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在南都觀察的“年度對話”上，我們邀請了五位嘉賓談論“中年”。我們好奇他們在何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人到中年”，但有人卻覺得自己一直都還年輕。我們想知道他們是否已經實現了自己年少時候的“雄心壯志”，會不會承認自己的極限，有人卻說“要做能力大於目標的事，不要選擇目標大於自己能力的，那樣一定會浪費時間和生命，消耗資源”。他們都有“流動”的經驗，從農村到城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他們都很珍惜自己這種“邊緣人”的狀態，“當人處在邊緣的時候，才會理解到所謂的生活真實面目是怎麼樣的”。以下為本次對話上半部分的文字整理。另有現場直播的回放。我們準備了一個“針對”中年人的“充滿惡意”的脫口秀開場，也包括對五位嘉賓的“吐槽”，其後為正式的對話環節。掃描二維碼即可觀看。
▌跨過山和海
主持人 ：在剛才開場時，我問“現場都有誰知道IG”，五位嘉賓裡只有劉文利老師舉手，其他人都表示不知道。想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在某些時刻裡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已經進入中年了，不再年輕了，很多話題不再能懂。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沒有想過自己什麼時候不再年輕了。但是最近，確實覺得不年輕了，免疫力下降，總是感冒。
我在改革開放那一年到北京，當時30歲。隨後在團中央“混”了十年，第八年就當了組織部長，看起來挺順當，但是很快就萌生了退意，覺得不自由。我從小就自由慣了，父親去世得早，都沒有叫過爸爸，母親不管我，上小學是自己去報名的，母親都忘了這事。40歲那一年，我離開了團中央，有十萬塊錢做基金會，創辦了“希望工程”（其運營主體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之後就自由做事，直到今天。
劉文利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教授，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我其實覺得自己挺年輕的。18歲上大學，22歲工作，27歲讀國內的研究生，38歲讀美國的研究生，40歲讀美國的博士，45歲回國。我覺得我人生中有很多新的起點，所以一直覺得基本上都是從零開始，從零開始就覺得自己還挺年輕的。
另外，我一直在學校工作，現在也在幼兒園、小學、中學做性教育，所以一直在接觸年齡小的孩子，這也讓我覺得自己年輕。因此，在我的生命當中還沒有那樣一個時刻覺得自己步入中年了。
李一諾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奴隸社會”、一土學校創始人）：我挺不一樣的，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很老。我那時候就不喜歡類似“IG”這種更偏向於年輕人的東西，反而是現在有些改變。現在回首，小時候的自己應該就是非常典型的好學生的形象，覺得玩遊戲就是浪費時間，是壞孩子才會乾的事情。現在當我自己的孩子讀了小學，我發現他們可能從小就更願意去關注這些學習以外的事情，而我自己也是隨著越來越年長，才把這些東西跟社會現實相結合，這其實是一個逆向的過程。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專欄作家）：我和劉文利老師有點像。之前一直在讀書，所以到30多歲的時候還是個學生，回來以後在高校教書，有學生叫我老師，很長一段時間不適應。有一次我參加中學同學的聚會，聽見幾個同學討論“如何和孩子的班主任搞好關係”這樣的話題，感到有點吃驚，怎麼他們都變成中年人了？我又想，我和他們都是同齡人，所以自己也應該是一箇中年人，在那一個時刻，確實是感覺到中年了。
郭建龍 （獨立撰稿人，著有《穿越百年中東》《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等）：其實我覺得中年應該是行動上的（感受）。我問一下大家，你們在什麼時候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衣服穿反了，或者男同志發現自己的拉鍊沒有拉？我覺得那就是真的進入中年了。
對我來說是什麼時候呢？就是剛才，我的朋友提醒我，毛衣穿反了。
其實我還準備了一個答案。前年的時候，我在非洲的一個船上，準備去一個比較封閉的小城市。結果在船上得了瘧疾，當時連走路都走不動，站起身來顫顫巍巍。從得病那一刻開始，我突然就感覺身體已經不年輕了，沒有像十年前那樣，走到哪兒都無所謂，哪兒都敢去。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是不是未來應該更注意一下自己身體免得到老了以後受不了，而今天進一步證實，我已經進入中年。
