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周時期，中國曾經有過十分燦爛的武士文化。在展開進一步論述之前需要明確"武士"的定義和囊括範圍：因為彼時中國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武士階層，所以此文中討論的"武士"，主要是如下幾類春秋時代的戰鬥人員：脫胎於封建制度，來源於國君，大夫，士的貴族武士；有獨立於血緣關係，以施恩和報恩關係維持的刺客式武士，這些人主要是流亡外邦的家臣，門課和殺手；隨著文化的繁榮，墨家出現了以學派主張為根據的武士或者武士團體。武士文化的核心，主要還是士人和大夫的尚武精神和獨立人格。這些人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流星，劃破歷史的夜空。
一．尚武文化的根源
周代武士文化的根基，在於周人早期和西戎混戰的歷史，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周人的祖先曾經長期與西戎各部族混戰。在推翻商朝之後，具有殖民色彩的分封制則進一步強調了尚武的重要性。為了維持對被征服者-----殷商遺民和原住民"野人"的軍事優勢，作為國人的周人需要習武作戰，在早期的齊國和魯國墓葬之中，文物顯示，在遷徙到此的周族墓葬中，幾乎國人男子都是武士。所以軍事義務既是特權，更是征服者的榮耀。國人和野人的區別，直到戰國時代初期才因為變法活動完全消除。
所以在周代教育中，培養君子的鄉飲酒禮，還是脫胎於狩獵的集體軍訓"大蓃禮"，都有射箭，駕車，識別鼓號的環節，都是實用的軍事技能。
在貴族的娛樂活動中，"萬舞"其實是"武舞"，就是古代的戰鬥舞蹈，表演者需要手執羽毛和武器載歌載舞，裡面有模仿駕車和揮舞戈矛的動作，類似於後來的武術體操。
而到了東周時代，隨著戰爭的頻繁，貴族階級裡的大夫和士人，對於尚武精神也越來越重視。春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君主親臨戰場最為頻繁的時代，春秋五霸都曾親臨戰陣殺敵浴血，國君的示範無疑引發了上行下效。列國並存的寬鬆體制，極大地包容了士人和大夫的獨立人格，使武士的出生地並不是其效忠一生的終極歸宿；而主公對於人才的厚待，也庇護了這種文化，讓當時的大夫和士人們，還有從軍作戰的國人們有了基本的物質保證，"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基本的生存權利得到保障之後，有了更高層次的追求。比如豫讓在中行氏和範氏服務時，僅僅受到普通待遇，而被智伯當作國士，即使主公被滅，他依舊以自殘毀容的方式伏擊趙家首領；最後趙襄子被豫讓的忠義所感動，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做象徵性刺殺，成全了豫讓的心願。以上的種種因素，都是尚武精神和獨立人格得以在春秋時大大為伸張的原因。
東周武士鎧甲
二．激戰中的優雅
在外在形象上，武士們及其注重儀容的莊重。孔子的高徒子路混戰中被敵人用戈斬斷帽纓，子路在臨死之前憤怒地表示："君子可以身死，但是不能放棄冠冕"，結果在整理冠冕的過程中被敵人趁機殺死。可見東周武士對於整齊衣冠的追求。
春秋戰士們非常重視自己的儀容衣冠
在戰場上，多數情況下，由於春秋早期諸侯國眾多，而且彼此相隔不遠；再加上國土與軍隊規模不大，所以難以承受遠征與持久戰的消耗，武士們需要約定交戰時間與交戰地點然後開戰。在作戰之前，國君，大夫和士人們要向上天，祖先神，山川神等神明獻祭，並在太廟中祭告祖先，自己即將出兵征戰，隨後國君會給參與祭祀的人分發貴重的武器和鎧甲；然後請大夫們和士負責動員有軍事義務的國人們武裝起來，聽候號令，並在夜半三更完成全軍的集結。
