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克念 ｜近代史論語（ID: history-lunyu）
1941年，就在抗日戰爭最為風雲激盪、如火如荼的時刻，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竟然下令調查一家名為“冠生園”的飯店，這是怎麼回事呢？
1.
迄今為止，冠生園仍然是中國最著名的食品品牌，是製作糕餅和糖果而著稱。在三四十年代，冠生園還經營餐飲業，作為全國最著名的連鎖商號，無論日佔區還是國統區，到處都有冠生園的字號和經銷點。冠生園的創始人冼冠生尤其是一位傳奇人物。
從清末到民國，成功的企業家除了自身的勤奮、智慧和豁達以外，一般都有所背景——或經歷了數代的奮鬥和積累才有此家業，或得到某些貴人的提攜得以一步登天。像冼冠生一般靠賣話梅花生等利潤極薄的蜜餞小吃，一步一個腳印從赤貧奮鬥到富豪，並創立延續至今的著名品牌的企業家，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冼冠生1887年出生於廣東佛山，自幼喪父，從小和母親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只讀了幾個月私塾就輟學回家以打零工餬口，其文化知識完全來自日後的點滴自學。十五歲那年，有個遠親從上海回鄉探親，冼冠生的母親央求他帶自己兒子去大上海闖世界，這位遠親答應了，於是冼就成了這位遠親在上海開設的一家小餐館的學徒。
他是個非常勤奮的人，做跑堂之餘還在廚房幫忙，於是店主就允許他跟著大司務學習廚藝，並同時學會了糕點製作工藝。冼冠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廚師，據說任何菜品小吃只要他舌頭一舔，就知道製作工藝和改進方法，是一位真正的“食神”。他做的菜如此好吃，以致自己信心十足，認為只要自立門戶開一家店，定能在上海灘出人頭地。
三年學徒期滿，他也算是小有積蓄了。他先回鄉娶了個同鄉女子，然後把妻子、母親接來上海，並教會她們製作糕點小吃的技藝，然後辦了個大排檔。這樣他的積蓄基本花完，但認為只要自己勤懇努力，加上出色的廚藝，一家三口團結品拼搏，這些本錢一定能夠帶來滾滾財源。
哪知道事與願違。僅僅半年，大排檔便難以支持，關門大吉，而冼冠生再也沒有力量重新開店，只能去城隍廟擺攤，賣他母親和妻子在家裡手工製作的糕點、蜜餞。
但是他的生意並不好。如果人流量少的地方，沒有顧客，而人流量大的地方，小攤販會遭到維持秩序的衙役的驅趕，如同今日的“城管”。有一次冼冠生走避不及，竟然還被衙役抓進了衙門，罰了好幾塊大洋才了事。
就這樣，他越做越窮，越窮越做，年紀已經快三十歲了，闖蕩上海灘十幾年，一點兒收穫都沒有，還是在起跑線上蹉跎，連邊上的鄰居朋友都在替他著急。
冼冠生身材矮胖，綽號“大塊頭”（上海話“胖子”的意思），每當他垂頭喪氣地回家，鄰居們總是半帶嘲諷地說：“大塊頭，又關門啦？！”他總是笑笑說，“沒什麼，另外想辦法唄”。
當然，他也是個聰明人，曾經總結過，他十來年一直不成功，不是自己廚藝或製作點心蜜餞的手藝不高明，而是擺攤地點太偏僻（熱鬧地方去不了，有衙役管著），人稍多的地方貧民又多，沒有消費能力，而且自己本錢太少，經不起折騰和週轉。
正在此時，一張報紙改變了他的命運。
我們需要說明的是，冼冠生沒有受過系統完整的教育，但是在十五歲後來上海做學徒的三年間完成了自我掃盲。而且他特別愛看報紙，並且把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新聞報道和廣告樣章都剪下來貼好，幾年下來攢了厚厚三大本，隨時翻閱，愛不釋手。