▲ 南都觀察“年度對話”現場，從左到右依次為主持人、徐永光、劉文利、李一諾、田方萌、郭建龍。
主持人 ：人在年輕的時候往往有各種各樣的夢想。我想問一下大家當年的夢想都實現了嗎？會不會覺得自己到一定年齡這個夢想就到一定極限了，有些就放下了，會遺憾嗎？
徐永光 ：我這個人做事是做一件扔一件，覺得某一件事情需要做就去做，做成了就沒有興趣了，扔掉（交給別人去做）。這一輩子談不上什麼大的理想，只是眼前有什麼事需要做的就去做。但是有一個原則，要做能力大於目標的事，不選擇目標大於自己能力的，那樣一定會浪費時間和生命，消耗資源。
劉文利 ：我還是從我的年齡開始說起，我18歲時的夢想是上大學，已經實現了。28歲的時候夢想是去美國讀博，也實現了。38歲在美國大學課堂裡上“人類性學”課，由此極大地擴展了我對性的認識，那個時候坐在課堂裡就夢想什麼時候能把這個課開到中國大學裡，53歲的時候實現了——我在北師大開了這個課。到48歲，一個夢想就是把性教育納入中國教育義務課程體系。徐永光老師說，夢想要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實現，我覺得在中國還是有可能實現這樣一個人生理想的。
李一諾 ：我可能現在處於一種越步入中年夢想越清晰的狀態。年輕時候的夢想比較大，那時候也想過比較大的問題，但經歷了一個“你以為大學畢業是要改變世界的，其實發現是來做PPT的”過程。我現在就更能理解徐永光老師講的目標和能力，因為
小的時候，可能目標很大，但能力很差，現在覺得其實是目標要變小，能力在變大。比如我現在做教育，有了“一土學校”。這件事情在我年輕時肯定是不可想象的。現在覺得可以做，而且越做可能夢想就越大，因為越做就看到越多的問題。發現這些問題以後，目標就不得不越來越大，總覺得看到這些問題以後，不能沒有反應，不能什麼都不做。所以反而現在跟年輕時的那種夢想很不一樣，也是雄心萬丈，但是因為看到了特別真實的問題，會非常有慾望地去做事情。
雖然也知道能做的很少，但是它畢竟變得非常真實了。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對夢想的理解。
田方萌 ：我回想我19歲剛來北京讀書的時候，應該說那個時候的夢想現在都實現了。也許因為我當時只有一些小目標，比如說我當時去北大聽講座，隔三差五去一次。去年我作為一個外聘教師去北大開了一門課，這在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是不敢想象的。我覺得生活所給予我的是超出我年輕時候的理想的，從這一點上講，我很感恩生活。
郭建龍 ：我總結一下幾位老師的看法，我認為一個人只要堅持自己的興趣，堅持自己的理想，哪怕是小理想，只要堅持地做下來，基本上到40歲這個節點都會有所收穫。可能二三十歲的時候比較落魄，但如果你堅持下來到40歲，應該是一個小有收穫的階段。對我來說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喜歡寫作，但是偏偏18歲時入錯了行，所以這一輩子都在扭轉這個頹勢。按照另一種方式會比較容易，但是要扭轉過來走到另一條軌道里去，自然要吃些苦。但是到40歲的時候也會有所收穫。
主持人 ：各位目前這個階段最關心的一個事情或者話題是什麼？
徐永光 ：前面講過，如果目標大了、能力不夠，我就會“逃跑”，我40歲“逃”出團中央，因為我當時提出的共青團改革方案根本無法實現，有的大概超前了30年。比如我提出團幹部不要做官，要兼職，才能吸引精英，團代選舉我差一點落選。這在30年以後實現了，團的領導幹開始兼職了。希望工程做了十年，感覺成功了，又想“逃”。因為
一件事情只要做成了，我就會失去興趣。有人問我，離開希望工程你想做什麼？我說我可以做一個獨立撰稿人，也就是郭建龍這個角色，我對我的寫作能力還是有信心的。2005年我去了中華慈善總會做副會長，提出改革慈善會的目標，結果發現根本實現不了，不到一年，趕緊辭職。“逃”出來以後就和周慶治一起做了南都基金會，支持公益行業發展。已經超過10年，還沒有想逃，覺得還是要做一點事。
至於眼下，有一個打算。30年來發的文章、講話有100多萬字，今年想整理一下，希望給歷史留下一下東西。有的今天被人反對，未來應該有研究價值。
劉文利 ：我58歲時有一個夢想，就是把性教育納入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剛才我提到的是義務教育課程體系，它在中國是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基礎教育是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畢業。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能把性教育納入到基礎教育課程體系。
我們課題組現在已經把幼兒園和小學的性教育課程研發出來了，目前正在做初中的。如果時機合適，我還想做高中的。
