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香芹，南都觀察“未來的事”特約體驗官
“宇宙中心”五道口的一處居民樓裡，有一座青年空間，1月19日的傍晚到凌晨，這裡舉辦了一場主題為“社會震盪”的青年派對。聽起來很宏大，到了現場之後果然不出所料——依然是一群年輕人在一起“瞎聊天”。作為合作方之一的工作人員，又恰好住在附近，我帶著錄音筆和工作證就去了。
青年空間在一套雙層住宅裡，被運營團隊劃分出了一些咖啡館、圖書館、陽臺之類的空間，為了配合這次“派對”，連一間臥室都被臨時徵用了。三十多個話題在三四百平米的場地裡出現、交錯，像新年廟會的限時攤位一樣，不同的話題發起人四處吆喝聽眾，主辦方則“拆臺”一樣提醒話題時間已到——該輪到下一個話題了。最多的時候有九個話題在不同區域同時展開。
人來人往，我抓了一把前臺提供的零食，匆匆填了填肚子，鑽進了吵吵嚷嚷的人群和話題中。
▲ 空間裡的“隨心所欲”牆。
收穫也不少，“逛”了五個“話題攤位”，我知道了前中介欠我的押金和房租很難要回來了，見證了對一個“空巢青年”的“社交診斷”，聽一個培訓老師講了她對教育公平的看法和行動，參與了兩個藝術系畢業生對“草根文化”策展設想，最後還聽一位美學研究者聊了倆小時的“女性主義”。
雖然有些話題聊得有些淺，有些則很理想主義，可能根本不會被實現，但這些人都走出了第一步，往後的反駁或者進步，批評或者建設，都是給未來的鋪墊和基礎。青年們依然關心這個世界，就像過去每個年代的青年們都會做的那樣。
▌黑中介實在是太“黑”了
“派對”本來該在下午七點開始，我在等Beck，介紹裡說他“陪粉絲打過黑中介官司，深入中介一線學習過”。可能是居民樓裡的場地有點難找，等了20分鐘左右他才到。
幾句抱歉之後，他說他之前陪粉絲打官司的事情在去年十月已經勝訴了，但是對方依然沒有退款，現在還在跟蹤法院的強制執行。我這才反應過來，介紹裡是指通過法律手段打黑中介的官司，而不是訴諸武力去毆打黑中介。
Beck又問現場的其他人有沒有什麼記憶深刻的租房經歷。一個男生說他之前在昌平租了一間屋子，中介收了三倍押金，後來等他退房的時候，中介顧意損壞了插座等物品，拍照過來說是入住過程中損壞的，剋扣了一筆很大的押金，還收了很貴的衛生費。另一個男生說他之前租房，住了沒多久，中介以“房子被查，要退還給房東”為由，收回了房子，又以合同裡備註的“不可抗力”為由不退還押金，結果過了一段時間，他的那間屋子又以更貴的價格被租給了其他人。
見識過黑中介各種各樣的手段，Beck發現租房者在北京特別不受保護，有些中介公司甚至直接以“洗房”的方式來賺錢，在合同裡隱匿著各種各樣的霸王條款，房子出租不久，便以“不可抗力”為由，用欺騙甚至威脅等手段趕走前租客，扣留押金。把人趕走之後，又再出租給新的租客，如此循環。流動性越大，黑中介“賺”的錢越多。
“追求正義”的道路卻常常曲折。黑中介常常以個人的身份出現，假扮成房東的親戚朋友甚至房東本人，和租客簽訂租房合同。一旦出現糾紛，租客常常求告無門。工商局不受理這類案子，因為沒有營業行為；住建委管不了那些沒有備案的公司，個人中介更是無法觸及；派出所負責的是治安問題，租房這類經濟糾紛的嚴重程度似乎還差一點意思；法院的程序也常常困難，如果不知道對方的姓名、身份證號、地址等信息，法院的傳單無處可傳……Beck創立的“看房狗”是一個以租房為主題的自媒體，曾經做過一次在線調查，發現北京地區被調查者的租房受騙率高於50%。
我跟Beck說了我的情況——前箇中介公司以“房東要收回房子”為由提前和我解約了，並給我了一份蓋有中介公司公章的“退房交接單”，上面寫著會在30個工作日內退還我的押金和剩餘房租。如今半年多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收到退款。我的另外一位室友前不久向法院提起了上訴，很快收到了退款。
Beck問我是哪家中介公司，接著恍然大悟一般，說：“是這家啊。”隨後說他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壞消息是這家中介公司過去吞併了很多小型中介公司，但已經走到了破產的邊緣，好消息是有兩家信貸公司接手了它，所以我可能依然有機會拿到我的退款。
“也不知道是‘壞人’變好了，還是‘壞人’繼續變壞了。”Beck說。
他本來還有一些關於租房的“避坑指南”要分享，但是電話響了，他的一個朋友找不到場地的位置，他得下樓去引路，這場話題就草草結束了。我鑽進了旁邊的一個房間裡，那裡在聊“你真的懂得聆聽嗎”。
▲ 空間裡的一些“聊天場景”。
▌幫一個剛到北京的年輕人找朋友
思岑是這場話題的發起人，因為我是中途混入，錯過了她在前面畫的一系列關於溝通的象限圖，也根本不懂她所說的“對話啟發”和“深度聆聽”是什麼。
話題剛好進行到後半程，一個男生被請上前去，分享他最新的一個困惑，我們其他的人則被分成四組，要基於先前的“理論”去找出這個困惑中存在的“渴望”、“情緒”、“事實”和“阻力及助力”。
