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面“國旗”。不過，黃龍旗作為“國旗”的意義並非起初就有，其成為代表大清國的旗幟，是在晚清政府逐步被編入近代的國際體系後，為適應這個國際體系的禮儀規則逐漸形成的。黃龍旗在成為清國的“國旗”後，隨著使用範圍的不斷擴展和中國人對“國旗”觀念的萌生，也成為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符號。

一、古代旗幟並沒有象徵民族國家的意義

旗幟的使用在中國自古有之，並非現代西方人所獨創。中國古時的旗幟種類繁多，也各有其象徵和用途，如象徵帝王的王旗、代表軍隊的軍旗，還有一些代表諸侯和城郭的旗幟等。清代雖然也有相關旗幟的制度設計，如用於皇帝、官員出行儀仗的旗幟，“八旗”、綠營軍隊的軍旗等。

但是，這些旗幟或用於標明等級身份的尊卑，或用於標明軍隊的區別分屬，並沒有象徵現代民族國家的意義。

二、列強的旗幟隨著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

在晚清時期，中國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後，清政府為方便中外船艦的識別，才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面“國旗”黃龍旗的制定。

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相繼敗北，被迫同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尤其是清政府被迫開放十多處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後，西人取得了在這些通商口岸開辦工廠、定居的權利，他們的兵艦、商船開始橫行於這些地區。西人的旗幟也隨著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

這種情況也帶來了懸掛旗幟的問題，如太平天國的軍隊就曾打著英、法等國國旗混淆視聽，越來越多的商人假借各國旗號逃避清廷的課稅等。

三、列強以清軍沒有懸掛旗幟為理由滋事

這些問題使清政府極為頭痛，更為嚴重的是懸掛旗幟問題還導致了嚴重的中外衝突。

1862年曾國藩所屬的湘軍水師船艦與英國海軍於漢口江面上爆發衝突，結果湘軍水師的船艦被英國海軍燒燬。清政府就此事多次向英方理論，但是，英國方面不僅以湘軍船艦沒有懸掛可供識別的、能標明所屬國家的旗幟為理由，認為責任在清朝水軍，還不斷向清政府問責滋事。

最後，為平復英人，清政府只好將與此事相關之湘軍水師水兵官員“就近訓辦”，息事寧人。

其實，湘軍水師內部也有關於船艦懸掛旗幟的相關規定，如在船桅上懸掛方旗，在旗上用不同顏色區分，或畫北斗、太極、如意等不同標識，船艄上則懸用尖旗，寫明“某營、某哨字樣”。但是，這些旗幟只是為標明湘軍部隊的區別與所屬，並未考慮到如何與外國船艦的識別問題。因此，對英國海軍如此無理的刁難，清政府也感到無法爭辯。

四、清政府意識到制定代表清政府旗號的必要

對此次中英水師的漢口衝突，法國公使哥士耆很快做出反應，並於同年五月向總理衙門發出公函，強調在船舶上懸掛能夠標識國別旗幟的重耍性，希望清政府也能制定代表清國的旗幟，免此類衝突再次發生。法國公使稱：“外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若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該國之禁，可據理折服”。

此時的清政府也意識到制定代表清政府旗號的必要，遂由總理衙門擬定了黃龍旗圖式，並寄函曾國藩徵求意見。

五、曾國藩的意見

總理衙門在信函中對中英海軍漢口衝突中，英國的強詞奪理感到委屈，認為當時清國兵艦若懸掛黃龍旗，英國人望而知為中國官船，也不敢妄動。即便發生衝突，清政府也可以英人之法與其論辯。只要有理有據，任英國人也不能再多狡辯。但是，對兵艦懸掛黃龍旗是否有礙行軍，還不是很清楚，請曾國藩答覆。

曾國藩於六月十日收到信函後，立即於十三日回信贊同在清朝各處兵艦上仿照外國於兵艦上懸掛國旗之成例，他表示船艦上懸掛黃龍旗，使人“一望即知，不敢妄動”，可省無數事端，且“於行軍並無窒礙”。至於懸旗細節，等與各處商定後再諮請總理衙門奪定。

曾國藩相繼與湖北、江西各省巡撫，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福建提督楊嶽斌會商後，覆函恭親王奕訢稱：“水師添豎龍旗一節，業經商各處，擬於各營有旗幟外，每船另添龍旗一面。其尺寸及繪畫式樣，擬用三角尖旗，大船旗高一丈，小船旗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地畫龍頭向上，業經具贖諮復。”

奕訢在收到曾國藩的覆函後，於當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將討論黃龍旗的經過和結果上奏同治皇帝，並請降旨通令全國，“通行照辦”。

清廷立即降諭批准，請沿海、沿江督撫、將軍、統兵大臣“一體遵照”，並由總理衙門照會英、法、美、俄等四國，由通商大臣薛煥照會普魯士、比利時和大西洋沿岸諸國公使，稱中國兵艦上現己添設三角龍旗一隻，希望貴國能通函各路水師船艦，後若遇到懸有三角黃龍旗的船隻，即為中國官船，

六、黃龍旗的引進也為清朝被編入國際體系提供了契機

至此，黃龍旗的制定大致完成，清國有了一面標識自己“國家”的旗幟。但是，起初清政府並未將黃龍旗作為代表清國的“國旗”，其最初的作用也僅限於藉此使外國人能對中國的官船“一目瞭然”，以免滋生事端。

黃龍旗的產生是仿照西國懸掛國旗於船艦上之成例，而且懸旗的目的在起到標識國別之作用，更重要的是清廷在照會中希望各國按照西方各國國旗來尊重黃龍旗。這三點，己表明黃龍旗已不同於以前只用來標明等級身份、區別分屬的旗幟，而是將其放進了近代的世界國際體系中來看。

小野寺史郎就注意到，恭親王奕訢在奏文中講到制定黃龍旗的理由時，談到要順應西方的邏輯以圖問題的解決，黃龍旗的引進也為清朝被編入國際體系提供了契機。中國逐漸被編入現代國際體系之中，就要努力適應和學會這套新國際體系的遊戲規則，在這種國際體系下，中國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萬國中的一員，中國自古來的“天下”國家觀念也逐漸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黃龍旗的“國旗”意義也日漸凸顯。

參考文獻：

周遊《象徵、認同與國家：近代中國的國旗研究》

張海鵬《近代中國通史》

施愛東《哀旗不幸,怒旗不爭：大清龍旗50年》

孫振東《國旗國歌國花史話》

戚超英《清朝國旗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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