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
2018年12月15日
採訪地點
南京市鐘山療養院
本期人物
吳鎔，江蘇省委原農村工作部部長、省政協秘書長。
他參與起草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央下發的幾個1號文件的起草，也參與了江蘇農村改革的參謀和決策。在許多重大政策制定上發揮了突出作用。當時有北霍（霍泛，山西省委副書記、農村工作專家）、南杜（杜瑞芝，廣東省農委主任、省顧委副主任）、東吳（吳鎔）、西趙（趙文欣，四川省農委主任）之說，分別代表華北、中南、華東和西南四個地區，時稱杜潤生改革團隊的“四路諸侯”。
本期採寫：言實
揚子晚報全媒體記者 黃建國
離休20年了，八十多歲的吳老依然每天筆耕不輟，連續四年每年出一本《老農閒話》
1978年的我
我在省委研究室工作，常下農村調查。夏天在武進鳴鳳公社住了兩個月，調查減輕農民負擔問題，貫徹中央37號文件。江蘇提出大幅增加糧食收購價格，獲得中央採納，稻米價提高兩成。
2018年的我
今年我已離休20年了，但是還參與一些農村調查和農村學術會議。連續四年每年出一本《老農閒話》。今年還向黨中央寫了關於振興鄉村的一點建議。經常在省農經學會等座談會上，講農村改革40年的感悟。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農村改革都四十年了。回顧往事，聽到的、看到的、自己經歷的，都歷歷在目。改革波瀾壯闊，留下許多可記可說、可歌可泣的歷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潤生（中）在江蘇調研鄉鎮企業，吳鎔（右）陪同
包產到戶：江蘇探索出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俗稱的包產到戶。人們都認為，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包產到戶的發源地。1978年12月，18戶農戶在嚴立華家裡寫下一份驚天動地的農民宣言書，一致要求包產到戶，蓋了血印。但據一些資料介紹，貴州省一些山區比較早已實行包產到戶。《改革開放口述史》中萬里的一篇文章《農村改革是怎麼搞起來的》也說到，1978年夏秋，安徽省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決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種，肥西縣山南公社群眾就自發搞了包產到戶。
江蘇省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面上雖然搞得遲了一些，但也不乏“闖”和“冒”的地方。1981年3月4號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春到上塘》，介紹了泗洪縣上塘公社墊湖大隊在1978年九、十月份就分田到戶，定產、定額承包，這比小崗村要早二、三個月。短短一年時間該村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江蘇農村改革第一村。如今村裡建了一個“春到上塘”博物館，參觀者眾多。
正當大包乾在很多地方探索的時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的來信，並加了編者按語。按語的口氣很重：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和包產到組的地方，必須認真地學習中央的文件，堅決糾正錯誤的做法。張浩來信引起了軒然大波。
正在北京崇文門飯店召開的七省三縣農委負責人座談會上爭論熱烈。激辯的結果有兩大貢獻：一是會議紀要上寫上“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允許”；二是“對已經搞包產到戶的不批判、不鬥爭、不強制糾正。”這兩條上報後，對以後農村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算是開了一個口子。1979年9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吸收了上述兩點“共識”，指出：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不許”變“不要”，一字之改，由命令改成了商量。
1980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會上爭論熱烈。一位省委書記發言講到準備全面推行包產到戶、包乾到戶責任制時，另一位省委書記立即表態說：“我們不能搞那個東西。”前一位省委書記回答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位書記的話都上了會議簡報。會後，中央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著名的75號文件。這個文件是五個“一號文件”的前奏和基礎。文件為包產到戶上了個臨時戶口：承認它是“聯繫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措施”，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那它本身到底是什麼，當時還沒有從本質上予以回答。
事情的轉機是1982年“一號文件”。文件第二條指出，包括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在內的“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就講明確了，各種責任制都姓“社”不姓“資”，請大家去掉顧慮。
1982年底之前，江蘇對實行包產到戶、包乾到戶也是爭論激烈。安徽省在農村改革之初開展了大包乾試點探索，徐淮地區有人喊出：“不準包產到戶的妖風颳到江蘇來”，“要守住江蘇的北大門、西大門”。省委多次派出調查組暗訪安徽，明查本省泗洪、沭陽等縣，面對同一實際，結論卻迥異。有的說“平安無事”，有的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還有的說“暫時看來不錯，但易滑向單幹，滑向資本主義”。我參加了調研，起草的調研報告題目是純客觀的《談話紀錄》，附上各種責任制形式的產量對比，如實彙報說：從層次看，上層堅持反對的多，基層特別是農民和村幹部贊成的多；包產到組比不包的增產多，包產或包乾到戶增產更多。
