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週末採訪了沃晟學院副院長馮驁。2019年1月1日，“個人所得稅”App上線。下載這個App，可以說是人們離“稅”這個字距離最近的一次。這次徵稅新政推出以後，各階層的稅務負擔到底如何？高收入人群的擔憂何在？更多內容請閱讀下文。
▲商品房樓下一名租房者和他的女房東。（東方IC/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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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年齡段中，覆蓋6項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在中國，個人信息原本就廣泛存在於各個政府部門，彙總早晚要來，只是這次以個稅填報為突破點，由稅務部門完成了。
這是個人所得稅稅制從“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的第一步。當“個人所得稅”App開啟了人們主動申報的意識後，“稅感”被激活，個人申報有望逐漸成為人們公認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
文 | 南方週末記者 張玥
2019年1月1日，“個人所得稅”App上線。下載這個App，可以說是人們離“稅”這個字距離最近的一次。
從這天開始，人們可以自己在App上填報個人所得稅抵扣項目，一共六種，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贍養老人。這六項支出按照一定額度可以在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中減除，然後再計稅。
上線半月，在蘋果手機AppStore上，這款由國家稅務總局開發的App被點評2.18萬次，幾乎和訂火車票的“鐵路12306”App持平（2.89萬次）。打分2.7分，批評集中在人臉識別不好用、系統反應慢等問題上。上線不久，這款App已經更新過三個版本。
它的出現，是中國居民主動申報納稅信息的里程碑。實際上，早在1996年和2007年，國家稅務總局就分別印發了兩次關於個稅自行申報納稅的辦法，要求年收入12萬以上的納稅人自行申報，但應者寥寥，比如2009年全國只有260萬人申報，只佔總人口的0.18%。
如今，在移動互聯網成熟後，藉由稅收抵扣的“國家紅包”，這件二十餘年推而不動的事情得以大步向前。
在《稅收的邏輯》一書中，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說，“自行申報既是納稅人的義務，也是納稅人的權利，這將有助於喚起公民的納稅人權利意識。”換句話說，自行申報納稅才能讓人們切實地具有“稅感”、感知“稅痛”，關心自己的錢被政府花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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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與房東扯皮
在這次抵扣中，最牽動社會神經的是“住房租金抵扣”一項。
長期以來，雖然人們心中隱約知道房租應該繳稅，但很少有房東這樣做，也極少有租客會向中介機構索取房租發票，稅務機關征管也非常困難，所以租房無稅成了一種公眾潛意識。
但在這次個稅信息填報中，租客可以填寫房屋租賃信息，包括合同編號、房屋地址、租賃方信息（中介或房東），從而根據城市規模可以每個月享受800元、1100元和1500元不等的個稅抵扣。
租房信息的公開讓整個房屋租賃市場緊張了起來。
暗訪中，上海一大型中介機構的業務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目前我們都在提醒客戶不建議報稅，已經報稅的，可以在10天之內撤回”，因為一旦追繳房東的稅，會比租客的減稅額高很多，而房東一定會把這部分成本追加在房租裡，從而推高租房價格。
簡單算一筆賬，如果在上海，租一處月租金一萬元的房子，房租交稅350元，若租客月薪一萬元，申報抵扣房租1500元后，實際減稅金額是150元。也就是說，為了租客減少的150元，房東要多交350元，在好房源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房東會把這350元轉嫁到將來的房租裡，最終租客多交200元。
不過，以上這筆賬的前提是，好房源供不應求。普遍情況下，多出來的稅負會按照議價權強弱，在租客與房東之間分配。
目前，一些本身擁有房源的中介機構紛紛表示會主動配合租客填報企業信息，但接下來中介要交多少稅，他們自己尚不清楚。
鏈家旗下長租公寓品牌自如方面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們第一時間在產品首頁公示了企業信息，旨在方便租客申報，但具體稅收政策需要諮詢當地稅務主管部門。
