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號稱傳世的二十四之一，記錄了漢末三國期間近90年的複雜史事，正如何茲全、馬植傑等專門寫過三國史的專家都表示，說起來中國人幾乎婦孺皆知三國人物和故事，但三國曆史畢竟不同於三國文藝，三國史研究一直都是學術界的冷門，又以蜀漢方面的研究難度最大。歷史上最權威的史書《三國志》作者陳壽是蜀漢人，《蜀書》僅有區區十五卷，陳壽稱蜀漢沒有設立史官導致史料散失，這符合實際嗎，還是他另有隱衷？
今天出版的各種《三國志》之一
一、陳壽說蜀漢沒有史官是事實嗎？
陳壽生於巴西安漢（今屬於四川南充市），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研習《尚書》、《三傳》，並精通《史記》、《漢書》等典籍。
西晉太康元年（280），王濬樓船下益州，東吳被滅，三分歸晉。陳壽正在這一大事不久完成了《三國志》，共六十五卷。當時的人們就盛讚陳壽具有良史才幹。據說曹魏大將夏侯淵的曾孫夏侯湛也在撰寫一部《魏書》，見到陳壽的《三國志》以後，便毀掉了自己的書稿。名臣張華更是對陳壽倍加讚賞，對他說：“應該把《晉書》也委託給你撰寫。”足見陳壽在晉朝以後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欣賞和器重，這種大器晚成的名聲和他作為蜀漢出身的強烈反差，恰恰導致陳壽在《三國志》的寫作處理上，的確存在讓後人所不容易理解的爭議。
《三國志》流傳以來，晉朝時期的人們大多都稱讚陳壽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在前期流傳的眾多史書中，獨有陳壽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南朝著名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評價漢末魏晉的其他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但是《三國志》後來卻引發很大爭議，一方面史實安排不均衡，描寫處理瑕疵不少；一方面史學態度也讓後人猜測和疑惑，兩大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本身史學撰寫上的問題，好比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對一些事件顯得有矛盾之處，儘管三國時期原始史料欠缺，但對一些已經比較明顯的事實，陳壽依然處理的含糊矛盾（例如赤壁之戰和後來爭奪荊州的歸屬），就不像是一個客觀現象，而是作者主觀有意識的問題。但更重要的爭議在於陳壽的史學態度，也就是古人愛說的“史德”，對此，後世史家都認為，可能是因為陳壽出身蜀漢，卻在晉朝做官做事獲得地位，為人顯得特別小心謹慎。
紀念陳壽的塑像
《三國志》中，陳壽對曹魏和司馬氏的事情大多有迴護和溢美，受到了歷代史學家批評。其實最典型的就是曹操，好像今天人們普遍認為，《三國志》應該是還原歷史上接近真實的曹操，而後來《三國演義》中的奸雄曹操是不真實的小說形象。客觀來說，難道史書《三國志》裡面不是陳壽為了迴護曹魏，“刻意”加工處理曹操形象的結果嗎？陳壽難道不是故意摒棄了當時許多對曹操不利的材料，只突出功績一面嗎？
由於陳壽尊曹魏為正統，為曹魏寫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只有傳，沒有紀。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夠嚴謹客觀的事實，但能夠得到一些理解。實際上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總體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它們互不統屬，三國之間地位畢竟是相等的，因此這並不是大問題。