1981年人民日報發表了《春到上塘》長篇通訊，介紹泗洪縣上塘鎮墊湖大隊包產到戶的做法。省委主要領導下決心親自下去看，最終促成了江蘇推廣包產到戶。1982年在北京香山飯店開會討論中央一號文件，萬里還問我：“你們那一位（指省委主要領導)思想通了嗎？”我答通了。
江蘇對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大貢獻在於探索了經濟發達地區、高產地區也可以包產到戶。八十年代初，我國絕大多數貧困地區農業都已“大包乾”。發達地區農業到底能不能包，“大包乾”是否具有普遍的適應性?當時需要回答。
宜興縣在1982年推行農業包乾到戶生產責任制，當年糧食增產1.4億斤，工副業產值增長10%，農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 新華社記者深入宜興農村調查，採寫出一篇《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業也可以包乾到戶》的調查報告。上報後，受到當時國務院總理的稱讚，說蘇南的問題解決了，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調查報告被分發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參閱。《人民日報》在1983年1月23日發表這篇調查，並配發《大包乾不要再堵》的長篇評論員文章，引起全國轟動。
就這樣，“大包乾”在蘇南太湖地區、珠江三角洲和膠東半島等經濟發達迅速推開。當時認為，宜興縣農民帶頭建立適合發達地區的農業經營體制，是繼小崗村率先實行“大包乾”後，農村改革的又一聲春雷。
江蘇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可貴之處，在於從實際出發，採取多種形式，多樣化而不一刀切。蘇南地區更多采取專業承包、包乾分配的辦法，淮北地區更多采取大包乾的辦法。據當時統計，包乾分配佔50.9%，包產到戶佔46.8%，還有1.4%生產隊保持了原來的經營管理形式，繼續由大隊或生產隊統一核算。華西村吳仁寶老書記說，宜統則統，宜分則分。華西村生產條件好，集體經濟發達，就沒有分，上面也沒有指責。後來中央決策講，“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許各地分散決策、分散風險。
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江蘇為了健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進行了很多探索。八十年代中後期，力推“幹部包服務，農民包上交”的雙向承包，加快建設鄉村農業服務體系，開展幾“統一”服務，取得進展。1987年5月國務院批准無錫、吳縣、常熟三縣為“江蘇省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試驗區”，開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試點，並取得成功經驗。農業現代化試點後來實際上擴大到了整個蘇南，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幾任中央主要領導視察後，都殷切希望江蘇要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
1990年9月，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右）在江蘇調研小城鎮，吳鎔（右三）陪同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江蘇是發源地
江蘇是鄉鎮企業的發源地。1956年無錫市東亭鎮創辦的春蕾農業合作社（春蕾船廠）是有據可查的第一個社隊企業。在農業部同意、支持下，2010年無錫市在船廠遺址上建了中國鄉鎮企業博物館。
鄉鎮企業發展歷史上有過幾起幾落。上世紀80年代初，蘇南的社隊企業在農村改革春潮中又一次蓬勃興起，但也伴隨著很多非議、指責，爭論不斷。有的領導說，這是農村光輝燦爛的希望所在。有的領導說是挖社會主義牆腳，與國營企業是“三擠三爭”，即以落後擠先進、以小擠大、以小集體擠國營，與國營企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還有人批評“三十萬供銷員滿天飛”是多大的浪費，怪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
期間，我做彙報、寫文章，予以辯駁，多方呼籲。我寫的《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不正之風之源》、《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環節》（此文署名國家經委主任呂東）等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鄉鎮企業不同於國營企業屬豬，靠飼料喂；也不同於大集體、地方國營企業屬雞，喂一點，找一點食；鄉鎮企業屬鳥，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鄉鎮企業發展，實際上最先探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體制。
爭議了兩年多，中央終於在1984年1號文件中指出，“現有社隊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1984年3月，中央批轉國家農林牧漁業部《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即著名的中發1984年4號文件，為鄉鎮企業正了名、撐了腰、指明瞭方向道路。
