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群傑出的女性，他們天資聰敏、才智過人，或體力或精力或毅力超凡出群，正是憑藉這些良好的稟賦，她們既為當年的革命戰爭作出了寶貴貢獻，也因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她們是蘇區普通婦女。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土地革命戰爭中，無論底層或中上層婦女，無論她是文盲還是知識女性，都有可能通過“參戰”，走出家庭、走上社會、走向解放，成為世界範圍女性參與社會管理的獨特風景。
1927—1934 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蘇區婦女們積極投身蘇維埃革命洪流，她們擺脫封建束縛，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管理，轉變自身社會角色，改變了長期以來的“失語”狀態，真正發揮自身主體地位。
當紅軍在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之後，共產黨帶領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農民把土地和莊稼經營得肥沃而茁壯，春季的插秧播種、秋季的收割打場，成了他們競賽的項目，駐地的紅軍也常常參與其中。一面是雄壯的號子，一面是嘹亮的軍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熱鬧。
當時，只有23萬人口的瑞金縣就有5萬多人參加紅軍和地方革命鬥爭，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積極而又高漲。男人們參加紅軍拿起槍桿子鬧革命，婦女們也相繼掙脫封建禮教的羈絆，走入革命的洪流。她們剪掉經年的長辮子，梳起了革命頭；她們打開包裹了數年的纏足布，放開了裹得變形的小腳；她們擺脫了童養媳的命運，走上與封建勢力抗爭的道路；她們甚至走進中央黨校和蘇維埃大學校門，走進了革命幹部隊伍的行列，擔任起蘇區各個省、縣的婦女部長。她們一路唱著山歌，用她們滿腔的熱情，以她們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傳革命道理，深入敵後搜取情報，為革命燎原之勢播下了星星火種。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過於沉悶，在這個本該雲淡風高的時節，並不讓人感覺神清氣爽，更像是籠罩在迷霧濛濛的離別氤氳裡。
第五次反“圍剿”陷於窘迫，紅一方面軍8.6萬人於1934年10月撤離江西瑞金，為在新的根據地開展婦女工作，經過體檢、政治考量的女紅軍才能隨軍轉移。
中央工農檢察部委員黃長嬌，在長征前夕接受了體檢。體檢後黃長嬌高高興興地回到駐地收拾行李，卻不料，等來了一位紅軍戰士帶來的通知——留守。
“為什麼？”她不解地問道。
“體檢結果出來了，你已經懷孕三個月了。”來人說完就離開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她只能服從組織命令。
1935年5月，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位男孩。
當時，黃長嬌領導的游擊隊的處境更加艱難，經常被白軍攆得像野兔子一樣滿山亂跑。
有一次，游擊隊又被敵人追趕了一天，游擊隊員們沒吃沒喝，體質下降，眼看跑不脫了。為了掩護戰友，黃長嬌準備犧牲自己，提出帶小孩走另外一條路引開白軍，戰友們死活不答應，他走哪條路，隊員們也走哪條路。又來到了一條岔路口，為了保護兒子，走在前面的黃長嬌就告訴兒子，來玩一個叫捉迷藏的遊戲，要他向一條小路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好，除了媽媽，誰來也不要出來更不能出聲，不然就算輸了遊戲。兒子信以為真，果然用力地跑開，
而游擊隊則走向另一條山路。
可他終究還是一個孩子，跑了一段路，回頭卻不見了媽媽的身影，他焦急地吹響了媽媽給他唯一的玩具，那個子彈殼。
不由自主，黃長嬌的心揪了起來，淚水爬滿了臉頰。在沒有回應之下，哨音變得急促，突然傳來了兒子的喊叫：“媽媽，我在這裡。”兒子的呼聲，夾雜在槍聲中漸漸變得更加焦急，充滿絕望，揪人心魄的在山谷裡迴響……可為了隊員們，這位共產黨員選擇帶隊撤離……
一鉤殘月，遍野寒霜，脫險的游擊隊員入睡了。黃長嬌在夜色中，磕磕撞撞原路返回，在路邊的一條小溪畔，她看到了兒子的屍體。皎白的月光下，孩子被河水沖洗得特別白淨，可愛的兒子凝固著一臉的驚愕，手中仍緊緊的握著那隻蛋殼。
與董必武結婚才兩年的陳碧英，也被通知來參加體檢。可結果出來之後發現，體重比標準差了一斤，健康方面也有問題，不能隨部隊轉移。而他們的這一次分手，卻成了決別。
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的夫人郭香玉在中央局秘書處擔任收發員。由於她是小腳，連體檢也不用，就被確定在中央組織局留守人員名單裡。1935年3月，在敵軍四面圍困的情況下，跟不上行動的郭香玉落入敵手，得知這個小腳女人是機要收發員，又是謝覺哉的夫人，敵人認為她一定掌握著大量的黨內機密，頓時大為重視。敵人先是給予優待，後又施以重刑，最後在沙灘上挖個坑將她“倒栽蔥”豎在洞裡，威逼她，招供紅軍機密，威力翻不起作用，敵人氣的往深坑裡填土，將郭香玉只露出一雙小腳給活埋了……
因為懷孕，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陸定一的髮妻唐義貞，也被確定留下來。1935年12月初，跟隨留守部隊轉移到長汀縣圭田山區的唐義貞，連生下一名男嬰，取名陸小定，送給了群眾撫養。
1936年1月底，唐玉珍和七個游擊隊員在長汀的下來村被敵軍圍住。記起衣袋裡還有一張紙條，畫著下一站的會合地點。唐義貞掏出紙條嚥下去，敵軍不知唐義貞吞下什麼機密，下令剖腹強取，一群人喪心病狂，切開唐義貞的喉管乃至腹部，從她血珀滿身的腸胃中翻尋嚼爛的紙條……
臨時中央政府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委員範樂春，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部部長林伯渠的妻子，紅軍長征前十幾天，生下了一個男孩，正在坐月子，顯然是不宜隨軍征戰的。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十餘天，範樂春將尚未滿月的孩子，帶回永定金砂鄉的老家，委託給堂兄撫養，接著參與了閩西遊擊戰爭的領導。1941年5月，範樂春病逝在永定縣的西溪赤寨山，年三十九歲。
福建長汀永紅鄉婦女代表戴五嫂，在1934年10月主力紅軍長征後，她留在當地，組織了自衛隊，運送傷病員，任看護隊隊長，後又任游擊隊長，1936年1月被捕犧牲。
廣東新寧縣縣委婦女部長張瑾瑜，1933年調任粵贛省白區工作部部長，紅軍北上後留守尋烏安遠一帶打游擊。1934年遭敵人包圍，壯烈犧牲。
1934 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僅有30位女性隨軍，其餘女幹部、女戰士和家屬則全部留在了蘇區。對留下者而言，等待她們的便是磨難、抗爭、等待乃至犧牲。她們中，有的為了一句承諾，守望終生；有的未來得及留下姓名便戰死沙場；有的不幸被捕，在獄中忍受嚴刑拷打乃至槍決；有的乞討度日但堅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尋找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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