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之舞
本文首發於總第887期《中國新聞週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古話是中國智慧的結晶。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思維一般都是二元的，什麼“古今之爭”“南北之爭”“左右之爭”……各種二選一是我們生活的常態。
俄羅斯是個巨型國家，國土之廣袤為世界第一，然而到過俄羅斯的人，回來都會互相問：“你喜歡莫斯科還是聖彼得堡？”再沒有第三種選擇。俄羅斯人自己也是如此，兩個城市總得親近其一。擴而論之，這片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三百年來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向東，要麼向西。向東意味著坐保斯拉夫主義的民族傳統，雄踞東方；向西則意味著“脫亞入歐”，成為歐洲大家庭的一員。
奧蘭多·費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觀點並無太大新意——俄羅斯文化的核心，說來說去就是這個二選一的問題。他所能做的，就是把這事的緣起講清楚。
俄國古來只有一個首都，就是莫斯科。那是一座森林之城，城市從樹木之中生長出來，似乎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古俄國是一個純正的農業國家，但到了彼得一世時期，這位渴望有一番作為的君主決心新造一座首都，帶領國人搭上工業化的列車，躋身歐洲強國之林。
1703年春天一個霧濛濛的清晨，他帶著十幾名騎兵，穿過荒涼而貧瘠的沼澤地，來到涅瓦河流入波羅的海的入海口考察。他下馬，用劍尖在沼澤地上畫出一個十字架，宣佈：“此地甚好。”
聖彼得堡拔地而起。它的意義就是從“一”推進到“二”。但不會再有三，因為光是這個“二”，就夠俄國人忙活的了。
彼得一世厭惡莫斯科，覺得那個“大農村”把俄羅斯民族侷限在愚蠢、閉塞、只會大吃大喝的習性裡，他的新都是用來自歐洲的建築材料建成的，設計師都是歐洲人，來自歐洲的服飾、飲食和交通工具紛至沓來。社會地位最高、最有教養的階層接受了彼得一世的改革，修去長髯，學外語，住歐化的別墅，擺脫原先鄉下土包子的面貌。不過，構成社會基礎的廣大農民依然活在傳統的、虔敬的生活方式裡，被老爺們所驅策。與此同時，歐化人士也會感到斯拉夫之根的召喚，也會厭煩從巴洛克到洛可可的繁複建築風格，厭煩服飾和社交方面的各種陌生禮節，他們會在住所裡保留東正教聖像和木色森然的傳統陳設，也會在假期迴歸田園的牧獵時光。
進入19世紀，風起雲湧。1812年拿破崙入侵、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在這兩件大事的影響下，東西之爭喧囂起來。
拿破崙來自發達文明的歐洲，可是他卻是敵人，還放火燒了莫斯科，這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回潮，歐化的熱情似乎大大減弱，然而貴族家庭學習法語的熱情依然不減，法語依然被上流社會視為高級語言。
而十二月黨人起義又是怎麼回事？那是一批年輕的俄國貴族，在1812年戰爭裡看到上陣殺敵的都是農奴，而本來以國家棟梁自居的貴族們都縮在後邊，遂良心震撼，產生了推翻沙皇統治、建立歐洲那樣的立憲共和國的願望。然而，事敗後大批起義者遭流放又點燃了眾多俄國知識分子心中的本土情結，他們歌頌人民的純樸善良，更從起義者的妻子們身上看到俄國女性的傳統美德。
費吉斯用豐富的徵引來描繪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在不同時代的風俗。兩個城市的存在，為向西與向東這兩種思潮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它們之間有衝突也有對話，總的來說是形成了一種“張力”，一種互為鏡像的效應。顯然，最優秀的俄羅斯思想者不可能只堅持一方而無視另一方，例如普希金，其偉大之處就在於用俄語這一農民的語言譜寫出令歐化的精英都熱愛的詩歌。俄羅斯的標誌是雙頭鷹，一個頭向西，一個頭向東。19世紀文化名人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說，
雙頭鷹有兩個頭，卻只有一個心臟。《娜塔莎之舞》這個書名所指的，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的一個場景。貴族之女娜塔莎某次隨家人來到叔叔的鄉下莊園，她啃著黑麥蛋糕，喝著伏特加，這時，巴拉萊卡鄉村音樂響起來了，叔叔拿過吉他開始自彈自唱。接受歐化教育的娜塔莎從未聽過這種音樂，卻立時生出一種熟悉的感覺，情不自禁地翩然起舞。通過娜塔莎這個人物，託翁描繪出他心中俄國“新女性”的形象。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兩個城市都成了離開俄國的舊俄精英心目中的“祖國”。雙城之爭以這樣一種方式告一段落，也稱得上是歷史的嘆息了。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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