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文藝界開始了初步的撥亂反正，但在若干文藝理論問題上仍然存在著爭論。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以下簡稱《祝詞》）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做出了整體肯定的評價，初步回答了當時亟須解決的若干重大文藝理論問題，並提出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應遵循的基本方針。《祝詞》發表後，成為新時期我國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為文藝領域撥亂反正的繼續和完成，以及新時期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指導。
■“文革”結束後文藝領域的初步撥亂反正與面臨的問題■
“文革”中文藝領域成為“重災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簡稱“雙百”方針）被廢除，文藝徹底成為政治運動的附屬品，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事業被全盤否定，文藝協會、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中產生了大量冤假錯案。到“文革”結束時，文藝領域可謂是一片蕭條。
“文革”結束後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初見成效
文藝的復甦發端於“文革”結束前夕。這時期出現的一批文學作品，如《天安門詩抄》、話劇《於無聲處》、小說《丹心譜》《班主任》等，“吹響了向‘四人幫’發起衝鋒的號角”。“文革”結束後，各類藝術形式的創作逐漸被恢復。但由於以“兩個凡是”為代表的“左”的思想的限制，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步履維艱。
1977年8月至11月，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教育科技界對“兩個估計”進行了公開的批判和徹底否定，從而突破了“兩個凡是”所設置的禁區，促進了文藝界的思想解放。以1977年10月5日文化部理論組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藝界人士座談會為標誌，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拉開了序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於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在產生的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中，誣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便成為“文革”中禁錮我國文藝發展、在文藝領域製造冤假錯案的總依據。
“文革”結束後，徹底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過程並不順利。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茅盾、劉白羽等文學界人士舉行座談會。會議公開聲討“文藝黑線專政論”。然而迫於壓力，會後的報道中提出了“（文藝）黑線是有的”的觀點。此後，雖然文藝界人士通過召開座談會和發表文章對“文藝黑線專政論”進行批判，但都不得不承認“文藝黑線”的存在。
1978年10月20日，陳荒煤、張光年、李季等文藝界人士在《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編委會聯席會議上首次公開否定“文藝黑線”的存在。隨後，1979年1月2日，新任中宣部部長鬍耀邦在中國文聯舉辦的迎新茶話會上首次代表中共中央公開否定了“文藝黑線專政論”，並否定了“文藝黑線”的存在。2月26日，經中宣部批准的文化部黨組關於為文化部平反的決定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文藝黑線”和“黑線代表人物”。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建議撤銷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求報告》，正式撤銷“紀要”，至此“文藝黑線專政論”被徹底否定，“文藝黑線”的存在也被徹底否定。
“文革”中，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別被扣上了“中宣部閻王殿”“舊文化部”等“帽子”。1979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為主管文藝工作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平反。文聯、作協等文藝組織的恢復工作早在1978年初便開始進行。1978年1月，恢復文聯和各文藝協會的籌備小組（簡稱“文聯籌備組”）成立。同年3月底，具體的籌備工作開始緩慢進行。5月27日至6月5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簡稱“文聯三屆全委第三次擴大會議”）宣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正式恢復工作。到第四次文代會召開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聯和文藝協會基本都陸續恢復了工作。
“文革”結束後，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的平反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1979年3月底，全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發出的《聯合通知》下發到各地及有關部門，要求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對文藝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並切實落實政策，妥善處理善後問題。此後，全國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大大加快。
北京、上海等文藝界人士聚集的地區相繼為一批在“文革”中及其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平反。1979年3月2日，北京市委決定為“三家村”冤案平反，並恢復鄧拓、吳晗、廖沫沙的黨籍，其主要作品也先後重新出版。其他在“文革”期間及其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文藝作品也得以解禁。1979年6月7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公開為一大批被誣陷的文藝工作者和被禁的文藝作品平反，如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的《杜子美還家》等文學作品，《聶耳》《林則徐》等電影，《白蛇傳》《秦香蓮》等戲曲劇目，以及豐子愷、劉旦宅、林風眠、程十發等畫家的所謂“黑畫”等。