在凸顯曹魏的背後，對待蜀漢和東吳的分量就存在顧此失彼。陳壽寫《三國志》，魏國有王沈的《魏書》，吳國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偏偏陳壽認為蜀漢蒐集史料非常困難，費了很大心血，《蜀書》才僅有十五卷，勉強算全書四分之一。歷來人們都相信《蜀書》中的解釋，蜀漢是沒有史官，但如今已經有一些研究者指出，看來這是陳壽刻意隱瞞的事實。《蜀書·後主傳》清清楚楚記載：“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琳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景耀元年是劉禪在位的第三十五年，距離諸葛亮去世已有二十三年。這一年改元為“景耀”的原因是因為“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很明確指蜀漢有史官。史官的職責之一是觀察天象，記錄發生的朝野事實。這從漢朝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任太史令就是如此，蜀漢以漢朝為延續，自然也繼承漢朝史官傳統。後主傳並非孤證，後世劉知幾根據陳壽在《蜀志》其他的史料還記述有“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益州）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所矣。”他就指陳壽故意製造“曲筆”，有失公正。
熟悉古代歷史的都清楚，東觀也是漢代朝廷所設的史館稱謂，東觀郎就是史館官員。陳壽自己就在蜀漢出任過“東觀秘書郎”，他應該很清楚蜀漢史料書籍的情況。後來陳壽還利用當地蒐集的資料編撰《諸葛亮集》和《益部耆舊傳》。漢代東觀職位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班固，當年就參與編撰了一部《東觀漢記》。
劉知幾認為“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所矣”本就指參考資料並不缺乏，撰寫著作都有根據。因此，東觀郎王崇就著有一部《蜀史》。不光如此，陳壽的老師譙周也著有一部《蜀本紀》，要說蜀漢沒有史官和參考史書顯然並不是事實。劉知幾還專門以此批評陳壽對諸葛亮輔政的政策十分誤導後人，有“抹黑”的嫌疑。今天應該指出陳壽的確是在撰寫《三國志》過程中做了一些手腳，煞費苦心，但要說他刻意貶低諸葛亮和蜀漢歷史，其實也同樣“不公正”。
《三國志》書頁
陳壽著《三國志》也屬於私人修史，由於他所處時代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曲折反映歷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相當隱諱，例如劉備明明號稱繼承漢室基業，國號是漢，但陳壽不得不出於現實改成“蜀”，以此造成千百年來對歷史真實形成偏差。許多後人都受《三國志》誤導以為是魏蜀吳三國，從史學角度而言並非這樣，對後世的影響確實不夠客觀，這一改變也是最讓人無法接受的，可出於陳壽的時代背景，也同樣顯得情有可原。
二、《三國志》存在的種種史學問題
後世認為陳壽在《三國志》中表現的史實態度問題非常多，如房玄齡等撰寫《晉書·陳壽傳》，一方面承認他“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另一方面認為陳壽的偏見在書中經常有所表現。舉例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清朝史學家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對史書的迴護傳統進行了總結分析，也認為陳壽顯得不夠客觀，有些地方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他指出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才追諡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只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才追諡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芳，《魏略》記載:“(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紀》“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嚴重的是高貴鄉公被弒，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趙翼為此十分感嘆:“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
《三國演義》影視劇照