我特別希望中國的每一個孩子都在他們的基礎教育階段接受性教育，我覺得性教育是人生中一項不容忽視的教育。所以，這是眼下我最關心的，也是特別想付出我未來的整個生命去做的一件事情。李一諾 ：有兩個問題是我目前最關心的。第一個是中美關係，我也在蓋茨基金會工作，發現兩邊其實是存在巨大的溝通鴻溝，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現在的問題很多時候是來自所謂的“宣傳問題”。我感覺我們能夠在一起對話的空間正變得越來越小，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這個趨勢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可能很多民意還在把它推向更危險的方向。我在想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麼。
第二個是剛才一直講的教育。現在許多年輕人在中國很成功，但有些成功可能並不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反而是在夾縫裡生長的。我們每年在教育體系中的投入其實很大，但投入的方向是值得討論的。我今年寫文章就很悲觀，覺得教育這個問題太大了，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失望，有時候會有一種“螳臂當車”的感覺。
田方萌 ：我想說得學術化一點，我現在最關心的是兩種再生產，第一個是人的再生產，通俗來說就是關於“培養下一代”的；第二是知識的再生產，也就是教育。剛才李一諾老師講，怎麼在教育體系裡把人才“再生產”出來，我也承認我們教育體系有很多問題，所以我想怎麼樣把它變得更好一點，怎麼樣能讓學生的個性更充分發展出來。這是我現在很關心的問題。
郭建龍 ：我關心的問題有一個和李一諾老師有點像，我離開原單位之後，一直比較關心國際關係問題，也就是中國和世界的認識和溝通的問題。我對歐美這些國家的接觸少一些，但是對於“一帶一路”上的發展中國家，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了解，也在近距離觀察，到底我們錢投入的地方對不對。例如，我認為目前的巴基斯坦就是一個難以穩定的國家，它的社會問題很難解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能否承擔起我們這麼大的一種寄託？怎麼樣解決這種擔憂？這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
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就是當今中國在自己歷史中的定位，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在歷史上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以及通過一些經驗上的東西，預測我們的未來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最終的目的其實還是要回到觀察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在中間的中年人們”
主持人 ：人進入中年後，在家庭生活中基本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情況，似乎自己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不夠用。我想請問各位是如何在養育自己的下一代以及贍養自己的上一代中取得平衡的，因為同時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又需要一定時間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事業。想請各位談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
徐永光 ：我在這個問題上有反省。我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裡有兩個孩子，一個唸了清華大學，一個唸了政法大學。我很少管孩子，對他們的情感投入非常少。現在也有個孩子。對這個孩子，我投入的情感比前面兩個孩子要多很多。為了“逃離”教育體制，我們搬了五六次家，到處“遊學”。作為一個過來人，我會問南都公益基金會的資助對象——你們有沒有在工作中（給自己家裡）製造留守兒童，如果製造留守兒童，你就不是我們合格的資助對象。我現在對家庭和事業兩者關係的判斷——家庭第一，事業第二。
劉文利 ：因為我是做性教育的，所以我一直在反思一件事，就是我們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沒有任何一門課程教我們如何做父母，很多人其實都是“無證上崗”。但是我覺得養育孩子是這個世界上最要有愛心、耐心和專業技能的一件工作。怎麼能獲得這種能力？