“雙百”方針是中共在20世紀50年代確定的發展文藝事業和科學事業的方針。此後這項方針不斷遭到破壞，在“文革”中甚至被從文藝方針中刪除。“文革”結束後不久，文藝界便開始了對重新確立“雙百”方針和藝術民主的呼喚。
早在1977年初，便出現了呼籲恢復“雙百”方針的文章。1977年12月，華國鋒在為《人民文學》的題詞中重提貫徹“雙百”方針。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上“雙百”方針被寫入憲法，標誌著“雙百”方針被重新確立。
為了營造良好的藝術民主氛圍，胡耀邦在1979年1月指出，要通過學習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上的講話，促進文藝民主和理論民主的實現。之後，《人民日報》《文藝報》《電影藝術》等報刊同時重新發表了周恩來的這篇講話。此後，文藝界舉行多次座談會來重新學習講話，力求以此在全社會營造寬鬆、民主的藝術氛圍。
撥亂反正過程中文藝領域出現的爭論
日漸民主的藝術氛圍促進了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也帶來了由“傷痕文學”所引發的爭論。“傷痕文學”出現後，得到了陳荒煤等文藝界大多數人的支持。陳荒煤在《〈傷痕〉也觸動了文藝創作的傷痕》一文中，對“傷痕文學”進行了系統論述並表示支持。但此舉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和非議。1979年4月5日，《廣州日報》發表的文章《向前看啊！文藝》認為“傷痕文學”是“向後看”的文藝，掀起了文藝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的爭論。這種爭論最終發展成為全國範圍內關於“暴露”與“歌頌”的大討論。1979年6月，《河北文藝》發表的文章《“歌德”與“缺德”》（以下簡稱“《歌》文”），認為文藝工作者應“歌德”——歌頌黨、國家和社會主義，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面”。文章對“傷痕文學”進行了過火的政治批判，隨後立刻引起了文藝界的反駁和批評。各主要媒體和文藝組織紛紛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對《歌》文進行批評，認為其是“‘左’的思潮在文藝界的反映”，是“操起棍子準備打人”，“貌似正確的謬論”。但也有人贊同《歌》文的觀點，認為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已經引起了“思想混亂”，甚至“會出現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種狀況”。
這場爭論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視。在他的倡導下，1979年9月4日至6日，中宣部主持召開了一次包括《歌》文作者在內的20餘人參加的座談會。胡耀邦在座談會上指出，《歌》文的缺點就在於其與“雙百”方針，與“文革”結束以來黨的文藝方針相違背。對於《歌》文的作者應誠懇地教育、幫助。他還在講話中闡述了黨對於文藝爭論的態度。此後，這場爭論逐漸平息。
然而，這場爭論表明，“文革”後我國的文藝事業雖得到了初步恢復和發展，但仍在一系列重大文藝理論問題上存在著爭論，亟須來自中央系統的、權威的回答，主要問題包括：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和“文革”結束以來的文藝工作？如何正確看待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應如何實現我國文藝事業的更好發展？黨應如何更好地領導文藝工作？對於這些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的有力回答，使得《祝詞》成為新時期指導我國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與《祝詞》的起草
最先提出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是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張平化。他是在1977年12月《人民文學》編輯部主辦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閉幕式上宣佈這個消息的，時間初步擬定在1978年適當的時候。1978年5月至6月召開的文聯三屆全委第三次擴大會議，責成文聯籌備組籌備第四次文代會，但此後籌備工作進展緩慢。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部長之後，便將籌備第四次文代會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他在與文藝主管部門負責人、文藝界專家學者的交流中初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黨領導文藝事業的經驗教訓，並對第四次文代會的規模、人事安排進行了具體部署。在胡耀邦等人的積極推動下，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和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加快。
為了更好地總結30年來中共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胡耀邦決定將會議召開時間推遲到1979年10月，同時增加大會的主報告。1979年5月底6月初，第四次文代會籌備領導小組成立，周揚任組長，林默涵任副組長，專門負責此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周揚主持籌備工作後開始精心組織準備大會主題報告和鄧小平的祝詞。起初，由顧驤、唐因、劉再復參與祝詞起草並完成一稿，但三人寫成的稿子沒有被採用。之後，祝詞初稿完成被分送徵求意見時，周揚表示不贊成講幾個問題的寫法，其意見得到了鄧小平的贊同。隨後，《祝詞》初稿又按照鄧小平的要求由胡喬木進行了修改，直至定稿。文稿名稱為《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
