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0-3歲幼兒的家庭養育困難，去年4月，上海發佈了關於3歲以下幼兒園托育服務指導意見的“1+2”文件，鼓勵社會力量開辦托育機構。在文件指導下，近一年來，上海陸續誕生了63家通過審核、拿到政府告知書的托育機構。
2019年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中，由市教委牽頭，全市將新增50個托育點，且均為托幼一體化的普惠性託班，覆蓋全市幾乎所有區。
然而，新學期伊始
有媒體走訪全市多家開辦
已有近半年的托育機構
卻發現托育點的託額只招滿一半
為什麼一方面家長苦於入托無門
抱怨托育機構供給量不足
另一方面新增托育點卻招不滿的窘境？
全市託班930餘個
為進一步推動托育事業健康發展，2018年4月，本市就已發佈《關於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點）設置標準（試行）》《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點）管理暫行辦法》（被稱為“1+2文件”）等文件。
“1+2文件”被稱為托育機構“史上最嚴”准入“門檻”，上海也成為全國“初嘗螃蟹者”。
市教委託幼工作處處長顏慧芬透露，“到今年新學期開學，全市已提供多樣化的托育服務達930餘個託班，比去年增加了200餘個託班數。
新增託班，既有社會力量開辦的，有公民辦幼兒園增設的，有傳統託兒所擴招的，有市政府實事工程開辦的社區託管點，還有企業自主創辦的福利性托育點。”
然而，理想的豐滿和現實的骨感，令叫好聲一片的托育市場陷入“尷尬”。63家機構，春季開學後一半托額都空著。有關數據顯示，去年4月以來取得辦學告知書的社會化托育機構，正面臨著招不滿孩子的尷尬窘境。究竟什麼原因？
個體發展差異和家庭需求不同
上海市特級校長、長寧實驗幼兒園園長鄭慧敏分析說，孩子個體差異和托育服務多元化需求，是入托願望和入托實際行動之間出現較大落差的兩大原因。
“要匹配老百姓就近就便的托育需求，托育機構的設置地點和服務提供方的多元化，是未來要探索的方向。”
顏慧芬說，個體發展差異和家庭不同需求，催生了托育服務的多樣化結構，因此“1+2”文件就提出了“政府引導、家庭為主、多方參與”的思路，只有多方參與才能提供多元多樣的托育服務。
3歲以下的嬰幼兒是否適合入托，其實要對其身體發育狀況、生活習慣養成情況等進行綜合考量，而這個階段的嬰童，個體發育的差異是比較大的。
進入托班後，孩子過的就是集體生活，機構裡面1對5、1對7的看護，自然和家中一對一甚至多對一的精細化看護存在差距。這種差別，讓部分家長接受不了，也讓部分孩子適應不了。
機構投入大、成本高
一方面，一些家長覺得社會機構提供的托育服務收費偏高，另一方面，對社會化托育機構而言，高運營成本是個令人為難的話題。
多家托育機構的負責人表示，托育機構准入門檻高，“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招收一兩個班級卻也要配備負責人、幼兒教師、保育員、保健醫生、保潔員、保安、財會人員等，存在著一次性建設投入大、房租及人力成本使收支難以平衡等現實情況。
因此，近日，機構貼出了一張新的收費標準，雙語班9800元，國際班12800元，比去年
上調了15%。與此同時，一些原本可以享受的民用電優惠政策無法落地，也增加了托育機構的運營負擔。一些托育機構舉辦者反映，開設在商務樓裡的托育機構，沒法讓其所在地單獨鋪設電纜、設置獨立電錶，因此，真正享受到這個優惠政策的大概一半都不到。
也有機構舉辦者提出，是否能夠將准入門檻降低？對此，顏慧芬表示，舉辦托育機構，安全是首要的，因此，涉及安全的一切指標，政府都不會降低標準、調低門檻。
“這樣的標準是對幼兒和家庭負責，也是對舉辦者負責。”
如何破解這樣尷尬的窘境？從0-3歲嬰幼兒發展需要出發，市教委將牽頭開展需求調查，摸清全市不同年齡段幼兒家庭實際托育需求總量，研究制定托育服務三年規劃，科學設定普惠性托育機構和其他類型托育機構的發展目標和規模比例，做到需求和供給相對平衡——
建議增加普惠性機構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0到3歲嬰幼兒的托育問題愈加突出，普惠性的托育服務或許才能真正解決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燃眉之急。
市教委表示，鼓勵社會各方參與舉辦托育機構的同時，也鼓勵企事業單位、園區、樓宇等積極興辦托育機構，更要堅持普惠性導向。
“今年托幼一體化，已被納入了今年的重點工作，包括鼓勵尚存的集體辦託兒所拓展託班供給，支持符合條件的公民辦幼兒園開設託班、政府則通過減免租金、減免稅收、用水用電優惠等方式給予運營機構政策支持。”
據透露，今年市政府實事項目計劃新增的就是50個普惠性托育點，均為托幼一體化託班，加上今年新增的30家公、民辦幼兒園都將開放託班招生，預計今年本市又將新增百餘個託班數。
“但是，要真正解決0到3歲的托育矛盾，或許要靠至少三到五年的努力，才能逐步滿足入托的需求。”
建議：0至3歲幼兒照護責任主體應歸家庭
由家庭來承擔0至3歲嬰幼兒的養成，這對孩子的成長肯定是十分有益的。但現實生活往往使得大多數母親無法脫離職場全身心充當“全職媽媽”。這也是當下需要大量托育機構來助力更多家庭的主要緣故。
華東師範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社會學博士張海娜說，
如果要讓職場女性能在生育後的一至三年裡暫時告別職場迴歸家庭，首先是要尊重女性自身的意願，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各企事業單位在用工制度上給予相應的照顧和保護。無論是擴大生育保險的覆蓋面，還是不斷提高生育保險待遇，都需要充足的生育保險基金作保障 。
事實上，女性的生育行為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勞動，是對國家勞動力人口的特殊貢獻，應該得到社會的承認。因此，建議上海率先嚐試由政府適當承擔女性生育補貼政策，建立“生育保障蓄水池”，待條件成熟之際逐步推進女性生育保險國家承擔制度。
文源：小魚研究院 綜合自：市教委、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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