我認為真得通過教育。所以，在我們的小學、初中性教育課程中，我們都有這樣一些主題，告訴學生怎麼做父母，養育孩子需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做父母，會涉及到很多方面。如果青少年發生了性行為，女方懷孕了，又涉及能不能在這個年齡段養育一個健康的孩子。我們希望青少年能慎重考慮這些問題——如果一旦發生性行為，要不要採取避孕措施、如何做出負責任的決策。這些都是在性教育中需要探討的議題。
2017年網上針對我們《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的討論，爭議之一，就是“怎麼能在小學二年級講‘性交’”。其實，我們沒有講“性交”這個詞，只是告訴孩子生命誕生的美好故事，解決“我從哪兒來？”這樣的疑惑。到了三四年級，我們就會告訴學生，當一個女孩來了月經，一個男孩有了遺精，發生性行為也就意味著可能會懷孕。我覺得這（從科學、客觀的角度瞭解“人從哪裡來”）是在性教育當中需要正視的一件事情。
我也特別同意徐永光老師剛說的，如果非要排序，真是家庭責任更大，家庭的事情更應該引起關注，教育好一個孩子也是父母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反觀現在，像很多農村的留守兒童，我一直認為改革開放這40年來，其實我們是犧牲了這一代的農村留守兒童。在他們成長階段裡，最需要父母關懷的時候，父母不在身邊。這個代價是巨大的。我們應該關注，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的產生，對未來中國的社會發展會是什麼樣的影響。
2005年我剛回國，認識了徐永光老師，我就說我一定要在北京做流動兒童的性教育，也希望這些孩子能有機會留在父母的身邊，而不再成為農村留守兒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深刻地意識到，作為一個家庭成員，作為父母，對養育孩子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也是我認為性教育的一個重要意義所在。
▲ 劉文利在南都觀察“年度對話”現場分享。
李一諾 ：我自己也感受到，做父母是最艱鉅的工作。我有三個孩子，這可能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底色。我的父親現在有癌症，也在治療的過程中，但是因為情況沒有特別複雜，所以還沒有特別牽扯我的精力，但我覺得也是早晚的事情。我這種家庭結構還是很普遍的。
改革開放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好的東西，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把人工具化了，所有的人都是勞動力，看你能夠貢獻多少勞動。把人變成一個經濟元素，同時忽視了作為人本身應具有的一些東西，這其實是我們當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有人會認為孩子不需要陪伴，只需要吃飯、睡覺、學習，到最後會發現造成了的心智發展問題。但是現在講這種話的人還是少數，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人的價值是什麼？我認為還是要回到教育本身。首先要有情感發展，能夠去感知愛，感知美，能夠跟別人協作。但是這些在我們的教育裡面非常邊緣化，我自己也作為一個媽媽，最大的一個成長也是來自於這個。我做學校也發現，
對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是心理安全感。如果一個人在沒有心理安全感的環境下，什麼東西都是沒有根基的。現在我們往往過於糾結冰山上的部分（比如考試成績），卻意識不到它只不過是浮在水面上，下面（孩子的心理安全感）需要更大的關注。但是下面這些東西因為不能考試、不能測評，所以看不出問題來，而且問題是滯後的。我覺得這是最要命的事情。所以跟兒童相關的問題，往往等它變成問題的時候，至少要滯後15-20年才能被看到。這種滯後有時候會讓人特別著急，因為每忽視了一個孩子，他就可能會變成以後的一個問題。
作為父母，需要看到冰山下面不易被看到的部分。如果多一個父母能看到這些部分，並在家裡做這方面該做的工作，可能就會對社會做貢獻，雖然這個貢獻可能是15年、20年之後才能被看到。
田方萌 ：今天討論中年問題，我想我跟郭建龍老師是作為中年大叔的代表請過來的。但其實我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年大叔，因為讀書的原因青春期被延長到30多歲，現在還沒有孩子，父母的身體也還好，所以我沒有像李一諾老師這樣感覺到家庭生活上的壓力。與此同時，我卻覺得學校裡邊教學和科研任務很重。
這些年我的生活哲學有個變化，30歲以前我的信念是“做加法”，比如說有什麼有意思的講座會爭取去參加，有趣的電影爭取去看一下。現在變成“做減法”，比如一些書可讀可不讀，就不讀了；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就不做了。這樣才能給生活留出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這是我作為一箇中年人的體會。
