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課本中，周厲王是一個暴君。他貪汙財利，獨斷專橫。其實周厲王是一個改革家。當然，他改革的目的不是為民眾增加福祉，而是增加周王室的實力。
到了周厲王繼位時，周王室已經衰落了， 到了無法控制諸侯和抵禦外族侵略的地步。周懿王時期，為躲避犬戎入侵，周王室被迫從鎬京遷都到犬丘！《史記•周本紀》中就此評價說：“懿王之時，王室遂衰”！
周王室的衰落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課程。封建制度無不如此。一個奪取天下的軍事集團，在取得勝利後，必須論功行賞。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最早都採取了分封土地的方式。歐洲的國王或中國的天子，都獲得最大的一塊土地。而功臣們依照軍功的大小獲得或大或小的土地。周天子將土地分封給近親和功臣。
然而發展總是不平衡的。諸侯國在不斷髮展。例如，自太公望封國建邦以來，齊國煮鹽墾田，富甲一方、兵甲數萬，傳至齊桓公時，已經是疆域瀕臨大海的大國。而周王室經過不斷地分封，自身能夠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越來越小。
周厲王有那麼一點雄心壯志，企圖重振周王室的權威。他首先能夠想到的，自然是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
從理論上講，天下的土地，其所有權都屬於周天子，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而分封出去的土地，產權屬於被分封者，諸侯們自然有朝貢的義務。但在周王室勢力衰微的情形之下，諸侯不履行朝貢的義務，周天子也莫可奈何。對於那些有被分封的山林川澤，名義上屬於周天子，但作為一種習慣，國人有藉以漁獵謀生的權利。然而周厲王任用榮夷公實行“專利”，即以國家名義壟斷山林川澤，不準國人依山澤而謀生。他違背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澤以利民生的傳統習慣法，於是有了所謂國人暴動，周厲王逃到彘地，最終餓死在那裡，諡號厲王。
周厲王的所謂改革，很類似於後來王莽的土地國有制的政策，也很類似於王安石由國家壟斷金融和商品貿易的政策。雖然王莽、王安石制定這種政策的動機與周厲王很不相同。王莽是要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王安石是要解決老百姓的生計問題。但政策實施的效果是相同的，那就是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造成民不聊生的後果，最終不得不面臨失敗的結局。
周厲王還開了一個很壞的頭，那就是壓制言論。他實施言論高壓政策，造成“道路以目”的狀況，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周厲王在與民意的對決中陷於孤立，被國人趕下臺。
召公曾經勸諫說：“百姓不能忍受暴虐的政令！”周厲王大怒，找到一個衛國的巫師，讓他來監視那些議論的人，巫師告誰議論，周厲王就殺掉誰。這樣一來，議論的人逐漸減少，但同時諸侯也不來朝拜。
周厲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6年），當時周厲王更加嚴苛，百姓沒有誰再敢開口說話，路上相見也只能互遞眼色示意而已。周厲王見此非常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消除百姓對我的議論，百姓再不敢有怨言。”
召公說：
這只是把他們的話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處更嚴重。水蓄積太多，河流一旦決口，所傷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讓百姓說話，道理也是一樣。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暢通；治理百姓的人要開放言論，使百姓敢說話。
周厲王時期的器具
因此天子治理國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進獻諷喻朝政得失的詩篇，樂官進獻所映民情的樂曲，史官進獻前代得失利弊的史書，太師進獻有勸戒意義的文辭，然後由盲人樂師朗誦和宣讀。百官可以直接進諫言，平民則可以把意見輾轉上達天子，左右近臣要盡規諫的責任，內親外戚要考察和彌補天子的過失，樂師和太史要負責教導、誨育天子。老臣彙集、整理各方面意見，然後君王斟酌考慮衡量取捨。這樣政事施行起來就很順當，不會違背常理。
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類財富用度都從這裡產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饒田沃野，百姓衣服糧食也是從這裡生產出來。百姓把話從嘴裡說出來，善事加以推行，惡事加以阻止，這是能夠產生財用衣食。百姓心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心裡考慮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們的嘴巴，那麼贊同你的，跟隨你的能有幾個呢？
周厲王不聽勸阻。從此百姓都不敢說話。
召公真是一個智者，他說出了放之四海而皆準並且千古不磨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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