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宗教或迷信的面具出現, 並以秘密的宗教團體來發動, 是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一個普遍現象。外國曆史暫且不論, 以中國歷史為例: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即有“魚腹丹書, 篝火狐鳴”的記載;漢末張角起義則以“太平道”定三十六方, 提出了宗教色彩濃厚的“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旗號;隋末翟讓、李密起義, 唐末黃巢起義, 宋代宋江、方臘起義, 無不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清代前期乾脆出現了天理教、白蓮教這樣以宗教稱謂的農民起義。到了近代, 達到歷史上農民起義高峰的太平天國運動及其後的義和團運動, 更是把宗教的作用和影響發揮到極致。在自始至終的太平天國運動中, 拜上帝會的作用始終是不容忽視的。從起義的醞釀發動、勝利發展、悲慘失敗到推行各種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同拜上帝會聯繫在一起。
那麼產生這一現象和特徵的原因是什麼呢?筆者認為, 主要應從封建制度下農民階級本身的特點 (包括生產、生活、意識觀念等) 、宗教在農民心目中的位置、封建統治者對待宗教的態度和政策, 以及宗教本身在意識形態領域所佔據的特殊位置等方面去尋找原因。
在封建社會里, 農民被束縛在地主階級的一小塊土地上, 過著分散落後、自給自足、彼此隔絕的生活。他們“習於順從、散居各地”, “因而要取得任何共同的協議都困難無比”。這種生產和生活的特點使得他們既迷信落後、崇尚權威, 又散漫無羈、互不統屬, 像馬鈴薯一樣各自為體。在此情況下, 要把這些分散、迷信、囿於地方聯繫、處於隔絕狀態下的農民組織在一個共同的旗幟下“捲入一個統一的偉大革命運動, ”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瞭解, 灌輸他們以革命的精神。而在“當時的情況下, 出路只能在宗教領域內, ”秘密的宗教團體是把他們組織和聯繫起來的最恰當的工具與紐帶。所以如此, 是因為利用宗教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有著以下的有利條件。
一是宗教在農民中歷來有一定的根基和影響。封建社會里, 農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深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毒害, 尤其是長期以來, 統治階級利用宗教對農民進行的欺騙宣傳, 如“君權神授”等給認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世紀落後、低下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力水平則成為宗教迷信在農民中流行的溫床。而被統治階級操縱利用的宗教不乏“平等”、“慈愛”的宣傳, 也容易使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農民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因此, 宗教的傳播形式是農民所熟悉的, 利用宗教宣傳革命的思想更容易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利用宗教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有很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一般來講, 歷代統治者對宗教是比較寬容的。或公開倡導和扶持 (如佛教、道教等) , 或默許其活動 (如漢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 清末的基督教等) 。借傳教之機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要方便得多, 即使是被統治者取締的宗教, 因在群眾中有基礎, 以它作為宣傳和組織的工具也容易受到群眾的掩護。因此, 宗教組織對封建制度下的農民不失為聯繫的橋樑和發動革命的恰當工具。
封建社會是一個宗教神學盛行的時代, 各種宗教迷信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政權與宗教神秘地結合在一起, 政權賦予宗教以權威, 宗教賦予政權以神聖, 從而達到對底層群眾政治上壓迫, 精神上愚弄的目的。農民階級囿於認識上的侷限性, 很難擺脫宗教的束縛起來反抗封建統治。在這種情況下, 要發動農民起來革命, 衝擊當時的社會制度, 必先剝去制度身上的那層神聖外衣, 即反對封建制度必先反對封建的宗教神權。那麼, 用什麼方式揭去這層神秘的外衣呢?受時代的侷限, 農民階級不可能找到別的、更先進的武器, 只能借用他們最熟悉的宗教迷信 (只是加以改造更適合自己的需要而已) , 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以宗教的語言宣判舊政權的死刑和一個新的救世主的誕生。馬克思說:“謬論在天國的申辯一經駁倒, 它在人間的存在就陷入窘境。”歷代的許多農民領袖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加以創新運用。
三是利用宗教發動農民革命可以為擺脫了舊宗教的農民提供一個新的精神寄託。在封建社會, 農民沒有宗教、沒有神是不可想象的。一個強有力的保護神既可以使農民在精神上有所依託, 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堅定他們的革命意志與信心。
綜上所述, 筆者認為, 封建社會的農民革命披著宗教外衣, 以秘密的宗教團體發動不但不足怪, 相反它反映了農民階級在鬥爭思想、鬥爭策略和鬥爭手段上的智慧。歷史是矛盾的, 輝煌的內容包藏在腐朽的外殼下, 宗教神秘的外衣裡是革命的本質。馬克思曾指出:“在宗教狂熱的背後, 每一次都隱藏著實實在在的現實利益。”因此, 我們在討論封建社會的農民革命, 尤其是披著宗教外衣的農民革命時, 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不能簡單地視為宗教改革或運動。