郭建龍 ：相對來說，我在家庭上是非常不合格的一個人，這兩年才找到愛人，也一直沒有要孩子，父母那邊照顧的也不多，還是以自我為主，我應該感覺內疚。但因為我愛人以前在鄉村裡教過書，我至少對南方山區裡這些孩子的教育情況還是有所觸動。我經常說，以後要有時間的話，我和她兩個人到一個學校裡面教英語。
現在我們看了一下，很多的小學校裡面的硬件都已經配齊了，比如說早餐、午餐，有的學校裡面必須配圖書室，必須配體育用品，確實還做了很多工作，然而現在真正沒有辦法解決的反而是很多軟件的工作。
比如說在鄉級最好的中心小學裡邊，都可能沒有辦法配一個英語老師。雖然我們的小學課程是從三年級開始教英語，但因為沒有英語老師，所以到了英語課的時候，就變成了自習課，要不就被其他課取代。這個問題目前政府也沒辦法解決，不是靠錢就能解決的。很多地方小學老師的工資比當地公務員的工資都要高，但是即便這麼高的工資，也沒有辦法很好的激發起他們的能動性，還是按照原來的方法教。所以到最後，老師的待遇提高了，但學生受教育的水平卻沒有得到提高。
從我的角度來講，以後如果有時間，我想回到農村裡找一個學校教英語。
主持人 ：剛才聊到家庭生活，大家都很重視孩子養育，強調要優先自己的家庭，但除了這種年齡上的不上不下以外，其實各位可能還都有一箇中間的身份。有的人從農村到城市，有的人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有的人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可能是去學習、冒險、旅行，在這裡有三個問題想要問大家，你們在這樣的流動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在這種流動之中做到最令自己滿意的結果是什麼？以及如何看待自己身上不同的生活經驗？
徐永光 ：我覺得我確實是在不斷地流動。後面的30年主要是在公益這個領域，剛才郭建龍也講到農村教育的問題，希望工程主要是搞失學兒童救助，沒有深入到教育的部分，但我也發現了它的一些缺陷。
在中國農村中小學，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甚至一半的農村學校不重視音體美的教育。我在很多場合提到，數理化不是起跑線，音體美才是起跑線，對於兒童是最重要的，過了年齡段就不可補救了。蔡元培講全人教育首在體育，還說用美育代替宗教。因為美育是進入人的靈魂的，藝術教育可以激發人的創造力、想象力。藝術教育在中國很不受重視，我在這方面努力了一些彌補。比如給希望小學做了十首校園歌曲，都是名詞曲作家所作；做《藍貓淘氣三千問》的科普卡通3800多集，創了吉尼斯世界記錄。在教育信息化上，做了中小學音像電子館、希望網校等等。
目前教育信息化非常落後，本來信息化能夠給農村孩子一個和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機會，因為不開放市場、壟斷，浪費了那麼多錢，教育信息化還那麼落後。
劉文利 ：我在美國讀的是兒童發展，覺得一個社會要能夠正常地去運轉、健康發展，治理者一定要重視兒童，甚至在兒童出生之前就要建設好其成長環境。我們農村裡大量的孩子都沒有機會去發展他的體育技能、培養他的音樂愛好，其實這也是在犧牲中國大批兒童的成長權利。
我自己在北京土生土長，小時候沒有城市間流動的經歷，工作以後會去一些國內城市開會出差，之後一下子就流動到了美國。在美國，真的就是流動人口，去了新的地方，的確會遇到很多新的挑戰，比如說要熟悉當地人在說什麼、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麼做。
作為一個新進入者，很多東西都不瞭解，特別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哪些資源是我可以利用的。這也是促使我回國以後做留動兒童服務最根源的東西。在美國的這些經歷對我來說特別寶貴，還包括我接受的教育、導師對我的影響，讓我對自己更加自信，更加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當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去需要考慮為什麼它是這樣的，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讓它變得更好，我也希望我個人的這種經歷能夠融入到我對中國的性教育的工作當中，我在想，