多數戰爭，是全軍排成單線陣或者三到四個方陣，主帥以擊鼓為進軍號令讓全軍出擊。在正式開戰之前，為了展示武勇，有的貴族武士甚至會駕車衝到敵營之中，殺死或者俘虜敵人，並將戰利品用戰車拖回北方，鼓舞自己一方的士氣。
在交戰中，貴族們由於有軍事訓練的基礎和良好的武器鎧甲，所以是軍隊的絕對核心。依舊恪守著凡事有節制的原則，避免濫用武力。根據《左傳-宣公十二年》的記載，楚莊王對於"武"字有過十分精彩的論述，認為武的本意在於"止戈"，
認為軍事活動的作用是以戰止戰，停止暴力，保境安民，進而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所以戰爭本身不是終極目的，僅僅是政治手段之一。尚武而不黷武，有血性而不嗜血，是春秋君子節制精神的體現。因此在東周武士的戰爭中，他們很少將敵軍完全追擊，殺戮殆盡，而是在追出一段距離之後及時收手，避免趕盡殺絕。在激戰中，對於能輕易打敗的年幼年老之敵，應當懷有惻隱之心，而不是趁機落井下石，宋襄公的“不禽二毛，不重傷”，其實是貴族風度的體現。在公元前597年的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邲之戰中，晉國被楚國打得大敗。在逃跑時，晉國的許多戰車陷入泥坑。楚國士兵不但不乘機追殺，反而還跑上前教晉軍如何抽去車前的橫木，讓戰車衝出陷坑。晉軍脫離困境後，還回頭調侃楚軍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意思是說，還是你們大國逃跑有經驗啊。
晉國戰車兵
對值得尊敬的對手，武士要懷有敬畏之心，英雄惜英雄，好漢重好漢。在齊晉鞍之戰中，齊頃公的戰車受到晉國大夫韓厥的追擊，齊頃公的御者看到追擊者是一個高級貴族，於是慫恿齊頃公放冷箭，但是齊頃公確認為，明知對方是君子還是加害與他是不光彩的，所以沒有放箭。
在激烈的交戰中，貴族們遣使，向敬仰的對方貴族贈送美酒或者貴重的兵器也是常有的事，本著對武德的信賴和對手人品的信任，受禮者相信送禮者是光明正大的，不會使用下毒等下作手段，會在飲完美酒之後繼續忠於職守，投入廝殺。比如在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鄢陵之戰中，晉國大夫郤至在戰鬥的過程中三次遇見楚王，都急忙下車行禮。楚王非常感動，派使臣帶了一張弓去慰問郤至，郤至見到楚王的使臣，立刻脫下頭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裡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鬥當中，所以只好對您的使者行敬禮。
戰車對沖的瞬間
如果在交戰中，身披鎧甲的武士們遇到了敵國的國君，需要身體前赴，掌心合攏，行肅拜之禮；因為等級高低，尊卑有別，武士見到敵國國君如果不行禮，或者駕車追擊敵國君主，甚至以武力冒犯都是不符合禮制的，所以在城濮之戰中，子玉以楚國臣子的身份領兵追擊晉國的主帥，國君晉文公，引發了楚國武士的軍心浮動：以臣子之身追擊國君，極大地引發了他們的不安。
此外，東周武士們對於不同族群的敵人，也會有不同的應對措施。如果對手是諸夏派系的成員，那麼就不能採用過於嚴厲殘酷的手段；比如晉文公在討伐周人的城池陽樊時，陽樊的大夫就表示：武力是用來威懾蠻夷的，對待諸夏要用德性安撫。言下之意是強大的武力難以使所有的被征服者心悅誠服。
如果敵人是不遵守周禮的蠻夷戎狄，那麼行禮就是雞同鴨講，而且會成為軍事行動的負擔。因此武士們對這樣的敵人不必行禮，對蠻夷戎狄的戰鬥會大量使用禮儀或者計策，反而促進了軍事技術與兵法的進步。比如鄭國抗擊北戎，晉國魏舒抗擊戎狄戰役中就放棄了戰車，並使用了較為複雜的步兵戰術和伏擊戰術，促進了軍事變革；面對依舊是南蠻的楚國，晉文公以退避三舍的戰略性示弱，以及"以己之強，攻彼之弱"的用兵原則擊敗楚軍，遏制了楚國的兼併勢頭。
