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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位读武侠小说长大、曾经在大学成立过“武侠社”的编辑，在金庸去世之后，写了一篇跟金庸本人没什么关系的文章。
一个图书馆，一套次序颠倒的金庸全集，一个在书中遇到三次“鬼”的主人公，是一个人阅读史的一部分，也是成长史。
撰文 / 靳锦
插画 / 丢肉
视觉 / 张楠
初一开学不久，母亲带我到市儿童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图书馆在大院深处，二楼，进门有一个胖阿姨低头打毛衣。房间内缺少阳光，几束光线里灰尘纷扰，书架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证很快办好 ，一张手写的表格，结束了我与母亲之间关于看“课外书”的漫长纷争。
直到真正握住那张表格，我都忐忑不安，担心母亲发现图书馆内藏了许多“少儿不宜”的书，最终将我拉离此地。她给我借了第一本书，是教科书上推荐的课外读物《安妮日记》，登记的时候，她把书翻过来看推荐语，手突然顿住。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因为我知道那本书背后写了什么：少女安妮为了躲避纳粹而藏身密室，在这里，她也开始和男生约会……
迟疑许久，母亲最终在卡片上写下书名，将《安妮日记》和图书证一并给我。周末，我骑车穿过城区，拐进有大树的院子，再次找到挂着小小匾额的房间，算是开始了自由看书的日子。
图书馆内，书按国别和作家分类。不过在我眼中，还有一种更为直观的分类方式，是书的新旧。有作家的书摆了整整一柜，上下六层，每本都挺括硬朗，纸张如新，翻起来哗哗作响。可一看出版年代，得有十年了。有两个柜子，上面的书呈现出一种泛着油光的黑色，每一页被捻过太多次，拎起来绵软无力，翻看时经常会发现前人的批注，或者前人的饭粒。书脊上写着：金庸作品集。
我站在柜子前，像身处密室之中的安妮，考虑是否和一个男生约会。最终我伸向了它们，带着偷情的不安，和不安所带来的巨大刺激与兴奋。
可我立即遇到了一个问题。三联版的金庸全集共36册，《天龙八部》5册，《鹿鼎记》5册，《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也有4册，而我拿的是最低等级的证，每次只能借两本书。书很抢手，前人往往借得七零八落，书架上剩下的没办法凑齐一整套，经常有三本《鹿鼎记》第2册，或者一水儿的《神雕》第1册。
我谨慎地抽出了一册《侠客行》，再寻摸一圈，翻出《连城诀》。其他读者多从金庸最著名的代表作入门，我为了能读完整一个小说，从不甚起眼的单行本开始看。《连城诀》让我恍惚很久，它模仿了我当时挚爱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但人物命运尽皆惨烈，乃至让我好奇，作者究竟经历了什么，要笔下所有人都在地狱走一遭。很多年后，我看到有人被活埋、手指在棺材板上划出痕迹的新闻，立刻想起我早在小说中见过的故事，也不知道到底是小说写了地狱，还是地狱即是人间的一种状态。
大致是从《连城诀》入门，再被金庸其他大部头小说迷住。母亲为我办借书证，本意是让我读教科书上推荐的课外读物。为瞒住她，我把借来的金庸藏在各种角落里，趁她不在家的时候看。
但如何在2本的借阅权限内按顺序阅读，是每周考验我运气和选择的大问题。拿了《神雕》1、2册，下周来借，3不见踪影，只有4，怎么办？是换《天龙八部》读，还是再等等，赌下周有人会还回《神雕》3？或者直接读4？这比华罗庚烧水要难得多。
我没有办法忍受，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不知道小龙女的命运。第二周，我借了《神雕》的第4本，是写“大战襄阳”、“华山之巅”的大结局，历史摧枯拉朽的力量，将“重阳遗刻”的愤憾、杨过周旋数女的暧昧，涤荡得一干二净。再翻看杨过寻得第一只翅膀上刻了字的蜜蜂，犹疑而惊喜的时刻，竟然非常难过。继而读《射雕英雄传》，黄蓉持桨荡舟，一身白衣出现在郭靖面前，那时便知道他们二人最终血守襄阳城，城破被杀。侠客飘零江湖，但有比江湖更大的力量。
索性完全混乱着读，至今不记得桃谷六仙什么时候出现，他们仿佛弹幕一样跳入我的阅读视野。韦小宝娶妻的顺序，也要思考好一会。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周骑车去借书，捧回两本由剑客、僧人、怪人、巫女组成的小宇宙，躲进被窝，任他们自由组合，自由运转。如今我写不出来时喜欢做扫除，养成洁癖，已经很难想象，当初自己是怎么把一本满是指印和黄渍的书藏在被子里，又从头抚摸到尾。
我开始在作文里写半文半白的话，用“喜欢得紧”之类奇怪的词语。课间十分钟，刚好够讲一个没来由的故事，前后左右的同学，围坐一旁听我讲东拼西凑看来的片段，几乎算得上前半生社交的高光时刻。