“坦率說，我們也是懵的。”一位長租公寓品牌創始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目前只是公告了企業信息方便用戶申報，但後續的問題企業也沒把握。”開始申報以來，他們公司每天的客服電話中，有7%是諮詢個稅抵扣問題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其實中介機構比房東還要緊張，因為中介機構真實的業務量會暴露在稅收機構面前。此前，稅務機構並沒有完全掌握實際的租房合同數量，主要是根據企業報多少算多少，在App申報後，“很可能會突然發現某個地區的某個中介多出了100份合同”，追查則會涉嫌偷稅需要補增值稅、房產稅和企業所得稅等相關稅種的應交稅金。
2019年1月8日，上海稅務熱線稱，針對房租收入的綜合稅率為三萬元以下3.5%，三萬元以上5%，暫時不會通過個稅抵扣的申報信息查房東出租房屋是否繳稅。
但納稅的可能性已經讓市場風聲鶴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門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在政策制定階段，有關部門的專家和官員曾考慮需要租金髮票以抵扣個稅的方案，後經討論否定。目前，個人申請抵扣房租時，只需直接在App上填報金額，並不需要出具發票。
白潔是一名85後女生，帶著丈夫從美國回國工作，丈夫屬外籍。因為所在單位可以全款抵扣租金支出，他們向當地鏈家索要房租發票。最終，他們被拉去稅務局，當場自己交了稅、計在房東名下，才拿到發票。
她說在美國，房東把房子委託給中介出租，一旦找到租客，中介有義務馬上上報稅務機關這一信息，然後房東會收到通知，按照房屋估值，自己在稅務系統申報，郵寄支票付款。與之相比，國內的房租交稅還處於“偷偷摸摸”、相互扯皮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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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後”幾乎無可抵扣
李煒光在《稅收的邏輯》中說道，個稅的稅收抵扣已經是文明國家的通行辦法，在這方面，英國以規定細緻而著稱。有個人扣除、已婚夫婦扣除、子女稅收寬免、工薪家庭稅收寬免等不同分類。
針對此次抵扣，李煒光教授指導的財政學博士、河北金融學院講師臧建文總結說，個稅附加扣除的引入，可以看作是“從0到1”的質變；從徵求意見稿到正式辦法公佈，六項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標準有所提高，可以看作是“從1到10”的量變摸索。
但他認為仍有細化空間，比如3歲以下的子女目前不享受抵免，但他們的養育成本是家庭的一大負擔，稅收抵免應予照顧。在美國個稅的稅收抵免中，有兒童稅收抵免，即年收入一定限額內，每個未成年子女均可享受定額抵稅。2017年底，兒童抵扣額度從每人每年1000美元（即6700人民幣）直接提高到了2000美元（13500人民幣）。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看來，中國此次稅收抵扣是“中等水平”，因為惠及的人群仍不算廣。
比如她身邊的“70後”，基本可以抵扣的不超過4項，主要是贍養老人和房屋貸款利息，而“60後”仍在職者（中國退休金不徵稅）幾乎沒有可抵項，因為孩子長大了、房貸還清了、老人很多離世了。甚至有人不忿，“年輕時候上有老下有小、牙縫裡省錢還貸，現在反而沒有被國家政策照顧了。”在所有年齡段中，能覆蓋6項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而在英國，年紀越大越能獲得更多稅收減免。李煒光在書中寫道，以個人扣除來說，英國65歲—74歲的老人扣除標準比年輕人高32%，75歲以上老人再高6%。
很多人擔心，通過App申報抵扣，會不會過多地把個人信息暴露給了國家機關？
陳明藝說，在美國和歐洲，公民早就是“透明人”了。在中國，個人信息原本就廣泛存在於各個政府部門，對個人信息的彙總早晚要來，只是這次以個稅填報為突破點，由稅務部門完成了。
況且，自1994年以來，稅務部門“金稅工程”逐漸優化，尤其是“金稅三期”，在電子化和信息化方面已經相當先進，走在了整個行政部門的前列。在這個基礎上，能快速推出這樣一款人臉識別的App是正常的。
一位熟悉中國稅務的專業人士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金稅三期”已經可以全面監控資金流動，身份證號作為納稅人的唯一識別號，只要公司給個人支出填寫了身份證號，這個人的收入在全國範圍內都是納入監控的。所以不是有了App，你的信息才被掌握，“而是它早已被掌握，只是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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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人群最擔心
在此次個稅調整中，還有一個重大變化，被遮蔽在人們對六項抵扣的關注背後，即個人納稅範圍的擴大——首次從工資薪金報酬，擴大到了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四種收入。
陳明藝介紹，這種變化可以通過App觀察到，在你登錄以後，也許會發現自己的僱主不止一家，還有曾經支付過你上述三種費用的單位。只要你在其它地方拿了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提供了身份證號和銀行賬戶，這個信息就會自動顯示在你名下計稅。