男生說他去年十月剛到北京來工作，在一家車企，工作中常常是一個人，項目制的工作也難以和其他同事有交集，生活裡也沒什麼朋友。雖然是理工科出身，但是他很喜歡逛博物館和哲學，也想認識這方面的朋友，有更多的交流。可是他又不喜歡吃飯、逛街這些“瑣碎的事情”。所以困惑就是，獨自一個人來到北京，沒有朋友，但又想認識有同樣興趣、可以交流互動的朋友。
四個小組的人在給定的五分鐘裡分別給他“診斷”，幫他想辦法結識新朋友。有人建議他不要害羞，可以主動和同事多交流，同事裡可能也有同樣興趣的人，“我的工作性質和你差不多，也很少和其他人打交道，但我今天就是和同事一起來這裡的，我們現在也是朋友”。有人建議他通過論壇、貼吧等渠道打入“有共同興趣的社群內部”，一起逛博物館、參加讀書會，肯定會交到新朋友。還有人勸他也“向下一點”，接受吃飯、閒聊這些瑣碎，說朋友之間就是既有瑣碎無聊，也有更深刻的“閃光”，兩方面都得接受……
在這個過程中，話題發起人一直在控制發言的方向，避免了其他人過於冗長的提問，以及和話題關係不大的個人分享，其他人則積極熱情的發問，試著幫忙問出一些關鍵信息，並且提供了一些建議或經驗。
但很快，話題的時間到了，下一場話題的發起人和參與者等在門外。困惑的男生好像想明白了一些，但臉上依然有些困惑。人來人往，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有意思”之外的“無聊瑣碎”，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能交到新朋友。
▌知識傳播的門檻如何降低？
我又鑽進了青年空間的圖書館區域，菜菜正在分享她對“教育公平”的觀察和個人實踐。她在一家培訓機構工作，為那些準備送孩子出國念初高中、大學的家庭提供教育培訓。
她說她來自競爭激烈的“高考大省”山東，本以為山東的學生是全中國最努力的人，後來她當了老師，觀察發現北京的學生比山東學生還肯學（刻苦），令她印象深刻的還有美國西雅圖的華裔學生、香港的學生。“國外的教育更強調應用性、互動性和實踐性，國內的則更多是灌輸式的教學”。
發現“二代們”往往也更努力，還有更優質的教育資源，這讓她思考怎麼讓四五線城市、村鎮的學生也能接觸到一二線城市的教育資源。
她剛分享了前段時間關於“改變命運的一塊屏幕”，說“直播課”（一二線城市的頂尖學校直播分享課堂內容給其他地區的學生）是一種很好的嘗試，緊接著就有其他人提醒她，說即使是“直播課”的資源，因為設備、師資有限，也只能被教育相對落後地區的少部分學生獲得，在目前並不能真正“普及給所有學生”，它體現的依然是資源的高度集中，在應試教育系統中，依然是在“收割尖子生”的同時拋下其他學生。
還有人則說，在一個不好的系統裡，任何修修補補都是對它的保護和延續，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只有站在系統之外，打破這套系統，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有人問，新的出路是什麼呢？
沒有人回答。但依然，菜菜認為美國的“可汗教育”是一種值得借鑑的方式，研發優質的網絡課程、為所有學生提供免費的基礎教育知識，她認可這種易獲取的、乾淨的（沒有廣告、在搜索引擎中能被迅速查找；她認為目前的網絡搜索並不利於知識的搜索、學習）教育資源，相信
彌補教育資源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搭建更多免費的、公益的在線資源。菜菜又說，他們的一些同事會拿出一些個人時間去西部的落後地區支教，除了一些常規的教育支持，他們還發現，因為有了外來的理念和力量，當地的小孩子會習慣於穿內褲了，當地的一些老師也不像之前那樣“猖狂”，讓學生去給他們洗衣服、打飯了。
▌他們想給“新工人”辦個展
我又去了另一個場地，李雨暉和孟垚在這裡發起了一個關於“‘新工人’藝術”的話題，他們是藝術系畢業生，從事藝術展覽研究和策劃，也關注草根文化。
開場講了很多理念，又分析了一通關於創作主體的思考，一方面是藝術家作為主體，參與進工人的生活，又從工人的生活中“提煉”出藝術作品；另一方面是工人作為主體，直接在工作和生活中創作藝術作品。緊跟著，他們又分析了一下工人的創作是不是一種“藝術行為”，因為他們定義中的藝術行為是一種基於展示而開展的創作，但是他們不能確認，工人們的寫詩、撰文等等是為了自我表達還是為了對外展示。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思考，並不影響他們的策展，但依然是他們的一個“心結”。
我問他們，有沒有和他們關注的“新工人”面對面交流過、訪談過，他們回應說暫時還沒有訪談過，但是看過很多其他藝術家的訪談成果。