金庸1972年封笔，大多数内地读者没能像如今网文读者一样追更，而是一次性接受了他的作品。如果按照顺序阅读，能看到他笔下人物历经一次彻底的转变。由郭靖对家国的认同，到杨过作为边缘人的立场，到乔峰/萧峰身份变化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质疑，到令狐冲以自由对抗权力，再到韦小宝，一切重要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此时必须停笔，不是武侠类型已经写到尽头，而是精神消亡，韦小宝之后再写侠客，金庸恐怕自己都不会信了。
如今我念念不忘，想着写点什么的原因，倒不是这些金迷耳熟能详的分析。在获得一种阅读理性之前，能指认“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前，我所着迷的是与少年生活迥异的经验。
当时我的生活中只有功课。我省是人口大省，但211和985的大学加起来只有一所，要考出去，考好学校，必须将整个青少年时期献给试卷。可当我打开一本金庸，大多数时候是临睡前，强忍住困意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几行，都立刻跌入一个新世界。那里有梯云纵，七心海棠，有“我偏不喜欢”和“我偏要勉强”，伤心了就立即跳下绝情谷底。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却明白告诉我，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他告诉我，江湖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要去大理，大漠，光明顶，桃花岛，剑派分散在五岳。行走江湖，真的是在走，没流浪过的不配称作剑客。我记下了许多地名，也惊讶地发现书中出现了我的出生地——一个中原小城。它即使在省内也是不知名的，金庸让马夫人康敏居住在此。在一个幻想的国度里，家乡也得到了命名。后来有人问我来自哪里，我常说，马夫人的故乡。像对暗号一样，懂的人露出“是自己人”的微笑。
我很喜欢康敏，也喜欢李莫愁，裘千尺，谢逊，杨逍，书中的许多配角。金庸塑造人物的功力一流，哪怕一个小角色，寥寥数笔就能勾勒线条。多年后我靠写字糊口，才明白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我常常面对现实的人，要写好他们，把握他们的特点，都觉得需要无止境的努力，更何况金庸几乎全靠虚构。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人物池。大学时旁听《金庸小说研究》，老师开篇即讲，金庸写了太多典型人物，你们可以问旁人，“在金庸小说中你最喜欢的男性/女性是谁？”那你就知道了对方的理想型。当时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默默盘算着，好像突然间拥有了秘密。
对金庸也有疑问。初中时喜欢在纸上默写小说中的各种诗词或判语，尤其是描写女性角色的。默写到“新月清晖、花树堆雪”时不觉气馁，有魅力的女性角色都是变着花样美的。在金庸笔下，一个女人如果没有非凡的容貌，似乎就不配有非凡的人生。这种观点影响我很久，成为需要自觉去清除掉的“毒素”。
父母极为看重我的教育，曾为我上学的事情搬过几次家。中考是跃升的机会，他们为激励我，允诺若我考上省重点高中就满足一件心愿。我低头想了一会儿，等停顿时间久到不致引起怀疑，才云淡风轻地说，那就一套金庸全集吧。
发榜后，父亲带我去郊区一个大型的图书批发市场。他很高兴，一家一家问过去，阳光猛烈，汗浸湿了他的后背。终于找到卖家，店主费力搬来，啪一下放到我面前。我抽出一本，打开，书很轻，我的手却几乎迅速沉了下去。
“老板，这书是盗版吗？”
“小姑娘，话不能这么说。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望向父亲。他咧嘴笑笑，“盗版也要好几百呢。”他数好箱子里的36本书，拿绳子系了，捆在车子后座。我坐在单车前杠上，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到家了，父亲拍拍我，仍然满脸笑容。他手上全是汗，又粘满灰尘，好像玄铁重剑划过，在我衣服上留下黑乎乎的印记。
也许在仓库里放了太久，这套书落满了灰。我拿一块干布，坐在地上擦书的封面。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封面的样子，图书馆里的书被借阅多次，封面早已不知去向。擦去浮灰，封面上的山岳、河川、寺庙逐渐显影，但灰尘太多，混合纸屑与不知来处的碎屑，我擦了一下午，哭了一下午。
