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轉載自保守主義評論（baoshouzhuyi2016）公眾號，內容主體部分系摘錄自《聯邦論》（尹宣譯本），也譯為《聯邦黨人文集》。
據報道，美國國會參議院14日通過一項決議，叫停總統特朗普此前宣佈的美國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當天，參議院以59票贊成、4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這項決議，12名共和黨議員與全體民主黨議員投了贊成票。參議院表決通過後，這項決議將提交總統簽署。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上說，他“期待著”否決這項決議。如特朗普行使否決權，參眾兩院均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數重新通過決議案，才能駁回總統的否決。這就引出了美國權力制衡中的“總統的相對否決權”。
以下論述美國總統相對否決權的文字，摘錄自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的《聯邦論》（尹宣 譯），也譯為《聯邦黨人文集》。
《美利堅聯邦憲法》第一條 第七款：
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的每項提案，成為立法之前，需呈交聯邦總統；若總統同意，應簽署使其成為立法，若不同意，應寫出書面反對理由，連同提案一起退還提出該案的一院，該院應將總統反對理由全文記錄在案，開會再議，若三分之二議員再次通過，則將該案連同總統的反對理由提交另一院以同樣方式再議，若另一院三分之二議員再次通過，該案即成為法律，再議時，各院均採取點票方式決定，逐一問明每名議員贊成還是反對，各院應分別把贊成和反對的議員姓名記錄在案。總統收到提案後十天（週日除外）內，若不將提案退還，則視同總統已經簽名，該案成為立法，聯邦議會休會、總統無法退還提案時例外，後一情況，提案不能成為立法。
每項需要參議院、眾議院一致通過的命令、決議、表決，需呈交聯邦總統，與處理提案的方法一樣，受同樣規則限制，總統批准方可生效，總統不批准，需參議院眾議院複議，三分之二議員再次通過，才能生效。第628頁
《聯邦論》第73篇：
要使總統保持生機盎然，前面已經提到，最後一個要，是健全的權力。我們來看看，憲法將要賦予聯邦總統的各項權力。
我們看到的首要權力，是總統對議會兩院立法和決議的否決權；換句話說，總統有權附上自己的反對意見，把提案和決議退還兩院；目的是避免這些提案成為法律，除非議會兩院再次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壓倒總統否決。
立法部門侵蝕其他部門的權力、吸納其他部門權力的趨勢，前面的一些文章，已經反覆說過。僅用文字，書面列出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不足為用，這點前面也已經說過。需要給部門提供憲法武器，讓它們自我拱衛，對此，前文也已經做過推理，做過證明。根據這些含義明確、不容置疑的原則，引出否決權的必要，使總統能否決議會的立法，或絕對否定，或相對否定。沒有固定報酬，沒有否決權，總統絕對沒有能力捍衛自我，擋不住議會的劫掠。總統權威，可能逐漸被層層剝光，被議會一個接一個的決議否定，或僅僅由於一票之差，而被廢止。或用此法、或用彼法，議會權力和總統權力，很快就會混雜起來，落入同一批人之手。雖然議會尚未出現過越界侵犯總統權力的趨勢，推理和理論本身，也教導我們：不能讓一個部門，活在另一個部門的擺佈之下，應該擁有憲法授予的有效的自我捍衛權。
這裡說的否決權，還有進一步的用途。否決權，不僅可以作為總統的盾牌，而且提供一種保障，阻止不適當的立法。否決權構成一種有益的制約，迫使議會精打細算，捍衛全社會的利益，防止派性、倉促、不利公益的衝動，這些，都可能影響議會中的多數。
否決權是否適宜，在某些場合，遇到反對意見。他們說：既然一個人的德行和智慧，不會超過一群人；除非否認這種假設，就不該把控制議會的權力，交到總統一人手裡。
這種看法，仔細考察，就會發現，貌似有理，實無根基。否決權是否適宜，並不假定總統智慧超人、德行出眾：而是假定，議會總是容易出錯：愛權，有時會使人顛倒自己的位置，侵入政府其他部門的權力。派性精神，有時會扭曲議會辯論；一時印象，有時會促使議會匆匆決策，等到反思成熟，回頭又加以指責。把否決權授予總統的初衷，是讓總統能夠捍衛自己；其次，才是阻止不良立法，阻止匆忙，防止大意，避免隨心所欲，增加有益社會的機會。一項舉措，得到的考察越頻繁，參與考察者所處的環境越多樣，因討論不足而出現差錯的危險越小，由某些共同激情或利益對抗造成的誤舉越少。更不可能的是：各種應該受到責罰的觀念，在同一時間，針對同一對象，影響到政府的所有部門；反之，這些應受責罰的觀念，卻可能輪番影響政府的不同部門。