1915年，冼冠生正在上海老城廂一個叫“九畝地”的場所擺攤兒，因為那裡開了家叫“新舞臺”的戲院。和往常一樣，冼冠生的生意並不好，百無聊賴間，他撿起一張路人丟棄的報紙，上面的一則“豆腐乾”新聞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冼冠生看到的不過是一篇非常簡短的報道：香港一家叫做“冠生園”的食品店雖然牌子很老，卻因為經營不善而歇業了。這引起了他的思考。
冼冠生在戲院門前擺攤，那些看戲的闊太太嬌小姐們雖然對零食感興趣，但終究嫌棄小攤上的食品不衛生而不願光顧。如果將這些蜜餞果脯零食的包裝紙上印上商標，不就顯得“高端大氣上檔次”了嗎？
進而，冼冠生想到，這些顧客一邊看戲一邊去拿零食，可能覺得既不方便更不衛生，他索性多花點功夫，將牛肉乾切成半寸見方的小塊，每塊都包上潔白的包裝紙，話梅也每粒都加上包裝紙，這樣不就方便衛生了嗎？
冼冠生在中國的餐飲食品史上創立了無數的“第一”，這便是他最初的兩個“第一”——
1、在小攤販之中，他是第一個給自己的食品包裝紙上印製商標的，那就是“香港上海冠生園”；
2、在食品包裝上，他是第一個開始每件每粒都有小包裝的。
如此，生意果然紅火起來。他每天早上開始在自家租住的亭子間，和母親妻子一起製作牛肉乾和話梅等小零食，到了傍晚六點鐘便一根扁擔挑著到戲院，門口叫賣，產品漸漸供不應求。
他生意如此之好，以致引起了戲院售票員薛壽齡的注意。這位薛壽齡的父親是京劇名伶，自己也黑白兩道通吃，頗有點社會聲望，他發現冼冠生如此善於經營，就建議大家合夥索性開一家門店，總經理冼冠生，副總經理薛壽齡。
冼當然樂意，於是薛找來另外四個股東，連自己和冼，每人出資五百元，共三千元，就在戲院門口開了上海第一家冠生園食品店。冼冠生連這五百元也拿不出，於是其他股東就答應他以技術和管理入夥。這就是冼後來經常津津樂道的“冠生園是以五百元起家的”之來歷。
而後來冠生園的員工更自豪自己老闆“一條扁擔打天下”，指的是冼冠生長達十幾年的艱辛的創業歷程。在冠生園門店開設的時候，冼冠生已經快三十歲了。
2.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原本生產銷售的月餅都是蘇式，而冼冠生開創了中國食品史上第三個“第一”——
3、第一次將廣式月餅推向了江浙滬市場。為此他邀請了胡蝶來做廣告，這是第四個“第一”——
4、電影明星第一次做食品廣告。
明星原本也做廣告，但都是些舶來品，比如胡蝶本人就曾為力士香皂代言，而為國內食品宣傳，還是首開先例。有趣的是，胡蝶本人也是冠生園的忠實顧客，因此她索要的報酬不是現金，而是冠生園的股份，當然，冼冠生也樂得如此。
一夜之間，胡蝶手搭大月餅的宣傳畫便遍佈了東南地區和長江沿線的所有主要碼頭港口和火車車站，那句廣告語“唯中國有此明星，唯冠生園有此月餅”也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冼冠生從年輕時代開始，就喜歡研究廣告，冠生園所有廣告案，都由其一手策劃。他為了推銷蓮蓉蛋黃月餅，顧客每買一盒，就會得到一張“賞月劵”，顧客憑此券在中秋之夜坐上冠生園租用的輪渡，去吳淞口賞月。經此宣傳，每年冠生園都會賣掉十幾萬盒月餅，利潤近十萬元，而租用輪渡的費用，不過幾千元而已。
說起營銷，目前我們熟知的一些促銷手段當時已被冼冠生熟練運用，比如每週六、週日為“優待日”，購買某些特定的糖果，可以享受買一磅送一磅的優惠；又比如購買大號果汁一瓶，贈送印有冠生園商標的玻璃杯一個。這些方式未必是冼冠生的創舉，但在上海和中國，他運用得最為得心應手。
作為一名“食神”，冼冠生最拿手的當然不僅是營銷，更是食品的加工製作，尤其注重新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冼冠生的學習願望和學習能力非常強大。1933年，他特意率領公司高層訪問日本，得到了日本森永糖果株式會社相贈的二十八箱糖果。
