經濟的優勢尤其包括人工智能、聯網機器和機器人技術以及汽車工業。日本軟銀集團為網絡技術(人工智能、聯網機器和機器人)設立了願景投資基金(Vision Fund)，該基金將在十年內增長到1000億美元。
報告並不意外地繼續以中國製造為例。它認為，在產業政策方面一個特別成功的國家是中國，在2015年啟動了“中國製造2025”的倡議，通過積極的工業政策，以便加強十個關鍵領域。2017年，中國宣佈尋求在2030年之前，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世界領先者。2018年7月，國有集團招商局等決定設立10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新時代科技基金”，投資於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與軟銀的“願景基金”(Vision Fund)相呼應。而通過“一帶一路”，中國正試圖確保銷售市場和物流的安全。這一戰略將市場經濟原則與積極主動的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已證明是最成功的。
很顯然，阿特邁爾部長認為，歐盟的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忽視了這些事態發展。加強國家工業基礎，不僅符合國家利益，而且是一項具有國家重要性的優先任務。為此，政府需要適當的政策和手段。
國家產業政策的參考點
這個報告，簡明扼要地勾畫了一個國家產業政策的要點。
德國經濟中，所依賴的工業技術的主導能力，是維持未來生存能力的決定性挑戰。德國經濟必須能夠經受住所有主要領域的全球競爭，特別是在關鍵技術和突破性創新方面。
第二產業的佔比，不管有多少缺陷，仍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重要目標。德國需要將這個比例提高到25%（目前23%），而歐盟需要在2030年提高到20%。
在本地，保持一個閉環的工業增值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鏈的所有部分——從基本材料的生產，到製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務、研究和開發，都存在於一個經濟地區，那麼各個環節將更具有競爭力。必須對目前大量外包而出現的價值鏈缺失，進行警惕和修補。
報告中提到了全面保持所有產業的觀點。“為爭取每一份工作崗位而奮鬥”，聽起來也是特朗普的風格：不顧一切、哪怕把包括採礦業這種塵封已久的工作也要帶回美國去。重要的是，把工業分成“髒亂陳舊”和“乾淨新勢力”的區分，是錯誤的做法。
這種說法，對於當下熱衷於新舊動能的轉換，大力砍去舊動能的實踐，真的一個生動而有益的提醒。
產業政策中自然需要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德國最有特色的是隱形冠軍群。報告中不無擔憂地指出，德國特有的隱形冠軍優勢，正在被數字化侵蝕。“比任何時候，這些隱形冠軍企業都需要得到個性化的扶持”。
如果說這些說法，都並無新意的話。那麼報告隨後指向了全文中一個旗幟鮮明的觀點，那就是：德國和歐洲迫切需要龍頭企業。
阿特邁爾部長隨後對此進行了辯解。一方面，多年來德國幾乎沒有出現這樣規模的新企業，西門子、蒂森克虜伯、各個汽車製造商或德意志銀行等現有的領軍企業，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長時間，並已成為成熟的全球參與者。空中客車在航空工業的地位，已經牢不可破，但它的誕生甚至可以追溯到50年前。而另一方面，像AEG或Grundig這樣的前世界領導者的品牌，早已不知蹤影。
在美國和中國，許多大型的全球市場參與者已經羽翼豐滿，特別是在電信技術、互聯網和數字化領域。因此阿特邁爾部長呼籲歐盟競爭法需要修改，以便促進歐盟公司可以合理地“大型化”。
報告還煞費苦心地列舉了全球300億美元的鐵路市場。考慮到報告發出的時候，歐盟正在就西門子與阿爾斯通的機車合併，進行最後表決的前夕，那麼這個“龍頭企業“和“修改競爭法”的提法，無疑是太有針對性了。這個報告，有著德國太過於現實的考量。
圖 機車全球市場分佈（圖來源：日經中文網）
這份報告中寫道，令人擔憂的是，德國幾乎沒有出現新的大型企業，相反，以前的世界領先企業，如AEG、根德（Grundig）等早就失去了領先地位。而在美國和中國，過去20年裡卻出現了大量世界領先的新的大企業，創造了新價值。
德國官員為了什麼而耿耿於懷？筆者在此整理了讓德國憂愁德國喜的幾家公司。
AEG建於1883年，在洗衣機、廚房家電領域是世界市場的領導者之一。100年後申請破產，並在1996年AEG品牌成為瑞典伊萊克斯（Elektrolux）集團的子公司。
1849年創立的建築公司Philipp Holzmann 在1994年巔峰時期，達到131億馬克，是德國最大的建築公司，然後在1999年宣佈破產，並在2002年被清算。
德國第二大鋼鐵製造商薩爾茨吉特集團是一個德國政府值得自豪的例子。在1960s年代，Salzgitter AG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國有企業，並在1998年公開上市。2008年一度進入德國最重要的藍籌股Top30的DAX指數。這算是一個德國干預的好例子了。
