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會編譯文章
作者：Michael Ableman
編譯：Jing
↑ 圖來自Pixabay
從年輕時起，我就和島嶼產生了聯繫。我並不是被那種水清沙白的“典型”島嶼形象所吸引。我對島嶼的理解是更深入的——島嶼，是對我們在地球上的生存狀態的隱喻，代表著獨立，也代表著內在的相互依賴，自然的限制和無限的時空。島嶼，代表著一種悖論。
過去十年，我都在島嶼上生活，我意識到，在島嶼上我不可能逃避任何事物。反饋常是很迅速的。並沒有大面積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把某個人行為的後果給“稀釋”掉。
如果我們把地球想象做漂浮在宇宙汪洋中的島嶼，或許我們可以重新考慮該如何對待地球。
最具有重大意義的開端，是重新考慮如何對待食物。在生活中，沒有什麼事比這更重要了，但是生產食物的責任現在卻被交給了一個工業化的系統，農場變成了工廠，食物變成了來源未知的商品。後果是災難性的：蔓延的兒童肥胖症和糖尿病，地下水汙染，土壤退化，丟失的味道……而最嚴重的後果是：農業社會的社會連接、文化連接和生態連接，也都危在旦夕。
↑ 圖來自Michael Ableman
夏威夷群島最早的居民，波利尼西亞人，曾經深刻理解什麼叫生活在生態限制以內。在那些島嶼上，他們用完全來自本土的資源維繫了百萬人的生命。對於獲取資源的方式，是有明確規定的。比如，如果一個人捕了某種正處在禁捕季的魚，那他是會被懲罰的。聽起來極端，但是他們明白一個我們現已忘記的事實：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相互依存。最早的島嶼居民們知道，幾個人的貪心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社群的生存。
夏威夷是地球上位置最孤立的群島。但是現在，這裡80%的食物都是進口的。食物要經過數千英里的運輸才能到達夏威夷，而這個系統的代價，遠遠不是夏威夷居民在超市結賬時付款的數字所能代表的。曾經一個富足豐饒的地方，變成了地球上糧食安全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曾生活在一個島國——牙買加。我和格瑞特，還有她的伴侶威爾叔叔生活在一起。威爾叔叔耐心地教給我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怎麼磨刀具，怎樣打開椰子，受傷或生病時用什麼草藥，怎樣煮食麵包果，怎樣從海岸的崖邊捕魚。
那時的我完全沒想到，我會用的一生來繼續學習這些技能，用寫作和課程教給人們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教人們重新找到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重新學著如何生產食物。
我年輕時，正處在科技崇拜時代的早期。隨著這個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忙著給自己的頭腦投資，拋棄了曾經指引人類數萬年的自然智慧。我們過去並沒有意識到這無知可能帶來的生態和社會代價。
在我和他們在一起時，格瑞特和威爾叔叔還過著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那時，大多數牙買加的鄉村家庭都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養雞養羊，照料椰子樹、麵包樹和芒果樹，在海邊捕魚……儘管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當時“貧困”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多樣化的本土食物卻是牙買加鄉村居民們的真正財富，他們以豐富的食物收穫為榮，以自然知識和與自然的連接為榮。可現在，儘管溫暖的氣候和豐富的水資源依然存在，當地的自給自足經濟卻也被完全依賴外來輸入的經濟所取代了。
像島嶼一樣思考，意味著我們需要接受衝突和矛盾，接受這個事實：我們沒辦法逃到哪兒去。
↑ 圖來自Michael Ableman
一個農場就像一座島嶼，如果得到妥善的照料，農場應該是能夠自給自足、自我維繫的，能以自身的循環來提供動植物需要的養分，而不是依賴外來的投入。這就是模仿天然生態系統來做農業。但在（北美）這個只有1%的人口務農的地方，生態農業還含有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意義。
我曾花了25年時間，在加州運營一個小型的，12.5英畝的農場兼教育中心。漂浮在住宅建築和購物中心的“海洋”中，這個農場是另一種形式的“島嶼”。在最好的時期，這個農場出產一百多種水果蔬菜，僱傭了30來人，為500個城市家庭提供食物。
因為受到城市建設發展的威脅，我們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城市農業中心——並且排除萬難募集了一百萬美元，拯救了那片土地。
但是，在城市郊區環境中務農帶來的內在掙扎，最終向我襲來。我向往居住在一個個人責任感超越草坪邊界線的地方。於是我向北行1200英里，搬遷到了加拿大BC省的一個島嶼，鹽泉島。