趙翼羅列的證據很多，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趙翼認為陳壽不僅對曹魏的本紀多回護，許多其他曹魏方面的人物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曲筆讓趙翼十分困惑:“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趙翼所指種種情況，若從史學角度來說是很明顯的問題。但魏晉交替的嚴酷環境，陳壽的無奈可能也超乎後世的想象。曹魏晉朝都是世家大族壟斷官僚階層，陳壽一個蜀漢地方小官出身，因史才而受人推崇，這種意外揚名的社會效應，不得不顯出“委屈求全”的尷尬。陳壽原本是私人寫史，但沒想到會廣受關注。事實上也只能儘量做一些史實的隱晦處理，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中都揭露當時曹操咄咄逼人的野心和尷尬失敗的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來說，雖然陳壽對蜀漢有故國之情，卻並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種種過失，記下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本身這也的確是良史之才的表現。最典型的陳壽父親病故，陳壽趕回家中守孝三年。這個因捲入失街亭一戰而受牽連處罰的父親隻字未提，對於懲罰父親的諸葛亮卻大加頌揚，以至於後人各種猜測陳壽的父親到底是誰，同樣可以見證陳壽有客觀公正的史學態度。只不過出於生存在晉朝的壓力，顯得非常隱晦，也容易受到指摘。
三、陳壽弱化蜀漢歷史的真實用意
從影響來說，後人普遍對陳壽寫諸葛亮的態度爭議最大。他對諸葛亮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態？整部《三國志》以文筆簡略著稱，可是，全書最長的並不是曹魏的任何一個皇帝的本紀，恰恰就是諸葛亮傳的篇幅最長，傳記最後的評論文字也最多。這一點已經充分表明陳壽對諸葛亮敬重和讚許的情分。
陳壽並沒有掩蓋諸葛亮有軍事才幹，全文記錄了《隆中對》，也記錄了後來領軍出征的經過。出於實際來說，幾次北伐的確成效不大，陳壽評價諸葛亮的最後一句說軍事不如治國並非不公正。但若再看其他的評價內容，說諸葛亮“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任誰都能夠明白，可以說稱讚一個大臣已經到頂點了。
《三國演義》影視劇照
陳壽對蜀漢的感情是很深也很隱晦的，尤其他最開始來自姜維的提拔。陳壽在蜀漢時第一個職位是衛將軍主簿，就是在姜維的身邊做事。後來姜維屯田避禍，以陳壽善於文書工作，推薦陳壽回成都進入東觀秘書郎。因為姜維和宦官黃皓的矛盾，陳壽被認為是姜維親信的人，黃皓看不慣陳壽，陳壽也不買賬，因此長久得不到提升。
眾所周知，姜維是諸葛亮事業的接班人，後期也多次主持北伐。但在《三國志》裡，姜維的北伐事蹟居然輕描淡寫，試想，陳壽年輕時跟隨姜維一段時間，就不存在不瞭解姜維北伐事蹟的可能性。今天我們如果看《姜維傳》，開頭投降蜀漢經過有一段，最後姜維的死也算清楚，但姜維中間大段的北伐事蹟則十分潦草和茫然，對姜維的生平敘事相當簡略，還不停穿插別人的印象和說法，許多人物和事實都一筆抹去，這種古怪的傳記符合情理嗎？為什麼陳壽會這樣對待曾經的“伯樂”？
還是離不開陳壽內心對蜀漢的情結。姜維是曹魏末年到司馬昭時期十分有影響的蜀漢重要人物，蜀漢被滅以後還設計與鍾會和鄧艾同歸於盡。可以說讓司馬昭、司馬炎十分忌恨的。陳壽在晉朝為官，既是出於保全自己，也是出於對姜維及其許多共事的蜀漢同僚維護，不得不違心地對姜維後期抵抗曹魏的事蹟大力刪減。這並不是陳壽故意要貶低姜維才埋沒他的功績。例如陳壽寫姜維投降諸葛亮，尤其回家鄉冀縣的事蹟，為什麼姜維會遭阻攔，《姜維傳》和《魏略》就不一樣，後有人往往認為《魏略》的真實性也許更高。顯然《姜維傳》是出於維護姜維的形象，使其投降純屬被迫，於德行毫無虧損。
再如關於段谷大敗。裴松之後來附加的史料各種分析失敗原因。而陳壽只重點突出“因胡濟失期”。而侯和小敗是因為宮廷內部的陷害，這是姜維唯一的兩次敗仗。整個傳記後半部分完全是鍾會、郤正等人物之口把姜維的才幹、人品以及氣度都一一點到，卻幾乎看不到多少具體事蹟。整個《姜維傳》，除了最後評論部分帶有貶低色彩，總體姜維的形象卻非常光輝。
