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前長達一個世紀的歷史當中，中國一直處於政治混亂的漩渦當中，人民飽受內亂外辱、軍閥割據、革命頻發之苦。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我們從課堂上學到的中國近現代史幾乎就是一部政治史。學生們知道太平天國運動，知道五四運動和毛澤東如何建立新中國，卻很少知道這些政治事件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五四運動
學生們可能也通過課本瞭解到，中國農民因受到地主越加嚴酷的剝削而更加貧窮並因而在共產主義革命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還了解到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打破了中國本土手工業體系並且阻礙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以及1905年科舉制度廢止使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從此不復存在，等等。不過他們當中卻很少有人能夠將這些知識與中國近現代政治變遷背後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建立起關聯。
學生們的歷史認知之所以是孤立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教授認為經濟和社會因素不重要。其實，教授們在相關研究中已經越來越多地觸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固守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裡。正因如此，我們現在才擁有了大量關於中國近現代社會和經濟歷史經驗的專題文獻。然而，這些研究在主題方面非常分散，並且讓人覺得異常深奧難懂。比如，關於江西“棚民”的研究和關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稻米價格研究等課題就非常令人感興趣，但在課堂上講授的涵蓋上述問題的“近現代中國史”卻往往令人感到不明就裡。
可見，專項研究與學生在課堂上能學到的知識之間的分立使得兩者正在拉開越來越遠的距離。本項研究希望在運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洞見基礎上，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和社會史做一個較為全面的呈現，從而為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做出努力。
當一個人從事社會和經濟問題研究時，他很快就會發現在其從事政治研究時所用的時間劃分法不怎麼好用了。比如，用後一種方法來考量鴉片戰爭之後近代中國的問題，即使是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之後的中國問題也並無裨益；同樣，清朝在1644年的建立，或者辛亥革命在1911年的爆發等重要政治事件在社會和經濟問題研究中也算不上是重要的轉折點。（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的成立卻彷彿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社會和經濟以及政治和歷史階段，在我看來，這是因為這場革命發生得過於晚近，以至於我們缺乏必要的歷史背景去找出共產主義體系中暗含著的連續性。）
然而，即便鴉片戰爭不能算作“現代”中國開端的標誌，中國的“現代化”步伐在19世紀60年代之後卻也大大地加速了。此後，部分地，也僅僅是部分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影響，中國社會中出現了更多新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逐漸從社會結構的上層開始取代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同時，秘密社團組織和土匪群體也開始活躍起來；此外，商品貿易和近代工業在中國社會中也得以發展。這些變化促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在1860年到1949年期間發生了不同於以往的深刻變化。由此，至少從社會和經濟角度來看，這九十年彷彿是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在這裡，為方便起見，我們稱這個階段為“現代化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
鴉片戰爭
最初開始此項研究時，我並沒有想從明代開始。然而，很快我就發現，對中國“現代化早期”很多社會和經濟變遷問題的理解，必須先關注和探討此前已經發生變化了的體制和結構，因此，我們有必要將視野回溯到1860年之前。可是，我們需要回溯多遠呢？
有人認為應該回溯到18世紀，因為這個時期是清代發展的高峰時期，而且是傳統體制依舊強健，西方影響十分薄弱的時期。然而，當我們關注18世紀並對其進行研究時，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它的確代表了清代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最高峰，而且我們更想要，也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遠，去尋找那個時代圖景的社會和經濟源頭。因此，我在學術界以往對此研究甚少的情況下，仍舊決定從明代，特別是16世紀開始著手研究——這個時代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歷史階段的開端，也正是從這個時代開始，中國的經濟領域開啟了商品化和貨幣化進程，對外貿易得以發展，傳統社會階層劃分被打破，民眾書寫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長，這一切在接下來的兩百年及更長時段裡極大地改變了整個帝國的社會面貌。
嘉靖明令復行金銀交易
當然，以往學者也同樣認為16世紀在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羅友枝（Evelyn S.Rawski）曾經寫道：“這個時代，也就是中國帝制時代晚期（16世紀—19世紀），雖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但其核心體制和社會經濟結構方面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對以往時期的延續。”在羅友枝之前，馬若孟（Ramon H.Myers）、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等學者也有相同的發現。也就是說，我和這些學者持有共同觀點，即應將 1550年到1860年視為“帝制時代晚期”。
書寫長達四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史，很容易讓人面臨這樣的風險，即可能會對特定時空中的、具有特殊性的社會和經濟狀況進行泛化的概括。
單從面積上講，中國是歐洲（不算俄羅斯歐洲部分面積——譯者注）的兩倍，在四個世紀內，在如此廣闊的國土上，社會和經濟狀況的差異性是相當突出的。比如，境內遍佈貧瘠高地且人煙稀少的貴州在社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肯定與高度商業化且相對富庶的長江中下游省份不一樣。文盲和經濟窘迫的農民階層與富裕且有文化的士大夫階層在家庭結構、人際關係、道德觀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鑑此，我們如何還能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做“一概而論”呢？
根據地域、社會和歷史等方面的不同 （對社會和經濟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本書的綜合性質卻決定它不可避免且有必要做一些一般性概括，不過我在做概括時很謹慎地標識了其適用範疇和例外情況。本書是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一項“細緻而微”的研究，無法“畢其功於一役”。普遍性始終是存在的，但讀者也應銘記林語堂那句話，即“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對她難免有許許多多牴牾歧異之見解”。或許中國農民那句俗語“十里不同風”是對中國社會這種情況更為簡單明瞭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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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精裝）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
定價：69.80元
- 內容簡介：
本書突破以往西方學界強調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範式，從全球史的視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個世紀中國社會在經濟基礎、社會形態和精神信仰層面的鉅變，呈現了該領域新的研究成果，是瞭解16世紀以降中國社會變革的權威著作。
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又模塑了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作者運用大量史料，對中國社會複雜且深刻的變遷予以清晰的闡釋，探討了人口變化趨勢、階級結構變化，小農經濟、商品貿易和製造業與信仰和文化之間的關係等多方面的問題。
對於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一直以來備受爭論的問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李約瑟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思考，以及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對話。
此外，作者還描繪了他對於中國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勞和懶散、進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這些自相矛盾的國民性，與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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