盗版的金庸全集错字连篇，常有大段重复，或者大段乱码，即使按顺序阅读也没什么意义。功课时时悬在头顶，我看得少了。只有当我想待在那个世界的时候，才随便打开一本，找个山头坐一坐。
读《白马啸西风》，看到李文秀逃出高昌迷宫，在大漠里歇息，遇到白袍恶鬼。页码突然重复了一遍，她再次走进大漠，遇到白袍恶鬼。页码又重复了一遍，李文秀第三次走进大漠，点燃篝火，“只见白晃晃的一团事物，从黑暗中迅速异常的冲来。”因为印刷失误，李文秀遇到了三次鬼。高考后去新疆旅游，我转道去风声始终不停的大漠，天暗下来，温度迅速降低，一切影子皆如鬼怪。那套盗版的金庸全集，最大的坏处就是将李文秀困在文中几十页不得出大漠，一页一页地冻她、吓她。她仍然说，“不管江南多么好，我还是喜欢住在这里。”
我后来去过金庸提到过的很多地方，又去过更远的地方。在法国马赛，我坐船去小岛上看囚禁过基督山伯爵的伊夫堡，也就是狄云炼狱的灵感来源。导游指着地上一个皮球大小的洞，说伯爵就是从这里逃走的。说完他自己也笑了，坦白这个洞是当地为吸引旅游，专门按照大仲马小说里的情节挖出来的。我还去阿姆斯特丹看了安妮的故居，跟随一大批游客，走上狭窄的楼梯，站在书架背后的暗门前面。
推开门不会看到一个犹太姑娘。我当然知道。正如我后来知道金庸除了写小说，还是一个成功的报人，有过悲惨的家族往事，和不曾圆满的政治抱负。这些好像一个平行世界，让我更理解了他的小说，但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他是谁无关，而在于他创造的世界。
后来重读金庸，眼光也变得复杂。江湖有并不可爱的一面，强人追逐剑谱与兵器，要一统天下，走到底其实也没什么意思。金庸的少年们始终在与江湖最大的规则周旋，即选择成为其中一员，打怪升级获得权力，或者与其抗争，保一具自由之躯。韦小宝成功了，杨过也成功了，可他们都选择了退隐江湖。半生追寻都是虚妄。
再读经典史诗，倒是能找到另一种可能性。少年经召唤上路，经受磨难，砥砺心智，最终成长为自我觉醒的英雄。如果成长是指向自身，那么就无所谓江湖，无所谓入世或者归隐。
不过，也要始终警惕那些声称从不会被剑谱与兵器诱惑的人。
离家之后，回家反而成为难以践行的远行。有次回家，说起小时候偷看书的事情，母亲说，她知道。我藏好了书，但没藏好借书证。她发现了那张写满书名的卡片，每周借什么书，清清楚楚。后来她去找我当时的班主任，颇为忧心我的成绩，班主任说，看点课外书也没什么，怪不得作文好。我也就没告诉你，母亲说。
母亲几年前养了条狗，每天在家门口的广场上遛三次。和我打电话，她常常把我叫成狗的名字，挂了电话也不会发现。后来狗突然得病死去，母亲再没踏足过那个广场。
前段时候我张罗着采访一位作家，作家早已著作等身，坐在聚光灯下，喝一杯香槟，回忆起小时候，“我并不是在一个堆满书本的家庭里长大的。幸运的是，父母给了我他们不曾享有的教育。悲剧之处也在于，我得到的教育越多，和父母的距离就越远……那是一段有些痛楚的旅程，有时恰恰是那些未经审视的痛楚对作家来说是十分有用的。”我望向他，他眼角低垂，似有惆怅之色。也许是我看错了。
我曾差一点见到金庸。大学时，我和几位校友成立了“武侠社”，平时写文章组为刊物。金庸来学校做讲座，武侠社趁机去请他来当顾问，出于一个现在已经忘记的原因，我没有到现场看他为我们的小社团题字。
金庸没再来过学校，我失去了唯一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我的同事兼校友何瑫倒是见过，在那次讲座中，他负责接待工作。休息室里，金庸问他除了读书还做什么，他说在新闻网做学生记者。金庸说，离讲座开始还有半小时，有问题随便问。他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
他把这件事情当做“职业生涯的耻辱”，讲过几次。我有时想，如果当时我在场会问什么，想了很久也不知道。金庸并不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对他的阅读，在那个洞穴一般的图书馆已经完成了，不成体系，次序颠倒，囫囵吞枣。就像我少年时所有的阅读经验。但他和图书馆里其他的名字一样，已经交付了他们的全部，不需要再回答什么问题。
10月30日，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看一部不会公映的电影。坐很久的车，拐进有大树的院子，进入一个也像洞穴的小影院。十几年后，还是有需要努力寻找才能获得的知识。电影开场前，我刷微博，看到了金庸去世的消息。
周围有人在小声惊呼。我抬起头，好像意识到什么，但也说不清楚。大概像打开一扇门后走了很久，突然听到门那边传来声音，回头望去，看到远处有灯咔嚓闪烁了一下。我后来打开过很多道门，面前还有很多，就挥挥手作别。影院的灯光暗了下来，再也看不清人的表情，而银幕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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