相比之下，宋襄公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拒絕在泓水之戰中憑藉地利偷襲楚軍，想打一場光明正大的勝仗收取中原人心，反而因為錯失良機遭受大敗。但是數百年後，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宋襄公在泓水吃了敗仗之後，有的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感嘆當時中原地區的國家缺少禮義，所以表彰他，因為宋襄公具有禮讓的精神。
一鼓作氣其實不符合當時的軍事道德準則
最後，在戰場上，夜襲，偷襲或者運用手段，調動士氣與軍心是不符合堂堂之陣的道德的。當然在一些經典戰例中，優秀的統帥可以同時兼顧到軍禮和計謀，比如城濮之戰中晉軍的主動後撤，一來實踐了晉文公流亡楚國時的諾言，穩定了己方的軍心；而且將楚軍引入己方熟悉的地理區和氣候區中，增加了勝算；更重要的是，撤退製造出了楚國臣子逼迫晉國國君的態勢，無疑進一步惡化了楚人不守周禮，與諸夏為敵的負面形象。
二．敬天愛民的人神觀
在處理本階層與民眾，與國君，與道義還有上天的關係上，東周武士們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理性與傲骨。
如果說商文化裡的天帝僅僅是商族的部族神，會無條件地庇護商人，不管通知多麼腐敗；那麼，周文化的重要基調之一就是重視人事，關心民眾之苦樂，並從愛惜民力的角度，賦予了宗教活動以現實意義：隨國的大夫季梁認為，祭祀的本意不是去一味討好虛無縹緲的神明，而是人民在農業產出有盈餘的條件下才，如果還能獻上豐厚的祭品報答神明 ，說明國力富足，君王的統治是成功的。因此人民才是神的主人。只有愛民，才能獲得神的青睞。
曹劌論戰精彩的闡述了東周時代的人神關係
在著名的長勺之前，魯莊公表示自己會給大臣以豐厚賞賜，會兢兢業業地祭祀神明，但只有盡心斷案最得人心，這才是可以與齊國一戰的有利條件。這種理解事在人為的進步鬼神觀，在子產，孔子身上都有體現。雖然是殷商王族後裔，但是對於鬼神之事的態度，孔子明顯傾向於周人："未知生，焉知死？"
即使兩國關係惡化，但是賢明的國君可以分清：國君間的矛盾與百姓的勞苦無關。比如晉惠公時晉國發生饑荒，向秦國借糧，雖然秦穆公鄙視晉惠公的人品，但是考慮到晉國百姓會因此受苦，於是慷慨地予以贊助。
在先秦時代，貴族因為政見不合或者內外戰爭改換門庭十分常見。在這種情況下，東周士人與大夫分得清個人恩怨和國家矛盾。比如季孫氏和孔子的政敵，季孫氏的叛亂家臣公山不狃後來逃亡到吳國。吳王夫差為了北上擴地，準備任用公山不狃為將討伐魯國，但是他認為自己主要是和季孫氏有矛盾，但還是魯國人；之前不能為魯國盡忠，現在又要殘害母國是不符合道義的。所以為了調和對故國的思念和對君主的忠誠，他故意緩慢行軍，以便讓祖國做好充分準備。
三．有理有節的忠誠觀
在與主公和國君的關係中，忠誠與勇武是擺在第一的寶貴品質。比如在齊晉鞌之戰中，齊頃公的車右逢醜父為了避免主公被俘，於是與主公互換衣甲，還打發化裝成僕人的國君去打水，讓他脫離險境，但是自己被晉軍俘虜；在君主深陷包圍的時候，作為車右的近戰武士們往往需要下車步行，留下來斷後，以自己的生命換來主人的平安。
戰車是武士的出行和作戰工具
而且當時的社會，對於武士盡死忠是非常認同的。晉國主帥先軫為了自己赴死，故意換下了車右的勇士狼曋，希望他不要因無價值的戰鬥而喪命。但是視榮耀為生命的狼曋，認為自殺不是真正的勇，為國盡忠而死才是真正的勇敢，只有這樣，為國捐軀的貴族武士才能在明堂裡受到祭拜，於是他在彭衙之戰中為全軍開道，拼死殺入秦軍陣中，最後犧牲。
但是東周武士們不是一味地愚忠。他們認為，國君和自己一樣，也受制於更高層的道義與準則。如果國君不尊重這些準則，那麼武士可以先斬後奏，但免於嚴厲的懲罰；如果主公的人品或行為令人不齒，或者不尊重武士的尊嚴，那麼他們的忠誠是可以打折扣，乃至收回的。