他們現在有一個策展想法，是在城市的空間中，比如一個廣場，或者一個咖啡館，把職業藝術家基於“新工人”創作的作品和“新工人”自己創作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覽，交給公眾去觀看、判斷——二者有沒有區別，是否其中一方更有表現力。
但還有太多的未知，比如有人幫他們聯繫上了一個咖啡館，基於此，他們做了一個策展計劃，但是如今那家咖啡館先倒閉了。因為還處於計劃階段，用作對比的“藝術作品”大多還沒有著落。在這次話題的現場，二人也面對了一位有著“工人背景”的參與者猛烈追問甚至質疑，甚至包括“新工人”這個定義本身，參與者說“新工人”是一個外來詞，他們自己並不這樣稱呼自己，而是將自己視作農民、農民工，“新工人”這個稱呼的背後存在一種權力關係（誰能定義這個群體是“新”的），它更多被用在研究者、藝術家裡面，而非這個群體本身。
兩位策展人則認為自己是一個“橋樑”，將不同的藝術作品置於公共空間中，讓更多的人看到，用一種專業的方式去展示它們，引發更多的共鳴。同時也希望自己能提供一種媒介和出口，引發更多的關於“新工人”的創作。
像是擔心那個男生什麼時候能交到新朋友、擔心新的教育出路是什麼，我現在也有點擔心這場“展覽”什麼時候能真正落地展出。
▌聽一個批評家聊女性主義
最後到晚上十點了，我混進了一個聊“女性主義”的話題之中，之所以去這裡，是因為2018年整個關於“#MeToo”的運動。
在見證這場“運動”的程中，涉及的舉報、自陳，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不能對一個事情、事件、現象有很強烈的共情（而以前農村、貧窮、代際之類的話題則讓我很容易“共情”）。我知道發生了這些事情，能知道性騷擾、性侵的人太過分了，能知道（而不是“換位思考”或“設身處地”的感受到）受害者遭遇了很多，很難過痛苦，但體會不到那種害怕、恐懼，連受害者過於自責都不太能體會到（能知道對方有自責，但是僅限於知道）。我能想、思考的方向都是怎麼從程序上防止這類事情，但沒有過多的情感上的共情，我明白“#MeToo”的方向、目的很重要，但是我沒有那種很強烈的情感、動機去往深了想，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它遭遇很多非議、誤解的原因，有很多受害者，但可能也有太多我這樣的人了。所以我很希望補上這一課，但是並沒有，話題發起人黃莎莉是一位藝評媒體人，說她更偏向於批評家的角色，這和評論家不一樣，批評更為客觀，甚至可以引導藝術家的創作方向。
在長達兩個小時的分享中，她先講了歷史上歷次的女性主義思潮，和重要的運動，又分享了一些個人的經歷。她說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這個稱謂是一種符號，無所謂褒貶，它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就可以這樣自稱的，而應該是別人賦予的。中途還說：“（女性更偏向於情緒表達，）希望女性在工作中多像男性一樣運用男性擅長的理性思維。”
說完這句話之後，現場有一個男生很快舉手，提問說：“您這句話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因為女性從小被環境、教育影響得更善於情緒表達，而男性則被影響得更善於理性思維，所以這樣的女性應該多學習理性思維。說‘男性擅長的理性思維’這個表達並不準確。”
突然之間，我之前關於自己的疑惑有了一些解答。我第一次意識到，我被環境影響的印記是如此之深又如此不自知，直到從另一位男性口中聽到這樣的“糾正”，才終於有了一點點動搖。
但這時候已經臨近結束了，已經是凌晨了，還有不少年輕人還聊著這些看似不著邊際，但可能非常重要的話題。
我不禁想起，有時候有人批判年輕人不再關心這個世界。我知道，作為一個編輯，我撿了便宜——我是靠這個吃飯的，我只需要做好我的本職工作，就是一副“像是在關心世界的樣子”了，有時候甚至還會得到過分的稱讚。但大多數年輕人並不一樣，在狹義上，他們的工作不是關心這個世界，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備課、寫代碼、做商業策劃、送快遞……但他們依然有時間去關心這個世界，這是我所不能也不應該去比較並以此自誇的。
為此我還想不負責任地說一句，熱情和天真大概真的是年輕人們的天賦，我從眾多的公共空間和同齡人中看見、接觸過這些天賦，並且希望有更多的空間和土壤給這些熱情和天真。
* 本文為南都觀察在“青年派對”中的現場速寫，南都觀察的新欄目“未來的事”會定期推薦我們認為有意思的活動，這次我們到了其中一個的現場，未來我們將去到更多的現場，帶回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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