當乘坐渡輪離開時，我彷彿覺得，自己是從一個瘋狂的世界逃離出來了，彷彿那個島嶼會是我的“庇護所”。但是很快我就發現這是個悖論：我曾經想要逃離的那些事情依然都存在。
住在島嶼上，不是逃離，而是強迫我更多地參與。
↑ 圖來自作者在鹽泉島的農場，Foxglove Farm （毛地黃農場）
我們在這個島嶼的水域的中心地帶，耕種120英畝的農場。最棒的事情之一是，我們能看到過往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在當下展現，能感到我們是這片土地上居住的世世代代人類中的一員，從最早在這漁獵的原住民開始，直到我們自己，一環一環的連接都在這土地上展現。
以前談到可持續食物系統時，我很在意土地所有權，但是現在，我問自己，土地所有權到底意味著什麼呢？畢竟，我們都只是過客，是一個更大的自然力量中的租戶和照護者。最後留下的只是土地，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讓土地更肥沃，更有生命力，更生態多樣化，並且利用我們居住在這片土地的短暫時間，養育自己、養育土地、分享啟示。
↑ 圖來自毛地黃農場
我們正生活在工業革命以來最重大的全球變化的交匯點。我們都非常清楚氣候變化、人口劇增的事實。我們知道，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包括土壤、水和空氣，都處在前所未有的威脅之下。和波利尼西亞人最初發展的內部循環系統不同，現在大多數的島嶼人口都完全依賴外部投入才能生存。
食物的危機或環境危機，其實都不如“參與危機”這麼緊迫。最近幾代的年輕人不僅脫離了自然，也不再知道，雙手除了敲鍵盤以外還能有什麼用處。所謂的食物革命，可能在網絡上被大肆討論，但是問題是無法在網絡上被解決的。
1989年，古巴這個島國遭遇了大範圍的饑荒，只因失去了來自前蘇聯的食物援助。古巴的回應是，創造了一套世界頂級的城市農業和鄉村農業系統，這系統對於外來投入的依賴是極少的。古巴人並不是因為生態農業是“對的事”才去做，而是不得不做。
我相信，在工業化國家，真正轉型所需要的重大結構性改變，也得在“不得不做”時才發生。但是好在，人類有非凡的同理心、智慧、創造力和應變能力，而這些能力在危機時會格外明顯。有很多歷史上的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而古巴只是例子之一。
我曾經說過，名廚們像搖滾明星一樣吸引眼球，是時候讓農民也獲得這樣的關注了。但是，當只有1%的人口在務農，其餘人就算給農民吶喊加油，真正的轉變還是沒法發生的。我享受被關注，但是畢竟，務農不是要吸引觀眾眼球的體育比賽。
↑ 本文作者，圖來自rdnewsnow
如果想要順利渡過這個劇烈變化的時期，必須要有越來越多的人迴歸到生產食物的藝術中來。
我確信，當全球工業化的試驗逐漸崩解，農業將重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重新回到社會的中心。
對於我們這些正在重新教育自己、重新尋找在自然中的位置的人來說，我們必須繼續完善自己的技能，並且用心去創造本地的和區域性的示範。我很確信，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領導者和指引者，我們耕種的土地將成為活生生的範例，成為展示神聖的自然知識的寶庫。
像島嶼一樣思考，想象地球是漂浮在無限空間中的島嶼，而地球上的土壤、水和大氣是經過了精心的調配和平衡，才得以維繫生命。這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界限感，希望我們也能從中謙卑地認識到人類生命的脆弱。
↑ 作者（左）在溫哥華“完全食物”街道農場，圖片來自溫哥華太陽報
譯者注：
本文摘自Michael Ableman 2009年在波士頓大學“未來食物論壇”的演講。而也是在同一年，他在溫哥華一個低收入者聚居的街區發起了新的城市農業實踐，和Seann Dory聯合創辦了Sole Food Street Farm，即“完全食物”街道農場，這是北美最大的城市農場之一。而他同時也依然在鹽泉島的農場工作。從城市到鄉村再到城市，或許這確實是因為，他體會到了在本文中所說的，“住在島嶼上，不是逃離，而是強迫我更多地參與。”他在一次專訪中說，他只是“完全食物”街道農場的發起人之一，但真正讓農場實現的英雄們，是那個街區的居民。他說他也曾經對那裡的低收入者特別是吸毒者有偏見，但是“正是那些我曾經評判過的人，卻是有熱心腸、有靈魂的人，他們擁有不同尋常的創造力、智慧，以及為世界作出貢獻的渴望。他們只是需要得到這個機會。”這是這個城市農場給他最大的收穫。
↑ 《街道農場：在城市前線培育食物、工作和希望》一書封面，圖來自Amazon
Michael Ableman，從1970年代開始就實踐有機農業，也是教育家、作家，城市農業中心的創始人，溫哥華“完全食物”街道農場的聯合創始人。他發表了《On Good Land》（在美好的土地上），《Fields of Plenty》（豐饒田野）等書，最新的著作是《Street Farm: Growing Food, Jobs and Hope on the Urban Frontier》（街道農場：在城市前線培育食物、工作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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