比如武士們視榮耀為生命，宋國勇士南宮長萬曾經被魯國俘虜，後來宋國國君提起此事時面露輕蔑，結果引發了南宮長萬的極大反應，最後南宮長萬順勢抄起棋盤打死國君，還自己立了新國君；
另一個極端例子，是衛獻公因為打獵而讓兩位求見的大夫久等，在打獵歸來之後，依舊不換下狩獵和戰爭時的皮冠。對於東周武士而言，黑麻布或者絹制的冠是議政時穿戴的，皮冠是戰爭中的裝束，各種場合的衣冠一定要加以區分。所以在兩位大夫眼裡，君主把他們當做野獸和敵人看待，於是二人憤而起兵叛亂驅逐了國君。
晉文公君臣其實是互相成就的典型
除去極端情況，東周士人和大夫們們對於國君的沉迷享樂，執迷不悟，不僅僅會用含蓄的寓言加以開導， 甚至會先斬後奏，冒著被殺或者被流放的風險，讓主公清醒過來。比如重耳來到了齊國之後娶妻安家，忘記了復國大業，於是狐偃在對重耳之妻曉以大義之後，組織一行人用酒將重耳灌醉，然後把他載於車上，繼續流亡。重耳清醒之後雖然惱羞成怒，十分憤慨，甚至一度揮舞戈追殺狐偃，但是被狐偃以靈敏的身手和幽默的談吐化解，晉文公在發洩完之後，也默認了繼續上路的事實，沒有貪戀過去。
與狐偃有關的文物，子犯和鍾，記載了晉文公的霸業
一旦主公有不講信用或者違背禮儀的行為，具有獨立人格的武士們甚至會用拋棄君主乃至投奔敵國的方式加以抗議。比如晉惠公是在秦穆公的扶持下上臺的。但是在回國之後不僅不如約交割許諾給秦國的土地，反而趁著秦國饑荒出兵入侵。於是招來了秦軍的大舉討伐。在晉國上下都感到理虧的前提之下，晉惠公依舊不聽大夫慶鄭的勸諫，貿然野戰，慘遭失敗。在戰場上，晉惠公的戰車深陷於泥濘之中動彈不得，要求慶鄭拉他一把，但慶鄭卻表示："陛下不僅違背道德而且不講信義，我的戰車載不動您。"慶鄭以這種方式，堅持認為君王應該聽從勸諫，而且講究信義。
在晉襄公去世之後，趙盾一度想立在秦國做人質的公子為君，但是迫於先君遺孀的壓力改立晉靈公，並出爾反爾，派兵截殺秦人護送的公子。因為看不慣這種不講信義的行為，大夫士會和先蔑憤而投奔秦國，表示抗議。後來士會還在秦晉河曲之戰中，憑藉對趙盾和趙穿兄弟的瞭解，為秦人獻計擒拿趙穿。
日本浮世繪中躲避搜查的伍子胥
一旦受到了國君與同僚的不公正對待，在列國體制之下，武士們可以改投明君，有仇必報。比如楚國的申公巫臣在領地和家人，均被對手瓜分與迫害之後來到晉國，主張晉國支持吳國來報復楚國。在他提供的軍事技術和外交策略的支援下，楚國君臣在東線戰場上疲於奔命，深陷泥潭；而伍子胥因為父兄遭到楚平王和政敵陷害，流亡到吳國，輔佐吳王闔閭奪權並進行改革，以攻破郢都，掘墓鞭屍的方式為父兄報仇。
四．傲岸獨立的人格
正義究竟是世俗權力，還是一些更加恆久的準則道義？東周武士用壯烈卓絕的方式，拒絕物質利益的收買，捍衛獨立的人格，並儘可能地維護對君王的忠誠。
比如，春秋初年，楚國的王室重臣鬻熊掌管國都城門。因為楚文王征討巴國失敗，而且面部受箭傷，認為楚王愧對祖先，要求楚王取得新的勝利之後才能回到國都。在取得新的勝利之後，楚文王死於疾病與征途勞頓。在擁立新王之後，鬻熊表示自己冒犯了先王，違背禮制，沒有尊重國王的權威，為了避免敗壞政治生態，於是拔劍自刎，成全了君王的威嚴與臣子的忠義。
秦穆公對三個勇將用人不疑
崤山之戰後，因為國君的母親是秦國人，晉襄公在母親的勸說之下放了三個被俘的秦將。晉國名將先軫認為聽信婦人之言放走俘虜，這樣做對不起流血犧牲的將士，於是當著國君之面口吐唾沫離開了。後來先軫覺得這樣做違背禮制，於是在與戎狄的交戰中摘下頭盔，陷陣赴死，表示以死謝罪；
因為不想加害趙盾，鉏麑撞樹而死
而受晉靈公指示，暗殺趙盾的死士鉏麑看到趙盾身著朝服，不忘政事，認為他是愛民的良臣，所以不忍動手；由於無法完成君主的命令，所以他只能用自盡，堅守自己的主張。