■《祝詞》對若干文藝理論問題的初步回答■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祝詞》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進行了總結與評價，對當時存在著爭論的若干文藝理論問題做出了初步回答，並指出了今後文藝發展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祝詞》再次否定了“文藝黑線專政論”，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我國的文藝路線和文藝工作基本上是正確的，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祝詞》高度評價了“文革”結束後我國文藝界所取得的成績，指出粉碎“四人幫”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熱情高漲，實現了空前的團結，並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祝詞》最後總結道：總體來看，我國的文藝隊伍是好的，是應受到黨和人民的信賴、尊重和愛護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當時存在的關於“文藝黑線”曾經存在的觀點，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文革”結束以來我國文藝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佔主要方面，從總體上肯定了“文革”結束後出現的包括“傷痕文學”在內的文藝作品和我國文藝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是確定和調整文藝政策的重要基礎。文藝與政治都屬於上層建築，不存在從屬關係。因此，《祝詞》指出文藝與政治既不是簡單的從屬關係，更不是截然分開的對立關係。《祝詞》中不再提“文革”中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觀點，指出文藝發展應追求形式和內容上的多樣性，而不應單調、刻板地從屬於直接、具體的政治任務。同時指出，應反對“文藝完全脫離政治”的傾向，強調文藝不能成為完全脫離政治、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中樓閣，要圍繞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來發展我國的文藝事業。
《祝詞》對政治與文藝的關係的辯證闡述，為正確認識處理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提供了科學的方法，成為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的基礎”。除此之外，《祝詞》也回答了“文藝是否只能‘歌頌’不能‘暴露’”這一問題。“暴露”與“歌頌”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文藝作品要能帶給人以教育、啟發和美的享受，要能引導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能有助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承擔起社會責任，注重作品的社會效果，同時應主要致力於反映、謳歌人民的現實生活和偉大創造。
《祝詞》在繼承中共關於文藝工作的正確方針、路線的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從文藝事業的發展方向、文藝工作者的提高進步和文藝隊伍的自身建設三個層面提出了文藝發展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除了要繼續堅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發展方向，以及“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更應在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中鼓勵創新和多樣化。此外，在文藝評論與文藝批評中，文藝工作者之間要開展友好的、同志式的文藝批評和討論，要“允許批評，允許反批評；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文藝作品的成就與價值，從根本上來說應由人民評定。這就為避免出現過火的、上綱上線的文藝批判提供了政策保證，也為解決文藝領域的爭論提供了準繩。
對於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擔負起社會責任，對於作品應精益求精，同時更應注重作品的社會效果，並堅決同各種錯誤傾向做鬥爭；其次，文藝工作者要通過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深入群眾、向人民請教的途徑，來充實、提高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再次，文藝工作者要努力鑽研，提高自身的藝術表現能力。
對於我國的文藝隊伍，要加強文藝人才的培養，充分發揮老、中、青三代文藝工作者的作用。
在新時期中共如何更好地領導文藝工作，是廣大文藝工作者“最為關心的問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在《祝詞》中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闡明瞭這一時期黨領導文藝事業的基本原則：
按照文藝發展的特殊規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和文藝事業的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創造良好環境。具體的文藝創作過程，“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不能發號施令、橫加干涉，“衙門作風必須拋棄”。提倡與文藝工作者平等交換意見，黨員文藝工作者應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在當時應著重幫助文藝工作者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並對其提供物質支持。
鄧小平在《祝詞》中關於黨應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的表述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廣泛共鳴。根據當時的報道記載，當鄧小平講到這一部分時，得到代表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祝詞》發表後，得到了第四次文代會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會議通過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祝詞》被認為是“我國新的歷史時期文學藝術的戰鬥綱領，必須堅決地貫徹執行”。會後，《祝詞》和周揚在會上所做的主題報告於1980年被確認為中央文件，成為此後指導我國文藝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祝詞》對我國文藝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影響深遠■
第四次文代會閉幕後，中共中央以《祝詞》為基礎，對黨的文藝政策做出了進一步的調整，並在之後的歷屆中央主要領導人關於文藝發展的講話中，都繼承和發展了《祝詞》中的主要觀點。這主要體現在對“雙百”方針和“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強調和發展中。
為“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指明瞭方向