回國後，冼對這些品種細細研究，每樣產品都做了口感分析和化學檢驗，並討論是否符合中國人的口味。比如行銷至今的“魚皮花生”，就是冼當時通過改進日本產品“花生豆”而發明的。太妃糖也是冠生園首次在中國仿製成功的。
抗戰時期冼冠生長居重慶，某一天他陪同朋友去探訪一位外國老婦人，發現她用於沖泡咖啡的白糖非常潔白細膩。當時的大後方商品輸入困難，四川土製白糖甜度良好，但沉澱渣滓極多，不能被嬰幼兒和病人食用。
冼冠生就非常好奇地問老婦人，這白糖從何而來，答曰，是她自己用蛋清加工，從土製白糖提煉而來。於是冼馬上回去叫來自己工廠的工程師，讓他向老婦人學習。用此種方法煉製的白糖，冼命名為“潔糖”，並註冊了商標後試生產。產品因為乾淨、細膩、甘美，很快得到了大後方醫院、學校、幼兒園的搶購，日產量從一百斤迅速上升至兩噸，還是供不應求。
於是冼又用此方法，和中國銀行合作設廠大規模生產，為冠生園又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利潤。
當時的上海有三大食品廠，泰康以餅乾的製作和銷售而領先，梅林以罐頭的製作和銷售而領先。冠生園也製作銷售這兩樣，但更著名的是蜜餞、牛肉乾等糖果零食。
冼冠生認為這樣的話產品季節性太強（比如蜜餞因原料限制，只能做夏秋兩季），不利於公司發展，於是決定在保持優勢的前提下於餐飲業另闢蹊徑。
冼冠生本就是廚師出身，但他對於餐飲業的貢獻倒不在於在菜式方面的推陳出新，而是在服務方面的幾大創舉。在此之前，中國的餐飲業要麼是以提供冷盆為主的小酒樓，要麼是隻提供宴會包桌的大飯店，一般不接納零星顧客。
而冼冠生所開的餐館，創造了中國食品餐飲史上的第五個“第一”——
5、以大飯店的規模、裝修和服務，全方位地向高中低所有階層的消費者開放。
冠生園重慶分店的餐飲部即有四百多個座位，以豪華高檔的形象向大眾開放，在提供名貴菜餚的同時，也提供普通百姓也消費得起的蓋澆飯、煲仔飯、艇仔粥甚至是陽春麵。
讓我們來列舉一下冼冠生為中國食品餐飲史上所作的其他“第一”——
6、將菜的分量定為大中小三份，價格各不相同；
7、高腳靠背有前檔的嬰兒椅也是冠生園首次推出；
8、碗筷盆碟和擦嘴毛巾在清洗、過水以後一定要用高溫蒸汽消毒；
9、餐廳廁所使用抽水馬桶，並有專人負責定時清潔，毫無異味；
10、尤其是女廁備有鏡子、面巾、香皂、梳子，供女顧客安心整理妝容……
這些目前我們習以為常的許多餐飲業慣例，其實之前在業界並不存在，都是冠生園餐飲部在三四十年代的創造，冼冠生的開闢之功，可見一斑。
3.
經過十來年的奮鬥，冠生園的擴張是如此的蒸蒸日上，1929年的冼冠生志得意滿，正在規劃下一個十年的發展藍圖呢，突然收到一封律師函，說他所使用的“冠生園”商標實屬侵權，現在，原商標所有人要向他索取鉅額的商標使用費，否則立即對簿公堂云云。
冼冠生驚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派手下去接洽瞭解。原來此事屬實——香港冠生園是個老字號，雖然該食品店早在1915年就關門歇業，但註冊商標還是保留在店主手裡。這幾年，這位店主漸漸獲悉上海竟然也有個經營廣式月餅、粵菜餐飲的“香港冠生園”，而且生意興隆，就知道了自己的字號被人所竊取，因此委託上海的律師事務所來討個說法。
冼冠生定了定神，於是想出了幾個應對之策。
第一，上海冠生園的“生”字商標是他自己設計並註冊，和香港字號的商標外形毫無共同點；
第二，香港字號僅僅叫“冠生園”，而自家字號是“香港上海冠生園”，重點在“上海”，和香港字號也不相同；
第三，冼冠生其實當時還是叫冼炳成，他索性釜底抽薪，將自己名字改成“冠生”，意思是自家食品廠字號來自於名字而不是香港的同名字號。
對方律師被冼炳成（現在應該正式叫他冼冠生了）這種幾近無賴的做法弄得哭笑不得，無計可施，最後只能鳴金收兵。冼冠生正在暗自得意呢，卻在董事會上遭到了批評。