其實最具有典型意義，明辨利益與大義關係的，是齊國武士杞梁和華周的故事。二人因為沒有得到國君賜予的爵祿而發誓死戰；在戰場上，由於英勇殺敵，敵國君主提出招降二人，但是杞梁認為投敵是不忠誠，接受敵國的賞賜是不正直，違背職責是不守信用，作為武士的他們只知道奮勇殺敵，而且他們對於敵國的利益並不感興趣，所以言辭拒絕了敵人的招降。
莊公聽說二將出戰得勝，於是生出了愛才之心，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知道你們的勇敢了，不必再戰，我跟你們共同分享齊國。"杞梁、華周說： "您當初沒有封賞我們爵位，是小看了我們的勇猛；臨敵遇難，拿物質利益阻止我們殺敵，是汙辱名聲；深入敵陣，多殺敵人，是人臣該做的事"，所以二人不顧國君的恩威並施，繼續殺敵。
五．文明活力的體現
激烈的戰爭其實起到了優化人口質量的作用
在公元前8-7世紀經歷了一番諸侯兼併戰爭後，大約20多個實體諸侯國倖存下來，進入下一輪的角逐。在接下來的歲月裡，基本形成的格局是晉楚兩大國圍繞著中原的宋國，鄭國，衛國，陳國等勢力展開爭奪，秦齊從西方和東方紛紛挑戰兩大強國。但是這些主要諸侯國之間極少發生兼併戰爭，即使是楚莊王滅亡了陳國和鄭國，為了避免與勁敵晉國直接接壤，他也會讓這兩個國家復國；即使是大國爭霸，兩國對敵軍的殺傷也是適可而止，晉楚城濮之戰，邲之戰都是如此；多元並存的格局，將爭霸戰爭限制在一個良性的烈度之中，這有利於各國在競爭中的發展，而不至於因為激戰而讓民族受到過度的內傷，出現類似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導致希臘城邦衰敗的問題。
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大約在公元前8-6世紀，在弭兵之會前，有一定限度的戰爭本身起到了優勝劣汰，淘汰老弱的作用，能幫助族群的精英們保持朝氣蓬勃的身心面貌。經過戰爭淘汰和洗禮之後的男女，也發展出了崇尚健碩，利於生育的審美觀念，比如《衛風-碩人》歌頌的就是身材頎長，膚白豐滿的齊國公主；春秋時代，齊國，晉國等邊緣大國的女性，都以熱烈奔放而聞名；戰爭反過來催生了對人口增殖的需求。鄭國，宋國，衛國，楚國也都有桑林，社稷，雲夢等男女野合的性崇拜場所。至聖先師孔丘本人也是父母野合的結果，所以經過早期儒家修訂的《詩經》裡，比如在《野有死麕》這樣的篇目中，看到直白地描寫男女之事的詩篇。
而諸夏貴族與蠻夷戎狄等部族婦女的混血婚配，則造就了晉文公，趙盾這樣的半夷半夏的貴族主，最後就連周襄王都為政治鬥爭的需要，迎娶了戎狄的王后。舊觀念的鬆動，為勃勃的生氣提供了的空間。
如果將德性充沛的東周武士文化，和先秦時代開放的性風俗聯繫起來，就不難發現其實二者是互為因果的。東周時代是諸夏世界最有活力，最生機勃勃的時期，所以暴力與性力都十分充沛，二者互為因果。
先秦時代的中國人崇尚比較健康的審美觀：頎長健碩，肌膚白皙
六．武士的絕唱
朱亥為信陵君刺殺晉鄙
"今之諸侯，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的話道出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政治上權力下移的本質事實。在這一過程中，世卿世祿的大夫之家實力壯大，擁有越來越多的土地和兵力，逐漸架空了國君，晉國出現了六卿，鄭國出現了七穆，魯國出現了三桓，齊國出現國，高，田，鮑四大家族共同執政的局面都是如此。
在缺乏法統合理性的情況下，這些野心勃勃的卿大夫開始壯大自己的勢力，野心勃勃地試圖取代國君，這就迫使他們建立全力更加集中，更有利於戰爭的政治制度，以便在短時間內集結大量的兵源和資源，這使得他們能集結起規模更龐大的軍隊投入廝殺；為了在爭霸中取勝，除了逐步廢除井田制，施惠於庶民百姓之外，在用人制度和任官選官上，卿大夫和君主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祖傳名位和血統不再是絕對的保證，士人和沒落貴族的遊宦和遊說，以及大貴族的責任舉薦，逐步增加了才華和品德在選官標準中的比重。孔子能從平民的塾師變成司空和司寇，他的弟子們能成為三桓的家臣和幕僚，就是時代鉅變，社會流動性增加的產物。新制度的出現，和選人用人制度的緩慢變化，這導致了更適合爭霸戰爭的集權體制的登場。