第四次文代會閉幕後，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幹部會議講話”）中進一步豐富了《祝詞》中的主要觀點。講話明確了文藝政策的調整方向：保障“創作自由”，擺正中共的領導與文藝發展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堅持安定團結。為此，一方面不應對文藝創作橫加干涉，另一方面文藝工作者應明確自身的責任和使命：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人民、國家和黨的利益以及安定團結的大局。因此，堅持“雙百”方針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間是完全一致的。
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劇本創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從討論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小說《飛天》等富有爭議的文藝作品入手，對若干文藝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的長篇講話中，以《祝詞》中的觀點為基礎，對文藝發展規律和中共應如何發揮領導作用進行了闡述。同時，講話還指出，在文藝創作中雖然“歌頌和暴露都是需要的”，但文藝工作者應正確對待社會陰暗面，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頒佈，其中明確規定，“不能把‘雙百方針’理解為取消四項基本原則”。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代表中央書記處所致祝詞中，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確認了“創作自由”，並指出這種自由是黨和政府、文藝團體以及全社會都應予以保證的。
此後，歷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關於文藝事業的講話中，也都堅持並發展了《祝詞》中的主要觀點，指出發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是堅持“雙百”方針的必然要求，要堅持以藝術實踐和平等的爭鳴作為文藝評判的標準。同時，文藝工作者應堅持正確方向，增強社會責任感，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並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
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口號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在幹部會議講話中，鄧小平以《祝詞》為基礎進一步發展了對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認識，明確提出今後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但文藝不可以也不可能脫離政治，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政治”。鄧小平在《祝詞》中和幹部會議講話中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科學論述，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口號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1980年2月11日，周揚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率先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口號的雛形，即“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口號實際是對《祝詞》中提出的文藝應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的發展。之後，這一口號得到了文藝主管部門的認可。同年5月於北京召開的全國文藝期刊編輯會議上，新任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在講話中提出文藝工作的方向和任務應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得到了文藝界的廣泛認同。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正式提出文藝工作總的口號、根本目的和總任務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要求各級黨委應以此作為領導文藝事業的政策依據和方向。
此後，“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便被確立為文藝事業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的根本原則。
1996年12月16日，江澤民在中國文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肯定了《祝詞》發表後不再使用“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是經過18年的實踐證明了的正確決策。同時，也繼承了《祝詞》的觀點，認為文藝工作中“所謂不問政治、遠離政治，是不可能的”，文藝工作應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胡錦濤指出，文藝工作者應承擔起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進步和“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放歌”的歷史責任。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同樣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總之，《祝詞》發表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在《祝詞》的指導下，我國文藝事業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文藝的各個門類，作品數量之多，形式、風格、流派之多樣，體裁、題材、主題之豐富”，是前所未有的；農村文化等群眾性文藝活動，其廣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題圖說明：1980年，鄧小平和胡耀邦、李先念在一起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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