大股東們不知道他這些改名的真實原因，叫著他的外號指責道：“大塊頭，冠生園是我們大家的冠生園，而不是你一個人的，以後你不能用它做名字。”冼冠生真是有苦說不出，只是滿臉堆笑地說：“好，好，好。”事實上也只能置之不理。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冠生園，冼冠生佔有的股份、利益和話語權都很小，其實只是行政總監和技術總監，在經營方面，處處要受到董事會和大股東的掣肘。但他還是忍辱負重，兢兢業業，為企業、董事會和股東們創造了驚人的效益。
以抗戰時期為例，董事會和公司總管理處留在了上海，而冼冠生帶領自己的工作團隊奮戰在大後方。八年下來，他在川滇黔憑空設立了五個分店，這些分店下面都有支店、食品廠、餐飲部（含西餐館和粵菜館），僅重慶分店就下轄四五百名員工。
抗戰勝利後，他從大西南向上海調撥資金以資重建，共計法幣一億元、美金兩萬元和黃金二百兩，這還僅僅是他在西南賺得的部分利潤。
那麼，作為功勳如此卓著的管理者和經營者，他獲取多少回報呢？僅僅只有每月一百元的薪金和每年一千元出頭的分紅（當時冠生園的骨幹人員月薪也有七十到一百元）。
而且他從不在外面另搞私人生意，也生活清苦，不亂花企業一分錢。抗戰八年，妻子留在上海，他獨居重慶，每晚總是回公司樓上休息，從不在外留宿。
但即使這樣，公司董事會對其仍有不滿。抗戰爆發後，原來和冼冠生相熟的幾個大股東紛紛賣掉股票遠走他鄉，那些新接手的大股東大多是留在上海的洋行買辦，和冼不相識，對冼也不友善。
1943年，冼冠生開設冠生園成都分店，像往常一樣，他覺得這種小事理所當然無需請示董事會，照慣例自己可以獨斷專行。沒想到這些新晉大股東卻無法原諒他，當即就給他了停薪三個月的處分，令冼大為憤怒但無可奈何。
從中我們也可以知道，冼冠生無論對股東、銀行還是下屬，都非常寬宏。
三十年代初期是冠生園的高速發展建設擴張期，尤其是建造工廠需要大筆資金。冼冠生吸納十幾萬私人存款以充作流動資金尚嫌不夠，還向中國銀行謀求貸款二十萬元。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同意了他的貸款請求，但也有附帶條件，那就是派自己的幹部陳嘉猷來擔任冠生園上海總管理處的會計主任，以監督賬目控制財務。對此冼冠生非常不滿，認為這是銀行對他不夠信任，並且派外人來會束縛自己的手腳。
但是這種置氣只是一時性的，冼冠生馬上恢復了自己寬宏的本性，開始處處理解和配合陳嘉猷的工作。而陳氏的確是個出色的金融人才，又感激於冼的信任，投桃報李，將企業的財務打理得井井有條。
此時正好是1934年，上海最大的餅乾製造企業泰豐食品公司突然倒閉，很多存款於該公司的私人存戶血本無歸。這在上海引起了私人存戶對於存款工廠的擠提風潮，冠生園也差點被瞬間沖垮，幸好在陳嘉猷的奔走勸說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及時撥出一部分貸款才得以救濟。但是資金畢竟捉襟見肘，冼冠生已經無力支撐。
此時陳氏遊說董事會，要求停發當年後三年內的股東紅利，又解釋說這次事故絕非冼冠生經營不善所導致。由於他是以銀行代表和財經專家的中立身份，要求得到了董事會的同意，冠生園遂得以走出低谷。
有時候冼冠生也會顯得非常急躁，尤其是當他覺得顧客利益受損的時候。1941年，他到重慶分店下面一個支店視察，發現櫃檯上一個學徒鐵板著臉對顧客怒目而視。冼冠生向來以“人無笑臉休開店”來教誨員工，看到如此景象，厲聲地斥罵這位學徒：“你簡直是要把顧客趕跑！”
當時陪同視察的經理們都以為冼會開除這位學徒。但冼冷靜下來後耐心打聽了一下，才知道這個學徒一貫勤懇老實。只是生性魯鈍面容呆板，不善於門市部的接待應對工作，便對其不加處罰，調他進作坊幹活。
果然，沒幾年這個誠摯好學的學徒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本領超過了師傅，所製作的糕點之美味，在門市部賣得供不應求。他的事蹟從此在冠生園內部傳為美談。
4.