該文件的出臺與江蘇貢獻的實踐經驗是分不開的。1984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到常熟縣碧溪鄉考察鄉鎮工業和小城鎮建設。當時，碧溪鄉提出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改造舊鄉村”的發展思路，後來被總結為“碧溪之路”。胡啟立認為江蘇堅持發展社隊工業是改變8億人口搞飯吃局面的一個創舉，很有可能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來。二月，胡耀邦同志視察江蘇，看了鄉鎮工業發展後興高采烈地說：一個無錫，一個常熟，一個江陰，叫無長（常）江，長江都不放在眼下。他號召江蘇省再來一次“七戰七捷”。
鄉鎮企業發展由此進入了第一個黃金時代。這個階段，江蘇創造性地把農業聯產承包的經驗帶進了鄉鎮企業。無錫縣堰橋鎮在1983年2月宣佈全面推行“一包三改”為主要內容的九大改革，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改幹部委任製為聘任制，改職工錄用製為合同制，改固定工資製為浮動工資制。
當時這是一件＂首吃螃蟹＂的事，符合不符合方向？路子對不對？大家心裡沒底。4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堰橋鄉鄉鎮企業改革一年見效》的消息並配發《把“包”字引向鄉鎮企業》的評論員文章，對堰橋農民的首創精神給予高度評價。5月11日省委書記韓培信帶隊下鄉，在堰橋召開座談會，要求全省各地學習推廣堰橋經驗。《新華日報》也作了充分報道。鄉鎮企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活力，出現了一個“黃金時代”。
這一時期，江蘇省還總結推廣了吳江縣銅鑼鎮“生產要素承包、資產滾動增值”、無錫縣東亭鎮“一調二改三提高”的經驗，創新了鄉鎮企業發展機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活力，為全國提供了寶貴的“江蘇經驗”。與此同時，還總結推廣了“耿車模式”，在蘇中蘇北廣大地區實行鄉辦、村辦、戶辦、聯戶辦“四個輪子”一起轉。
鄉鎮企業是農民的偉大創造。1987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國友人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異軍突起。”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省著力推進了以加快調整鄉鎮集體企業產權結構和加快發展農村個體私營企業為重點的鄉鎮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迅猛發展，為江蘇形成國有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三足鼎立”奠定了堅實基礎。鄉鎮企業所做的貢獻永遠寫在歷史的豐碑上。
2000年在華西村陪杜潤生看農民演唱會。右起杜潤生、吳仁寶、胡福明、劉堪（原中央農研室副主任，一號文件主要起草者之一）、吳鎔
農工商綜合發展：江蘇農民創造出著名的“三句話”
改革開放之後，江蘇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引人注目。1984年農業大豐收，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針對當時情況，江蘇省堅決貫徹“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構建水利、農用工業、鄉鎮企業支撐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唱好農業、多種經營、鄉鎮企業“三臺戲”，由單一的種植業結構向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運建服綜合經營的“十字農業”方向轉變，不斷探索建立農業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模式，比較早地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
1978年9月，根據國務院要求，全國農墾系統開展農工商綜合經營試點，學習南斯拉夫“貝科倍”經驗。後來我省農墾黃海農場流傳出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說法。蘇南地區基層幹部和農民也說：農業一碗飯，副業一桌菜，工商富起來。
兩種說法上報中央，萬里同志很欣賞，多次引述。1984年2月萬里同志在煙臺調研時向當地幹部作了一個報告，報告說：“要重視發展鄉鎮企業。我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總結了江蘇省的經驗，談到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對鄉鎮企業，要推動它更快的發展。”
當時農民自發進入流通領域，熱潮湧動。蘇中蘇北地區農民養雞，販到蘇南、上海，騎著自行車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趕早市。車隊浩浩蕩蕩，時稱“百萬雄雞下江南”。胡耀邦同志說，這些雞販子不是“二道販子投機倒把”，是搞活農村副業的“二郎神”。為這些先行進入流通領域的農民正了名，農村種養大戶、販運戶、經紀人揚眉吐氣。
我把農民長途返運的情況寫給《農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百萬雄雞下江南”響徹全國。
1985年糧食減產，社會上包括上層都有些議論，認為“無工不富”的聲音太響，蓋過了“無農不穩”。更為嚴重的是當時“跑步前（錢)進”，不正之風有所滋長，又怪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我專門寫了答辨文章《不正之風的風源》，認為北風、鄉風、南風(改革開放)三個源頭要仔細分析。
在對“無農無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議論紛紛的當口，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農村問題論壇》1986年第86期上發表了題為《不穩·不富·不活》的論文，肯定江蘇經驗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指出無工不僅不富，也會“不穩”。為了表達對於老論文的致敬，我在同一刊物第98期上寫了一篇《再談穩·富·活》的文章，並在《經濟日報》上刊出一篇《三句話是“三位一體”》的文章，指出：群眾創造的經驗，形象生動地闡明客觀規律和事實，無可指責，不必求全。
