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理財派和漢法派之爭貫穿始終，因為有著“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古訓，再加上理財派大都為色目官員，理財派往往被指斥為奸臣。從世祖朝的阿合馬、桑哥、盧世榮到武宗朝的脫虎脫、三寶奴無不如此，泰定朝的旭邁傑、倒剌沙、烏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沒能逃脫這樣的命運，被稱為“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 。
歷史上的黨爭往往是成王敗寇，理財派因為種種原因總是失敗者，“眾惡歸焉”便沒什麼奇怪。不過，人性是複雜的，善惡並不能截然分開，政治人物的作為，也並不能總是簡單的予以黑白的判斷。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確實屬於“用人唯親”——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舊臣，使得漢人儒臣們對“時相多西域人”極為反感。但面對泰定帝執政期不斷的天災和不盡如人意的財政狀況，這些回回大臣們作出了相當貢獻，維持了經濟的穩定。
在他們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復了仁宗朝減少印鈔數的措施，縮緊銀根，使得物價平抑。但朝廷的“鈔本”不足，儲蓄不夠，如何能夠縮緊銀根？泰定眾臣奏請實行了拿出兩條方案，其一是“鹽課增價”，提高鹽稅。其二是“富民入慄拜官”的制度，將一批中下級官位出售，“二千石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 從而獲得大量財富，不但使得府庫得以充盈，還可用於賑濟災民。另外，加大南糧北運的運量，平抑京畿物價，穩定民間市場。
雖然“鹽課增價”，“皆足以厲民矣”，而“富民入慄拜官”更屬於賣官鬻爵，但也不失為解決燃眉之急的辦法。原本喧騰的物價終於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還低於騰貴前的價格水平。如鹽引，仁宗朝官定價格是一百五十兩鈔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鈔一百二十五兩。
在穩定經濟的同時，作為宰輔的回回大臣們也並沒有破壞已經實行的漢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冊立長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並馬上遵從大臣的建議“如裕宗故事，擇名儒輔太子，敕中書省臣訪求以聞”，讓儒學大師來教導太子讀書，準備將太子培養為真金那樣的繼承人。
同時，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學習儒家經典，將世祖朝開始的名儒向皇帝進講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為經筵制度，讓張珪、趙簡、吳澄、鄧文原、虞集、王結、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蒙漢儒士擔任進講官，講解《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
仁宗朝開始的科舉，泰定帝面對朝廷中“有欲罷科舉法者”的議論，聽取了禮部尚書曹元用“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議，繼續堅持。泰定元年三月便開科舉士，八剌、張益等八十六人中舉；泰定四年三月，再次開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題名。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輔們，十分重視行政效率，在處理政事上也很能聽得進儒臣的意見。英宗舊臣許有壬每次朝議，都要“屢爭事得失”，旭邁傑等丞相也能夠認真聽取，“汛掃積滯，幾無留牘”，迅速作出處理。至治元年進士，先後擔任禮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嘆：“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 但他們的這些作為，並沒能逃脫“奸臣”的罵名。這雖然有黨同伐異的原因在內，但他們對泰定帝私慾的縱容和自己私利的擷取，卻也是洗刷不掉的汙點。
泰定帝非常信佛，為了表示虔誠，四處修建寺院，大做佛事，並四處置辦採買宗教儀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場更是遠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旭邁傑、倒剌沙、烏伯都剌等人完全沒有諫止，反而想方設法籌錢供皇帝花銷。
泰定帝非常喜歡海外寶石，極為重新開始了“中買寶物”，“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值），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 ——泰定帝的回回宰輔們都是出身西域，與西方豪商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於皇帝的這項愛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瓓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張穩定，刑罰提倡寬鬆，右丞相旭邁傑便將之“發揚光大”，什麼樣的重罪到他這裡都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為群，剽劫殺人桓州道中”，這是殺人越貨的重罪，卻“旭邁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硃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並從者奪以入”，這是強搶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訴於中書”，得到的結果卻是“旭邁傑庇不問” 。“遼王脫脫……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竟然“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 ，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奪人財產，“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後，結果卻是不了了之。
“寬仁慎刑”確實是仁政的表現，“勝殘去殺”也是仁君的氣度。但這一切必須要有底線，也就是不能放棄“懲惡揚善”和“違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殺人越貨、奪人妻女、殘殺族人、搶人財產這些罪行都能夠逃脫法律的制裁，國家的法律豈不是形同虛設？這樣的來維持穩定豈不是本末倒置？儒臣們評價這種作為是“刑政失度，民憤天怨”，再加上與生俱來的偏見，對回回宰輔們自然大加指斥。
何況，作為儒臣領袖的宰相張珪，曾給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灑灑近五千言，歷數“弒逆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種種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夠改正，得到的結果卻是簡單的三個字“帝不從”。張珪再次痛陳：“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可仍然是“帝終不能從”。
張珪的言論，代表著眾多儒臣的心意，他的上疏被拒，也代表著儒臣集團的鬱郁不得志。自己不得志，又看到心目中的政敵如日中天，自然更增加幾分怨憤。張珪在上疏後不久，便告病回鄉，雖後又多次被封爵賜官，但也不再願意參與朝政。泰定四年十二月，張珪在家中一病不起，終年六十五歲，永遠的退出了政治舞臺。
雖然張珪在病重期間獲得了泰定帝相當豐厚的慰問，“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不久又打算起用為“商議中書省事”，去世後更是欽命“上蔡國公印”。但相對於英宗追賜李孟的哀榮——“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無疑顯得淒涼很多。這也是泰定朝儒臣們的寫照，仁、英兩朝時昂揚進取的精神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漢法尚未失墜的慶幸和在待遇上聊勝於無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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