很多治理者在做一些決策的時候，應該要有兒童的視角，要想到兒童的利益，怎麼樣讓兒童的利益最大化，這樣才會使得我們這個社會更加公平、公正。李一諾 ：我大學考上了清華，然後又去到美國，之後進公司，公司在不同的地方搬來搬去。回頭看，其實我一直是個外來人。我覺得有這樣一種外來人的心態還是很有益處的，因為有時候擁有主場心態的人會很自大，只有當人處在邊緣的時候，才會理解到所謂的生活真實面目是怎麼樣的。在美國也是一樣，當時去讀書我就提著兩個箱子，家裡也沒有什麼錢，從租房子到融入，再到熟悉、選課等等。但這些經歷其實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有意義，我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一些事情，發現其實在另外一個地方並不是這樣，所以就會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我當時在美國的這些經歷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社會好不好，不在於新聞上講它好不好，而是在於這個社會的普通人過得好不好。當時我們在美國的鄰居，家裡邊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就打911送醫院。作為鄰居，我去醫院看望他，發現他從不用擔心家裡在醫院有沒有熟人、自己會不會被好好對待。我當時覺得這是一種巨大的幸福。如果在一個社會里，我不需要去動這些腦筋，打一個醫療求助電話就有人把我接去，安排一個可信任的醫生，我也不用想著去塞錢、找關係、打招呼，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幸福。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在遇到大事情的時候有一個可以信任的社會機制，這可能是社會進步一個重大標誌。
田方萌 ：我也說一段我在美國留學的經歷。我在美國前後住了五年時間，頭一兩年有段時間感到很深的文化上的隔膜。比如跟美國同學在一起，某人講笑話，這時候我沒聽懂，這時我該笑還是不該笑呢？如果我不笑，大家可能會想，因為你是中國來的所以你不笑；如果我笑了，又擔心被認為是在假裝是美國人。碰到這種日常小事的時候，我就會感到文化上的困惑。
那時候思鄉之情也很強烈。我記得自己當時聽的最多的歌曲是羅大佑的，他寫過很多富有漂泊感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鄉愁四韻》，余光中作詞，頭兩句是“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那酒一樣的長江水”。我當時聽了以後，不僅耳朵有反應，而且舌頭都有反應，好像酒的味道出來了。怎麼緩解文化上的隔膜感？我的辦法就是給自己創作一箇中國文化的小環境，比如每天起床後先花15分鐘讀一些唐詩宋詞，這時候覺得好像又回到了文化母體裡，焦慮感就會緩解一些。
後來我回國其實也跟這個有關係，但是不是主要原因，我覺得在國外，其實你的中國身份是經常被人意識到的。我們當時上課，如果中國政府採取一些什麼政策，美國同學就會問我為什麼中國政府要這樣做，這時候我就好像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外交部發言人，而外交部發言人的工作是不好做的。
郭建龍 ：如果五年前問我的話，我會說我是一直避免進入生活，我只是在生活或者社會之外來觀察。我總是把自己定位在這樣一個角色裡面。比如在非洲有一次，從埃塞俄比亞到肯尼亞入境的時候，有一個小青年想要偷渡，他說要我幫他從埃塞俄比亞過到肯尼亞，最後我也幫他過了邊境，但過了邊境之後他在去往首都的大巴車上還是被抓走了，抓走之後我也覺得我的責任就是把他被抓走的這個過程記錄下來，除此之外我也幫不了他，我的工作就是記錄。在國內一些事情上，我也是希望是這樣一種立場，只是生活的記錄者。然而現在慢慢就發現，僅僅作為一個記錄者是不大可能的，無論如何我還是會成為一個參與者，比如剛才我談到的以後我們打算去鄉村裡面教書，這其實就是一個參與的過程。
到最後，也許一個人總是力求做到一種冷靜客觀是不可能的，還是一定得作為一個生活的參與者。包括剛才幾位老師談到的一個關於中國的特別是鄉村的教育問題。我有一個感慨，我們國家其實是想做好鄉村教育這一塊，投入很大，但我認為有兩個很大的難題，首先是一個龐大的治理系統不見得想做什麼就能做好，特別在很多細節上；其次是，他們也意識到了孩子的問題，但這又不是最重要的，總是讓位於在他們看來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這兩個問題可能靠政府力量還不夠，還需要靠市場、社會甚至個人的力量去做一些填補。但能做多少，我也不知道，可能不是特別樂觀，但也不至於完全悲觀。
*本文整理自南都觀察“2018年度對話”，經嘉賓確認。此為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將於明日（1月16日）推出。我們聊到“大時代裡的小堅守”，問了一個關於“責任”的問題：“大家覺得自己對同輩、後輩的這些人有責任嗎？如果有，是什麼樣的責任？自己為這個主動承擔了什麼？”有人的回答有點令人出乎意料，但所有回答都無比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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