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與他，經媒妁之言而相識，沒有經歷風花雪月的浪漫戀愛，15歲的她就嫁到夫家。之後，他們有了一個心愛的兒子，她開始了傳統家庭主婦的瑣碎生活。
她沒讀過多少書，卻理解丈夫對信仰的追求。他要去讀書，她靜靜地替他收拾行囊，讓他放心家裡。他從事極危險的革命工作，她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膽，卻還是把自己歷練成他不錯的助手——當他與同志們進行秘密商討時，她做最忠實的放哨員：他在異鄉遇險急需救助時，她二話不說想辦法籌錢去把他接回來……
嫁給他以後，貧困、動盪、恐懼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她不在乎，覺得婚姻的日子就那樣一直過下去，也是一種幸福。
可那種幸福，在那個年代，對他們來說也是那樣的奢侈、短暫。
那一年，他接到上級命令，調到重慶工作。1943年的重慶，大街小巷被可怕的白色恐怖籠罩，搜捕，槍決，尖利的警笛聲擾得人心惶惶。身為市委重要領導的他，在初到重慶時給她寫過一封信，囑她帶著兒子與他會合。
命運弄人，她收到信時，年幼的兒子正在出麻疹，無法前往，就暫時拖了下來。沒想到，一拖就是6年。此後6年，她沒了他的音信。寫信、寄錢，全如石沉大海。她只能帶著兒子，憂心如焚地在家裡等待他的歸來。
6年後，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對於她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丈夫已經在重慶有了新家庭，成為另外一名女地下工作者的丈夫，且有了一個兒子。消息是她弟弟帶回來的，那一瞬間，她6年的思念與牽掛被撕扯得粉碎。弟弟還在信裡說，姐夫再婚後又接到新任務，要離開重慶，卻不方便把年幼的兒子帶在身邊。弟弟希望姐姐顧全大局，去重慶幫姐夫帶孩子。
一個女人，被另一個女人搶走了丈夫，如今又讓她去幫他們帶孩子。這樣的消息，於她，終是太殘酷。她哭，每天每夜把自己埋在被子裡，嘴唇都咬出血。那份痛，那份委屈，無處可訴。
沒有人知道，那一段時間，她的內心，經歷過怎樣的狂風巨浪，又被撕扯成什麼樣子。只據她的兒子後來講，她大半生睡眠不好，是那時留下的病根。
此後，他們仍然寫信勸她，向她耐心解釋。她慢慢明瞭丈夫當初的無奈選擇：一個革命者，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中如履薄冰，組織上要求他切斷與家裡所有的聯繫。為了工作需要，一位年輕女助手到來他身邊，他們在重慶“組建”了一個新家。白日裡，他們像尋常夫妻一樣拉著手在街上走過;夜裡，他們是最親密的戰友，在燈下共同籌劃革命事業。朝夕相處，他們難免情生。一年之後，組織上承認了他們的關係，批准二人正式結婚，一對假夫妻做成了真。
他成了別個女子的丈夫，徹底駛離了那段舊婚姻的港灣。不管他們如何解釋，這樣的結局還是讓她傷透了心。恨過，怨過，委屈過，最終，她還是把那一切全部拋開。她對自己講：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們為了革命連性命都不顧，自己何必在乎那麼多?
那年春天，收拾好家裡的一切，她拉著兒子的手說，你爸爸在重慶，又給你找了一位新媽媽，還給你生了一位小弟弟，我們現在去看他，你要好好讓著他，疼他。年少的兒子似懂非懂，點頭答應。她的眼裡，瞬間又是淚光點點——有多少委屈和痛苦。
她去了重慶，接到了“新兒子”，卻沒能見到那一對讓她又恨又愛的人——彼時的鬥爭形勢越來越險惡，他們已經轉移到了新地點。接著，一場因暴露目標而提前發動的革命暴動，結局以慘烈的失敗告終。他的頭顱，被敵人割下來掛在城門上。沒有人告訴她這個消息，她守著兩個兒子，耐心地等候他們的父親歸來。
得知他們夫妻雙雙犧牲的消息時，重慶已迎來了新的黎明。1949年11月14日，國民黨大撤退之前，一場慘絕的大屠殺在山城悄悄進行。事後，她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那個女人的屍體，那個讓她怨著恨著又敬重著的女子，一身紅毛衣，白色的長圍巾，藍色的裙子，還有一張備受摧殘的年輕臉龐。
那是她們第一次相見，也是最後一次。她撲上去抱著對方失聲痛哭：妹子，我把你的兒子帶來了，你睜開眼睛，看看孩子吧……也是在那一刻，她得知丈夫早已身亡的消息。一聲長長的嘆息，兩滴剜心的眼淚緩緩地從她不再年輕的臉上滑落。訴不盡的情與悵，丈夫啊，你永遠聽不到了。
她叫譚政倫，是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的前妻。
江姐與彭詠梧犧牲後，譚政倫帶著兩個兒子過生活。她偏執得近乎苛刻，把所有的愛無私地給予小兒子云兒。最艱難的日子，她想辦法讓小兒子吃上牛奶。最終，她完成了江姐夫婦的遺願，把雲兒培養成人。
1976年，譚政倫老人安然離世。
“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封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一首《紅梅贊》，唱不盡的英雄頌歌，唱給了當年從渣滓洞裡走出來的英雄江姐。電影，電視，歌曲，多少圍繞紅巖故事改編的文藝作品，主角永遠都是江姐，她的形象永遠是那麼高大美麗，卻很少有人知道譚政倫。
如果說，江姐是開在懸崖上的一枝紅梅，譚政倫就是那枝開在谷底的幽蘭，她一直沉默地躲在江姐的萬丈光芒之外，為那個家、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常人無法想象的犧牲。她，也不應該被歷史忽略和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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