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政策 成為供給側改革“主攻手”

白彥鋒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院長

當前要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重要的是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結構問題而非規模問題。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看,貨幣政策的優勢是解決總量問題,而財政政策的優勢是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財政政策大有可為。

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實施“更大規模的實質性減稅”,其中既有特朗普稅改和國際稅收競爭的外因,也有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內因。

由於近年來政府收入增速超過居民收入,使得我國居民消費相對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這種意義上說,推動更大規模的實質性減稅,實際上是要助推我國經濟未來可持續增長。

從全預算口徑來看,如果將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都考慮上,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高達35.67%,甚至超過了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的水平,因此我國總體上減稅的空間仍然“可期”。這樣看來,目前我國似乎又到了一個需要通過“更大規模實質性減稅”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歷史時間節點。

更大規模實質性減稅面臨“兩難”。稅收增速穩定就會有人說“積極財政政策”是“假積極”“不積極”;稅收增速回落或者負增長就會被人解讀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真實寫照”。因此,全社會對於減稅改革不能“葉公好龍”,應該給予減稅改革更加寬鬆的外部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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