到了這裡，就到了本報告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國家需要出手，直接持有企業股份，從而扶持大型企業的發展。而這個觀點背後，則同時強化了阻擊外來併購的決心。換言之，與其讓其他國家來併購，不如讓德國政府出資持有股份。儘管報告中增加了很多限制性定語，然而這個觀點，無疑就是乾草堆中所要尋找的金針。
從這個觀點出發，國家干預就可以幹很多事情了。例如電池問題，國家可以組建財團提供援助，而在平臺經濟、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等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國家乾脆就直接參與-如當年空客的建立。
這是一個很大的尺度。
難怪阿特邁爾的言論，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彈。德國汽車製造協會的負責人立刻做出反應，表示德國的汽車製造業，並不需要這樣的參與。《斯圖加特報》認為，阿特邁爾希望為“國家龍頭企業”和西門子、蒂森克虜伯這樣的全球工業巨頭提供特殊的保護，這一戰略背離他本人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原則。
似乎為了減緩歐洲產業界的普遍擔憂，報告也給出了政府監管的原則。對政府力量的干預場合和時機，進行了詳盡的描述。
歐盟相信德國嗎？
報告還給歐盟進一步支招，認為歐盟需要一項工業戰略，加強整個歐洲的工業競爭力。而許多歐盟國家的去工業化進程必須逐步停止和扭轉。目前歐盟過多討論了財政問題，較少地關注經濟政策的基本問題。現有幾種不同的理事會形式(競爭力理事會、貿易理事會、電訊理事會、能源理事會)都過於分散，沒有一個集中的理事會，將所有不同的方面彙集在一起，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報告認為，歐盟需要一個“工業部長理事會”，從而減少當前處理單一事項的個別理事會。
最後報告提出了期望通過立法，進一步鞏固國家工業戰略。最後，“我建議2021年可以作為這樣一個啟動的時間點”，阿特邁爾以極其個人化的風格，像一封信的末尾，結束了《國家工業戰略2030》報告。
然而，這樣的一份報告，說服德國工業界都有困難，更不要說歐盟。他說，新的目標是，到2030年，讓工業在德國經濟附加值總額中佔25%，在歐盟經濟附加值總額中佔20%。
德國堅持工業GDP的佔比和目標，都有著堅實的基礎。德國工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2015年，工業在研發方面的投資約為530億歐元，相當於全部私營部門的內部總支出的85%，幾乎是工業在整個GDP所佔比例的四倍。目前德國工業佔比就是23%。穩住這個目標，應該還是大有希望。
然而德國是歐盟的火車頭，卻不是歐盟的唯一代言人。不知道阿特邁爾是健忘，還是故意忽略事實。歐盟經濟委員會早在2012年，就希望將歐盟工業的GDP佔比，從16%提高到2020年的20%。而在過去的6年，幾乎沒有任何改善。20%的目標在2020年已經不可能完成。而這位勇敢的部長先生，索性把歐盟當初設定的時間表，再次推遲十年到2030年。
最具戲劇性的是，就在該報告發布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6日，歐盟執行機構歐盟委員，否決了德國西門子和法國阿爾斯通鐵路車輛業務的合併計劃。西門子和阿爾斯通的聯姻，再一次被徹底地拉回到起點。歐盟對此的擔憂是，因為全球化進程而推進的企業合併，將導致市場壟斷。而這，正是阿特邁爾在《國家工業戰略2030》報告中，重點強調的一件事情。
歐盟用了一個簡單的投票姿勢，宣告了德國政府遊說的失敗，這正是這個報告最失敗的地方。
小 記
《國家工業戰略2030》最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國政府需要“國家龍頭企業”，而且可以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企業中持股，以防這些企業被外資收購，為此德國政府將考慮建立一個基金。很顯然，2016年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被中國美的收購的事件，產生了一個斷崖性的影響。它激怒了政治家和輿論，干擾了企業家的判斷，這一事件持續發酵，導致了隨後歐洲併購法的修訂。這個報告，仍然可以看出來當時情緒宣洩的延續。
《國家工業戰略2030》報告，與其說是一個關於德國工業未來的戰略倡議，不如說是一次關於“國家與產業”關係的陳述。它似乎在陳述一系列的原則，從而進行理念的宣貫，和不同尋常的知識普及。它更像是在尋求一種道義和輿論上的幫助。從這個意義來看，它是一個德國部長的個人宣言。
或許，這將是一個國家干預力量崛起的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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