正當冠生園生意興隆之際，抗戰爆發，冼冠生即報效國家，在大後方設立罐頭廠以提供給抗日軍隊所用，不可謂不愛國。但這個時候孔祥熙要對其企業進行調查，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1941年，幾個國民政府的稅務官來到冠生園重慶分店找冼冠生，說道：
“孔部長特別點你們冠生園的名——你們生意這樣好，上稅沒有？”
當時重慶冠生園尤其是餐館的確在重慶生意極好，而且除了繳納營業稅之外，歷年來也的確沒有繳納過一分錢所得稅。冼冠生為了賴掉稅款，就向稅務官說，全國所有冠生園分店的所得稅，都由上海總管理處統一繳納，並附上了偽造的照片，說這是從上海寄來的完稅憑證。
當時上海是敵佔區。在國民政府轄區做生意，卻繳稅給日本人，冼冠生自己都覺得說不過去，於是又重金請來了當時著名的會計師潘序倫為自己說項。潘氏引用法條，向稅務官說明，一切外地分號的稅款的確可以由總部統一繳納。
稅務官大為駭異，說這個法條適用於和平時期，你們如今再向日本人繳稅，豈不是“資敵”？並以此痛斥潘序倫，使之面紅耳赤，落荒而逃。冼冠生看看硬頂不行，就轉換手法，先是往後拖，實在拖不過再做假賬，能應付一年是一年。這樣一直掙扎到1946年抗戰結束，此事也就無疾而終了。
抗戰時期，冠生園的上海總管理處日子也不好過。公司位於漕河涇的農場和工廠被日軍佔領，整個上海地區的產量銳減。考慮到當時西南地區各家分支店陸續開業，而這些上海員工又閒著沒事，於是在重慶的冼冠生叫在上海的副總經理薛壽齡將這些廚師和糕餅師傅派遣至四川。
臨行前，上海總管理處設宴為這些師傅踐行，還未終席，一群日軍憲兵衝了進來，逮捕了薛壽齡。此為戰時，在日本人眼裡，任何人員、物資、資金從日佔區流向國統區的行為，都會被視為“通敵”，將受到嚴厲的處罰。幸好褚民誼的出場救了薛壽齡。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冼冠生就覺得日漸壯大的企業需要官場中強有力的庇護才能茁壯成長。為此他甚至去央求孫科入股，被嚴詞拒絕。
1934年，他四處央求，終於見到了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褚民誼，極力巴結，逐漸博得了褚的好感。褚是醫學博士出身，對食品行業倒是也有興趣，因此最後答應入股兩千元，並擔任了冠生園第四任董事長。
抗戰爆發後，作為汪精衛的連襟，褚民誼跟隨汪氏投敵，擔任汪偽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當他聽說冠生園副總經理薛壽齡被捕，即出力營救，這場大禍這才有驚無險地消弭了。
從清朝開始，到北洋政權，到國民政府，到抗戰時期上海被日軍佔領，冼冠生經歷了許多驚嚇，冠生園經歷了許多風雨，雖然屢屢損失慘重，最後還算平安度過。而且抗戰八年，雖然國家離亂，在大西南的冠生園卻經歷了高速發展，產生了輝煌業績。
因此1949年解放的時候，冼冠生也沒有什麼擔心。因為他雖然是冠生園總經理，卻自有資產很少，並非大股東，而且作為人民政府團結對象的“民族資產階級”，想必不會受到什麼政治壓力。只是他沒想到的是，壓力會來自於自己的父老鄉親。
抗戰結束後，冼冠生在廣東佛山家鄉的一群父老親戚前來投靠，因為他們都沒什麼手藝，但礙於情面又不能不接收，於是冼冠生只能將他們安排在漕河涇的工廠製作蜜餞。蜜餞的來源以青梅為主，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只有夏末的幾個月非常繁忙，還有就是年末銷售旺季也很緊張，而其餘時間都很空閒。
這些親戚遠道而來，冼冠生又無法在空閒時將他們解僱，於是只能讓他們沒活幹的時候在漕河涇農場包吃包住，但不發工資。
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這些父老親戚紛紛站出來，控訴冼冠生是“資本家剝削”，他們在工廠和農場呆一年，“剝削階級”只發給他們半年工資。
當然，這個指控冼冠生是無法接受的，他越想越想不明白，隨著批鬥的深入，心情愈發抑鬱。終於，他走上了絕路。
冼冠生作為一個以技術入股的職業經理人的成功之道：勤奮、精明、寬宏，這三者缺一不可。
當然，從後人看來，冼冠生或許是精明過了頭，或許是寬宏過了頭，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名由赤貧乃無所憑藉，赤手空拳卻能奮鬥到全國知名的企業家，其創立的品牌經歷了百年風雨，至今仍被消費者所使用和信任，冼冠生身上任何細節，都是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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