後來，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聽取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彙報時說，不要再爭論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些提法是正確的。事實已證明，農村許多有條件的地方工副業興起後，就富裕起來了。1986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農業和農村工業必須協調發展，把“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有機結合起來。
江蘇農民創造性提出的三句話，至今沒有過時。現在提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提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本質上是一致的。 三句話的思辨，一直反映到上層。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戰略口號。”
實行農村自身的工農業有機結合，開展以工補農建農，最早的是江蘇省。1986年省委、省政府出臺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政策，建立建農資金制度。按鄉鎮企業職工每人每月提取10元建農基金，同時從鄉企稅後利潤提取一部分。大約每年平均能籌資七、八億元，成為增加農業投入的重要方面。
在當時，為了應對以工補農是平調之說，從理論上給予這一制度支撐，我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論述“以工補農”不是一平二調，指出“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
參加全國人大會期間，吳鎔（中）在討論農村問題。左為原蘇州市長章新勝，右為時任鎮江書記俞興徳
2018年11月，吳鎔（右二）應省農村經濟學會之邀出席紀念農村改革40週年學術沙龍，並察看儀徵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項目
“小康社會”宏大構想：從江蘇開始
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從1981年到20世紀末，在20年時間裡，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
為了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行性，1983年春節前，鄧小平同志到蘇州調研，第二天就約見陪同考察的省地市負責人。談話一開始，鄧小平就問：“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翻兩番?”江蘇的同志回答：“從江蘇經濟發展的歷史看，自1977年到1982年6年時間，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就翻了一番，照這樣的增長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時間，就有把握實現翻兩番。”
1982年蘇州工農業總產值超過104億元，國民生產總值47.6億元，人均接近800美元。此前，蘇州方面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從各方面介紹實行聯產承包、發展社隊企業、促進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情況。
聽了彙報後，鄧小平接著問：“人均800美元，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什麼面貌?發展前景是什麼樣子?”蘇州的同志告訴他，達到這樣的水平，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
聽到這些介紹，鄧小平很振奮，彷彿已透過蘇州看到了實現小康目標的光明前景。他繼續追問：“蘇州農村的發展採取的是什麼方法?走的是什麼路子？”江蘇的同志告訴他，主要是兩條：一是重視知識，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員。往往請來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個工廠。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發展中小企業，在農村就是大力發展社隊工業。
蘇州之行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北京後，他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以蘇州為例描繪達到小康後的社會狀況。之後小平同志已不僅僅把小康目標作為一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標誌，而且開始用“小康社會”來形容社會整體發展和全面進步的狀態。小康目標從模糊變得具體了，同時開始將注意力更多的轉移到小康目標實現之後的中國長遠發展的規劃問題。
黨的十三大提出瞭解決溫飽問題、達到小康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可以說，江蘇為鄧小平同志把握全局、思考總結與提升小康社會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實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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