或有人說，阻止不良立法之權，包含了妨礙良好立法之權；可以用來實現一個目的的權力，也可以用來實現另一個目的。不過，這種反對意見，對世情洞明的人，沒有什麼分量，他們足夠敏銳，心知肚明：立法前後不一、頻繁多變，是我們政府性格特徵中的最大瑕疵。他們明白：為限制過多立法而設計的制度，在事發的特定階段，最好維持原狀，利大於弊；因為，這樣更有利於立法部門穩定。妨礙個別良好立法，造成的損害，會從阻止不良立法得到的好處中，得到加倍補償。
這還不是全部。一個自由政府裡，立法機構，享有影響力的分量最大，總統與議會較勁，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安全，要承擔風險：總統會極其謹慎地使用這種否決權，因而，人們更多的指責，不會說總統否決過於倉促，而會說總統過於膽怯，不敢否決。身為英國國王，君主特權，車載斗量，影響能力，有上千種，直到今天，對否決兩院聯合決議，依然猶豫不決。英國國王，遇到自己不中意的提案，在提案尚未提交他批准之前，已千方百計施加影響，讓它胎死腹中，免得自己兩難：既不想允許它生效，又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給人留下與立法機構作對的印象。英國國王，最終鋌而走險，施用君權，也不無可能，但只會限於明顯適宜和極端需要。信息靈通的英國人，都會同意這一論斷。自從英國國王被授予否決權以來，還沒有使用過這項特權。
美國總統，不像英國國王那樣權力過人，受到嚴密護衛。美國總統，任期不過四年之短，掌握的行政權，又是純粹共和式的，倘若他敢於使用這項否決權，需要多麼小心？
無須證明：倘若總統該用否決權時不用，那就比經常用、大量用還要危險。一種反對設立否決權的觀點，即由此而來，說：否決權看起來令人憎惡，其實不會使用。可是，不能因為少用，就推斷永遠不用。制憲會議設計否決權，主要目的，是預防行政部門的憲法權力遭到直接進攻，公益顯然以可觸知的方式蒙受犧牲，一個具備相當堅定性的人物，聽從義務和責任的心聲，起而使用憲法賦予他的自我捍衛手段。前一種假設（遭攻擊），總統的剛毅，由他所處職務的眼前利益激起；後一種假設（公益受損），總統多半是得到選民嘉許。選民心中疑惑時，自然傾向議會；但在非常明顯的情況下，選民很難忍受中立的痛苦，讓議會誤導自己。我說這話，心中想到的總統，只具備普通分量的堅定。世上有這樣的人，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有勇氣，甘冒一切風險，以天下為重。
在否決權問題上，制憲會議只是追求了一種中間手段，這種設計，既便於總統使用否決權，又使否決權依賴議會中相當多數議員的感覺。憲法授予總統的，不是絕對否決權，而是前面已經說過的相對否決權。 使用相對否決權，比使用絕對否決權容易。一個人，自己一票，就否決一項立法，或許下不了決心；可是，如果這種否決，還會得到複議，只要兩院三分之一以上議員，反思之後，還能同時滿意總統的否決，提案才會被最後否決，這樣，就用不著過於擔心。如果總統的否決能夠站住，他會受到議會反思的鼓勵，其中，包含議會相當數目議員的支持，這些議員的影響力，與總統的影響力，結合起來，在公眾的看法中，使總統行為的適當性，得到支持。直接使用絕對否決權，比退回提案，讓那些提交的人再議，議會可批准可壓倒，顯得粗暴，容易激起憤怒。比較起來，相對否決權不易受到攻擊，也比較容易實行；就因為這個道理，到實踐時，否決權會被發現比較有效。但願以下情況不致經常發生：不適當的觀點，在同一時間，主宰議會兩院三分之二議員；而且，置總統的制衡力量於不顧。不論如何，出現這種情況，概率很小，比不適當的觀點沾染兩院簡單多數，作出錯誤決定，並採取行動，概率小得多。總統這一性質的權力，常常具有一種無言、不甚引人注目、但真實存在的威懾力。若有人從事非正義的追求，又被覺察，這種阻遏，就會來自一個他們控制不了的方向。他們常會被制住，僅僅因為意識到會遭到反對，否則，倘若不怕這種來自外部的阻遏，他們就會為所欲為。
前面說過，在紐約，這種相對否決權，授予一個委員會，由邦長、最高法院院長和法官、或其中任意兩人組成。在多種情況下，這種權力可以自由施行，並且頻繁取得成功。相對否決權的效用，如此明顯，制定憲法時曾經堅決反對設置這項權力的人，通過實際經歷，如今成了這項權力的公開讚歎者。
我曾在另一處指出，憲法形成否決權的概念，從紐約模式開始，後來更偏於馬薩諸塞模式。這種偏向，可以想象出兩個有從力理由。一，法官將擔任法律的解釋者，對立法表態或許含有偏見，影響他們的複決能力。二，若經常與總統聯手，法官可能深深陷入總統的政治觀點，產生一種危險結合，把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漸漸粘到一起。法官分擔副業太多，不可能專心致志解釋法律。反把法官置於一種位置，或被總統腐蝕，或受總統影響，危險非比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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