孔子的出現也是時代變革的產物
而中央集權君主的出現，意味著貴族的權利和獨立性受到壓制。衛鞅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其本質意義在於，貴族會逐步失去曾經的權利和獨立性，和普通平民一樣，也要成為屈服於王權的臣民，在王權面前，貴族和百姓都是奴隸，這一點上是“平等”的。這也是貴族武士精神逐步受到壓制的另一原因。
在軍國體制和龐大的軍隊規模前，個人武藝顯得微不足道
到了戰國時代，隨著實體諸侯國的興起，戰爭規模的擴大， 貴族的個人武藝，讓步於兵法，軍陣和戰爭背後的制度優勢。將領們傾向於運籌帷幄，而不是在陣前廝殺。一些布衣將相的崛起，和編戶齊民的大量從軍，標誌著貴族式戰爭的終結：衛鞅設下鴻門宴擒拿公子卬進而奪取河西，孫臏和田忌等人斬殺龐涓，張儀誆騙楚王，秦昭襄王拘謹楚懷王客死他鄉，意味著爾虞我詐，刷新下限，急功近利和激烈兼併，才是戰國的主旋律，溫文爾雅的春秋時代一去不返。
所以到了戰國的歷史記載中，武士群體的主角由貴族武士，變成了以家臣，門客為主的刺客型武士。由於戰爭規模的擴大以及有職業性質的軍隊的出現，個人武藝在戰場上更多地服從於陣型，所以到了戰國時代，比較多見的是名將的殺傷戰果，少了對各人武藝的描寫。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刺客武士，就是豫讓刺殺趙襄子，雞鳴狗盜幫助孟嘗君過函谷關，朱亥為信陵君奪取兵符的行動。
戰國時代，還有墨家武士團這種服務於門派主張的群體，對自己的主張表現的十分狂熱。
而著名的傳奇-------荊軻刺秦王，其實是先秦武士文化的絕唱。按照燕太子的計劃，荊軻一行人的原計劃其實荒謬而悲壯。燕國是召公後裔，文化長期比較保守，戰國時代沒有經歷過系統性的全面變法，再加上與中原聯繫不便，所以他們相應的保持著春秋時代的陳舊思維；
已經到了戰國時代的尾聲，他們想效仿春秋時代的武士曹沫劫持齊桓公，用匕首劫持秦王嬴政，迫使秦國與六國簽訂盟約，退還吞併的六國；如果不成再行刺，並藉此引發秦國公子和將軍們的矛盾。而且荊軻至死都樂觀地想劫持秦王，與之簽訂合約。
荊軻刺秦王，其實是兩個時代思路的碰撞
但戰國時代的秦國就以不守合約聞名列國，秦王嬴政旨在統一天下，而不是滿足春秋霸主式的壓制外國；而且燕國打著進貢的名義行刺，本身也是不講信用，秦國簽訂合約之後，完全可以宣佈條約作廢。所以，荊軻刺秦王，本質上是春秋禮制與專制王權的較量。
而在秦國建立後，雖然先秦的武士遺風曾經在楚漢戰爭，三國時代和東晉時代有過部分再現，因為一種精神氣質的消失是緩慢的，但是由於失去了特定的時代背景，東周的武士文化和英雄輩出的英雄時代，最終成為了絕唱。
春秋戰國時代是浪漫的英雄時代
由於《左傳》，《國語》等史書書寫者的所處階級和立場，以及任何記載者都不可避免得存在偏見，並非所有的大夫和士人都有如此修養和氣度，並非所有人都有物質基礎去習武，都有選擇去捨生取義，這些精英畢竟是金字塔頂的少數人 。那是一個忠誠與背叛交織，高尚與卑鄙並存的時代，今天的我們也無法返回歷史現場去核實一切。“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這些士人的精神，卻毫無疑問，在任何時代都是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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