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鴻兵
今年以來，世界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出現了一些突變。美聯儲放緩加息，而且可能宣佈今年將結束縮表；歐洲央行明確暗示要進行新一輪的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日本央行表示如果通脹率沒有達到核心目標，將考慮進一步的貨幣寬鬆政策；英國央行也明確表示，維持0.75%的基準利率不變，而且如果脫歐進程出現動盪，可能將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新西蘭暗示加息時間將大大延後；澳大利亞暗示未來降息的概率加大；印度央行也準備放緩緊縮步伐。中國降準和各種定向投放也使得貨幣政策大幅寬鬆，1月社融和新增貸款創下歷史記錄。
世界各國主要央行在2019年年初發出了普遍的貨幣寬鬆聲明或暗示，給人一種感覺：是不是全世界貨幣又要“發大水”了？
寬鬆顯然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的風險，那麼如果各國都停止緊縮，採取寬鬆政策，甚至再搞一次“量化寬鬆”級別的貨幣放水，是不是就能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擺脫經濟衰退了？
首先我們需要分析為什麼2019年年初各國央行會做出政策上的巨大轉變。我認為原因其實很簡單。2018年全世界金融市場已經進入了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警報信號頻頻閃爍。比如美股在年初和年底出現兩次閃崩，股市全年表現都非常差，國債收益率反轉等現象都已經預示著經濟衰退和危機的來臨。歐洲股市也非常的糟糕，熊氣瀰漫。中國股市也跌跌不休，很不景氣。此外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稅較量，歐美國家內部政治局面的混亂，共同導致各國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可以說在2018年，已經可以明顯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了。
如果今年繼續保持2018年的貨幣緊縮狀態，比如美聯儲繼續加息縮表，那麼暴風雨的來臨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所以各國在2019年年初開始聯手調整政策，希望能夠通過貨幣寬鬆的辦法，再次挽救自己的金融市場、經濟增長、就業、民意等等。
不過如果從一個更大的背景，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我認為經濟衰退和危機的到來具有必然性。事情的根源是90年代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導致的。從網絡學的角度來看，連入網絡的節點越多，經濟效率就越高。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陣營的大量經濟資源被注入了西方主導的經濟網絡。中國加入WTO之後，又有更大規模的經濟資源、勞動力、原材料加入世界貿易網絡。全球化網絡規模變大，再加上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使得經濟效率大幅提高，但同時也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兩極分化現象，也就是馬太效應，窮者俞窮富者愈富。
網絡中間必然會出現集群效應，在不同國家會表現為不同的症狀。比如美國出現了工業產業空心化，越來越多的企業到海外去投資，本土高薪崗位不斷減少。歐盟出現的是核心區和邊緣區之間的嚴重分化，在全球化過程中受益的主要是以德國為首的北歐核心區國家，他們的經濟穩定性和健康增長的基礎越來越好，而南歐、東歐的邊緣區國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波蘭等國，出現了產業結構被壓扁的邊緣化趨勢，經濟複雜度不斷下降。日本出現的問題是，泡沫經濟破裂之後，年輕人沒有消費能力，伴隨著老齡化，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萎縮。中國雖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20年來的全球化導致中國太過依賴國際市場，一旦國際上出了問題，我們的經濟增長也會受到重創。
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我認為各國問題的本質是相同的，都是國內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導致整個社會缺乏經濟活力。全球化過程在每個國家內部，幾乎都產生了嚴重貧富分化的問題，再加上各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結構問題，最終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2012年歐債危機，還有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振。
歸根結底，都是經濟結構惡化之後，中產階級收入增長停滯，他們無法承受越來越高的債務膨脹的壓力，最終出現不同類型的經濟危機。
那麼危機之後，中央銀行採取的措施是否解決了問題呢？
央行採取貨幣寬鬆政策，零利率、超低利率，不但沒有扭轉全球化帶來的馬太效應，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的程度。 因為降低利率，各種資產價格就會暴漲，而各國內部大部分的老百姓，沒有什麼金融資產或者地產，分享不到好處，同時收入增長追不上資產上漲的速度。歐洲、美國、中國都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年輕人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差，房價飛漲，導致年輕人不僅買不起房，甚至不得不把1/3乃至1/2的收入拿去租房，美國有40%的26歲以下的年輕人，沒有辦法獨立生活，只能跟父母住在一起，這在以前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的。
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會誘發各國內部政治上的問題。比如民粹主義高漲，排外情緒抬頭，特朗普上臺，英國要求脫歐，法國“黃馬甲”運動，中東歐與歐盟愈發離心離德等等現象。
經濟結構惡化的問題，不但沒有因貨幣寬鬆而緩解，反而加劇了各國內部貧富分化的問題，從經濟結構危機轉化成了金融危機，再從金融危機轉化成了財富分配危機，最後轉化成了政治危機。
過去十年，歷史已經證明了貨幣寬鬆並不能有效扭轉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寬鬆的辦法即便不是抱薪救火，也只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絕不應該長期化常態化。但是2018年如果再次出現重大問題，各國想的解決辦法是什麼？是準備進一步寬鬆，這意味著整個體系會變得更加危險。
長期貨幣寬鬆就好像是“吸毒”,吸的時候很爽，但想要戒毒就會很痛苦。貨幣政策想正常化，已經永遠不可能了，因為如果加息就會導致經濟衰退，更嚴重的會直接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各國領導人都不敢這麼幹，調整經濟機構要承受極大的痛苦，沒人敢承擔這個責任，那就只能任由局勢不斷惡化。就像當年王安石變法面臨的情況一樣，利益集團的阻力太大，宋神宗支持變法也只能有心無力。
所以美聯儲基準利率回不到5%的正常水平，只能回到略高於2%，否則危機就會到來。我們可以把整個世界經濟想成一個債務戰車，正從山頂往下衝，現在想踩剎車，但踩了一半就不敢繼續了，因為繼續踩就會翻車，往後只會衝得越來越快。
如果2019年繼續放水，債務膨脹會更嚴重，全球債務與GDP比值的槓桿率會越來越高，債務堰塞湖的水位會越來越高，對加息也愈加敏感。所以下次遭遇金融危機，那個時候非但不能加息，恐怕還得降息。而降息的後果是資產泡沫膨脹得更快，債務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加速從山頂往下衝，直到最後車毀人亡，這已經進入了一條單行線不歸路。
如果把2018年全球貨幣緊縮當成是最後一次變法的實踐，而這次變法已經失敗了，那麼往後就是一個不斷下滑的過程。債務戰車已經剎不住了，之後非但不敢再加息，再碰到金融市場閃崩，可能還不得不降息，而降息會使問題更加嚴重，到最後再次出現危機的時候，恐怕就不是一般的金融危機了，2008年金融海嘯相較之下只能算是毛毛雨。
下次再出問題恐怕將會是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一起爆發。而各個國家會將內部的政治危機轉嫁到國際上，變成地緣政治大危機，甚至是戰爭。
總結一下，想從貨幣寬鬆狀態通過緊縮回歸正常狀態，相當於一次變法，而這次變法在2018年已經失敗。即便有個別國家的領導人敢於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帶領人民承受改革的痛苦，但缺乏全球各國共同的努力，改革也無法成功。貧富分化必然導致更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進而演變為地緣政治大危機，甚至是戰爭。我認為這是未來全世界發展的基本走勢，或者說是難以逃避的命運。
當然，希望也不是完全沒有，但這需要世界各主要國家團結一致，抑制各自國內利益集團的貪婪，平衡財富分配，說服大多數民眾忍耐暫時的痛苦，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不過這種做法難度極大，需要極大的執政智慧與改革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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