但是，唯一遺憾的是陳壽在姜維身邊，應該知道姜維也是文才出眾，不然不會欣賞他推薦他後來出任東觀秘書郎。也許這是姜維後來避禍沓中以後留下的一篇《蒲元別傳》，記錄一位蜀漢軍中工匠的事蹟，完全是散文小說的筆法，《太平御覽》中留下一些片段：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類之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功，忽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雲‘雜八升，何故言不雜衤集？’取水者方叩首伏，雲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鹹共驚服，稱為神妙。”
蜀漢的文士都崇尚質樸簡約，諸葛亮如此，姜維如此，陳壽本人同樣如此，和曹魏那邊曹植、曹丕、曹睿、阮籍、嵇康等人長篇大論，賣弄辭藻的魏晉文風大不相同，這是傳承漢朝文風的緣故。真正筆記小說式的文字要在南北朝《世說新語》才比較明顯，但蜀漢的姜維已經有明顯的小說風格文字，是很重要的過度。徐公持先生在《魏晉文學史》專門談到這一點。
影視劇姜維形象
陳壽刻意忽略姜維事蹟，其實能感覺得到淡化優點、突出缺點的矛盾，這是一種違心的寫作。他不能把姜維和其他後期蜀漢的人物頑強的精神進行讚頌，但又想為姜維遺憾的失敗進行惋惜和開脫，所以強行塞入旁人評價姜維的長篇大論，完全超出他自己最後對姜維抹黑式的評價。對一個自己原本非常熟悉瞭解生平的人——姜維，陳壽找不到理由說缺少史料，對姜維本人、對其他和姜維共事的同僚，陳壽都親身經歷，非常熟悉，他卻強行淡化和不寫，只用兩三段旁人的評價來敷衍，這種很不正常的寫史正體現陳壽心理壓力之下，非常隱晦的蜀漢情結，也體現出他對有知遇之恩的姜維，懷有難以表露的情義。
蜀漢在姜維時期長期同曹魏和掌權的司馬懿、司馬昭作戰，姜維號稱九伐中原，雖然後人通過一些史料能夠梳理這九次的勝敗，但這二十年裡具體的事蹟，蜀漢方面的人物情況少得可憐。魏晉時代殘酷的環境就像“司馬昭之心”，陳壽為了不給自己找事，也出於保全蜀漢故人，他能想到唯一的辦法就是越簡短越好。
無法遮掩的蜀漢被滅做了比較清楚詳細的記錄，在差不多二十年裡，姜維多次的北伐都潦草收場，與他並肩的似乎只有夏侯霸、廖化、張翼、傅僉、蔣斌、趙廣幾個人，基本只是點點名字，這些人幾乎都全無多少具體事蹟。相信還有其他一些人淹沒在陳壽故意的“留白”中。
像今天通過《三國志》的記載，即使後人對劉禪再如何批評，卻也無法否認他的仁厚和蜀漢官員整體的廉潔，除了黃皓一個小人屬於是完全的反面人物，蜀漢上下官員的品格面貌，根本不具備瀕臨滅亡的跡象，唯有廖化批評姜維的北伐指出蜀漢民眾面有菜色，因為蜀漢是戰時制度，百姓生活沉重應該是事實，但三方百姓都大體一般，曹魏軍制同樣殘酷，一人出逃全家連坐，東吳孫皓更是留下暴君的形象。這裡也不排除廖化過於激動，語氣重一些也是可能的。不得不讓人懷疑，蜀漢後期的歷史被捨棄很多其他內容沒有留下比較詳細的記錄。
從陳壽寫史的效果看，的確要承認他充分繼承了司馬遷的“春秋筆法”，本傳中以讚美為主的特色，把一件重大事件可能分開在不同相關的傳記中，因為涉及三個不同陣營，就留下有互相矛盾的情況，最典型的就是赤壁之戰的立場問題。
《三國演義》影視劇照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陳壽內心依然傾向於蜀漢，例如評劉備“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及其舉國託孤與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當中“高祖之風，英雄之氣”“機權幹略，不逮魏武”可以說就漢末三國的時代氛圍，這一番讚美簡直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今天張作耀的《劉備傳》卻幾乎通篇對劉備諸葛亮的批評和貶低。
事實上，毫無疑問陳壽對劉備的確有美化的嫌疑，像赤壁之戰時留下荊州歸劉備，聯合東吳共同抗曹的跡象。但在吳書的一些傳記，尤其後來裴松之補充的江東史料，讓後人看得出把一些不同功勞還原給東吳，實際上，落實到抗曹的主要行動，的確可以看到是周瑜膽略過人，赤壁大戰事實上在軍事上是依靠東吳取勝的。原本劉備已經沒有立足之地，最後是以劉琦的江夏水軍接受荊南四郡，和通過某種秘密交易反而成了赤壁大戰最後的贏家，陳壽就是出於維護劉備，故意掩蓋了劉備的尷尬和究竟做了什麼交易得到南郡江陵？落得一個借荊州的說法，這就是陳壽種種隱晦情感衝突的緣故。
作為蜀漢人，陳壽不惜造成後人對真實三國曆史的一些誤讀，處於對蜀漢歷史的迴護，內心是有著深厚蜀漢情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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