國際稅務師、沃晟學院副院長馮驁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次徵稅新政推出以後，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減輕了，但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力度增強了，對於此前財富積累說不清道不明的部分高收入人群來說，現在更關心稅務部門會不會“秋後算賬”，追繳沒有合規繳納的個稅。
實際上，這是中國個人所得稅稅制從“分類稅制”（單項計稅）向“綜合稅制”（綜合收入計稅）轉變的第一步。
李煒光在書中說，綜合稅制是更公平的制度。在從前的分類稅制下，收入結構單一的工薪階層成了最“疏而不漏”的納稅者，而那些收入結構複雜、收入來源廣泛的非工薪階層，卻往往因為其收入的每一類都夠不上起徵點，且無人跟蹤追繳，反而可以不交或少交稅。
合理稅制，就應該是以一個人的綜合收入計稅，納稅人所有信息都記在一個身份證號或稅務號碼下面。
陳明藝介紹，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大部分國家的個稅都是綜合稅制，只有中國大陸、也門、黎巴嫩、埃塞俄比亞等少數國家是分類稅制。
目前，新納入個人所得稅的收入種類有三項，尚未納入的還有五項：經營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臧建文說，此次四項分類所得合併納稅，可以視為“小綜合”，未來可期的，是包括所有分類項在內的“大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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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稅”比重不斷增加
個人所得稅，是所有稅收中最容易讓人們有“稅感”和“稅痛”的種類，因為它明明白白列在人們的工資單中。而中國的大多數稅收都隱藏在每一次人們付款的經濟活動中，很難被察覺。
以一瓶奢侈品香水為例，價格1500元左右的香水中，包括250元左右的增值稅、440元的消費稅、50元城市維護建設稅，也就是說一瓶香水一半以上價格都是稅。
在中國，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是“直接稅”，其它增值稅、營業稅等稅種是“間接稅”。目前，“直接稅”在全國稅收收入中佔比30%，個人所得稅佔比不到10%。也就是說，讓人們感覺到“稅痛”的個稅只是納稅的一小部分。
李煒光教授曾在南方週末的稅收專欄中寫道（原文標題為《“被”納稅與“明”納稅》），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很難體現稅收的公平性，因為它“見發票就開徵”，誰買東西誰承擔，使納稅人在法律上被置於一個“植物人”的地位，幾乎沒有納稅人權利的意識。
在歐美國家，個稅的佔比達到稅收收入的30%甚至50%以上，而且它們都是以直接稅為主要稅制的，人們對稅收的行權意識更強。
通過對2009年－2018年個稅規模的觀察，陳明藝發現，目前中國稅收的趨勢是間接稅為主，但直接稅比重在不斷增加，個稅在全國稅收佔比十年間從6.6%提高到了8.7%。眼下的個稅改革也是在為以後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輔的目標做準備。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雖然個稅佔比在中國遠小於歐美，但個稅的名義稅率卻高於它們。
那麼，為什麼人們對於較高的個稅稅率沒有太多感覺呢？主要原因在於徵稅方式。
中國個稅長期以來是由單位替個人“代扣代繳”的，這等於在國家和納稅人之間增設了第三人。好處是可以切實保證稅務機關的稅收來源，一定程度減輕納稅人的申報負擔，但缺點在於它切斷了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直接聯繫，淡化著人們的“稅感”和“稅痛”。
當“個人所得稅”App開啟了人們主動申報的意識後，“稅感”被激活，個人申報有望逐漸成為人們公認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
李煒光教授列舉，目前在美國，如果納稅人沒有如實自行申報，稅務局發現後會先發四到五次書面通知，如果納稅人還不“懸崖勒馬”，稅款追徵部門就會出面給責任人發出三次書面通知，如果還是一意孤行，等待他的將是“滅頂之災”：賬戶、信用卡、資產全部被凍結，個人信用評級嚴重受損，甚至鋃鐺入獄。
簡單總結此次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意義，在於它從“分類稅制”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轉變，減輕工薪階層壓力、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力度；也在於通過稅收抵扣推行人們自主申報納稅信息的意識，對個人所得稅有更多的“稅感”，從而具有更強烈的權利意識，監督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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