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國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和領袖人物, 飽讀詩書、熟悉經史, 自然懂得“神道設教”的道理和歷史上“符瑞”、“授命”的舊傳統及歷代農民起義假借宗教迷信號召群眾的故事。因此, 鴉片戰爭後, 面對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的現實, 洪秀全從伴隨西方列強的炮艦、鴉片和商品湧入中國的基督教那裡, 為我所用地吸收和摘取了一些教義、儀式和神話, 將其與我國古代的大同思想、歷代農民起義倡導的均平主張和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糅和在一起, 化腐朽為神奇, 創立了具有革命內涵的拜上帝會, 並以此作為組織發動農民革命的強有力工具。
在太平天國運動中, 拜上帝會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大致說來, 運動前期 (定都天京前) 積極作用比較突出, 後期消極影響較為明顯。前期的積極作用表現在: (1) 從思想主張上看, 拜上帝會的某些教義和主張, 以宗教的語言、打著“皇上帝”的旗號, 猛烈地抨擊了封建統治權威和禮法等級制度, 莊嚴宣佈“亂極則治, 暗極則光, 於今夜盡而日升矣。”大膽提出了帝妖對立、“斬邪留正”的革命口號。這對廣大農民無疑在精神思想上起到了解放、鼓舞和革命的號召作用。而其在政治、經濟上的平等、平均主張則成為後來《天朝田畝制度》的思想來源。美好的理想雖然不切實際, 卻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農民為之獻身, 從而把這次革命推向了最高峰。 (2) 從政治軍事上看, 拜上帝會的某些教義和儀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運動前期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十款天條”既是宗教信條, 又是軍事紀律, 正是這一嚴明的軍事紀律使太平軍保持了旺盛的戰鬥力而所向無敵。它的“降神”儀式總的說來起了樹立威信、鼓舞士氣、鞏固團結、嚴明紀律的作用。如1848年, 在馮雲山被捕、洪秀全回廣東, 廣西會眾群龍無首、面臨瓦解的情勢下, 楊秀清、肖朝貴以“降神附體”代天父、天兄傳言的方式穩住了拜上帝會的陣腳。再如1853年, 永安州清除內奸、反對分裂的鬥爭中, 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揭穿處死了叛徒周錫能, 維護了革命隊伍的團結。 (3) 拜上帝會早期嚴格的禁慾要求和萬物歸公的聖庫制度, 順應了軍事鬥爭的需要, 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組織和鼓勵作用。太平軍“眾心堅如磐石, 開仗即能獲勝。”“皇上帝”的威嚴, 天堂的美好, 使太平軍將士臨陣死戰, 保證了軍事上的勝利。至於拜上帝會在加強組織、培養骨幹力量方面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
但宗教畢竟不是科學, 而是一種扭曲的意識形態。它的思想體系不僅荒誕不經、矛盾百出, 而且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宗教能導致革命, 但也正是宗教窒息了革命。拜上帝會有著同樣的特點。首先, 拜上帝會為革命提供的前途和理想是一個虛構的宗教故事。它沒有也不可能從社會基本矛盾的層面認識社會的不平等, 沒有也同樣不可能從階級關係上劃清敵我友的界限。宗教的理想落後於革命的形勢, 在面對複雜的現實問題時, 它拿不出切實有效的對策。其次, 拜上帝會本身充斥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現在: (1) 內容與形式的矛盾, 即反封建、反侵略的本質內容與神秘的宗教形式極端矛盾。革命的本質內容得不到盡情的發揮, 尤其是天國後期, 神秘的宗教形式完全籠罩了革命的內容, 最後將其窒息。 (2) 教權與政權的矛盾, 這是天京事變的直接導因之一。洪秀全在政治上居於楊、肖之上, 在宗教上卻反居其下, 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摩擦和火拼。天京事變從純宗教的角度審視, 是破產與毀滅的開端。領導集團內部的殘殺代替了“同心協力”, 天堂的神話破滅了。天國的信仰者和追隨者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震驚, 革命信念動搖了。太平軍中流傳著“天父殺天兄, 總是一場空, 打打包裹回家轉, 還是做長工”的謠言。 (3) 宗教狂熱的短期效應難以維持長久的革命鬥志。宗教武器的落後性則開始腐蝕會眾的革命鬥志, 尤其是腐蝕了領導者的革命意志, 宗教唯心主義惡性膨脹。如建都天京後, 宗教的迷霧遮蔽了洪秀全現實的目光, 每天沉溺於宗教的騙局中。在天京被圍, 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危難關頭, 他不是面對現實, 謀劃良策, 竟下令“合城俱食苦甘露, 可以養生。”頑固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另圖大計的正確建議, 而發出“朕之天兵多過於水”的囈語, 失去了最後挽救敗局的良機。前期用於穩定軍心, 加強團結, 提高鬥志的“降神附體”儀式, 到後來則成了農民領袖養尊處優、享樂腐化、爭權奪利的工具。
太平天國失敗了, 宗教解決不了塵世間的問題, 拜上帝會挽救不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國。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是深刻的, 百餘年來, 它吸引了無數後來者的深思和研究。歷史的實踐再一次證明: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 僅僅依靠宗教或其他什麼神秘的東西來發動的革命鬥爭, 失敗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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