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位於淮北平原南部，沒有特殊的氣候，也沒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和社會資源，無論怎麼看都是全國千千萬萬普通縣城的一個縮影樣本，並無太多引人注意的地方。
已經遠離家鄉多年的我也一直以慣常的眼光看待這個普通的小城經歷的種種變化。這次回家，託家裡作教師的長輩及還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弟弟妹妹的福，我突然發現，我的家鄉——一個普通的十八線小城，不知不覺中，在教育領域發生了驚人的變遷。
私立學校的崛起與學業教輔的泛濫
我感受到的第一個變化是，私立學校的崛起。
這次返鄉，在和身為中學教師的母親閒聊時，她無意間提到，“育才中學現在特別厲害，老師也好，學生也好。”我立刻戲謔地反問她：“能有多好？再好能好的過縣一中嗎？”她不假思索接話道：“教學質量上早就超過一中了，而且別說育才中學，就連育英中學這些其他的（私立學校），現在都發展很好。”
母親漫不經心的話在我心裡瞬間掀起了驚濤駭浪，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震驚，因為在我原先的認知範圍內，育才中學與縣一中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在我讀中學的時候，縣一中是公認最好的學校，為了能讓孩子進一中讀書，戶籍地址不在學區內的學生家長都要使出十八般武藝“各顯神通”，以至於大家都笑談一中的校長在分班前幾天必然失蹤——怕關係戶聯繫。而一中的教學質量也是有目共睹，每次縣裡階段性質檢考試、市統考以及中考的前十名基本都被一中包攬。其次是二中，再靠後的就是位於城郊的三中。
育才中學是在我讀初一時才被招商引資進來並開始招生的私立學校，當時去育才中學讀書的大部分都是父母在外打工又家庭較為寬裕的農村留守兒童。育才中學可提供全寄宿服務，又是封閉式管理，這是當時全縣中學中僅有的，它的存在給希望提高孩子學習成績又無暇陪伴、管理孩子的農村父母提供了一個可靠的選擇。
但當時縣城的孩子和父母對育才中學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大家對育才中學普遍是瞧不上的，覺得它性價比太低——收費高還教學質量不高。據母親介紹，這些年來育才中學以優厚的條件吸引了一大批一中、二中的優秀骨幹教師進駐加盟，教學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學生成績也不斷上升，而出於宣傳的效果、政策幫扶及骨幹教師的吸引力，育才的生源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由是招生教學工作進入了良性循環。這幾年，其他幾所私立中學也提高招商引資進入縣城，並在育才中學打開局面的基礎上均發展不錯。
開學第一天，校外培訓機構扎堆學校門口攬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第二個變化是，課外學業教輔班的泛濫。
這幾年學生學業教輔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據不完全統計，現僅在縣城就有二百多家有工商營業執照的教輔機構。在我上中學時，課下去輔導班學習的也不在少數，不過當時大家就學的正規教輔機構多為加盟的英語輔導機構，如果想要鞏固自己平時在學校學習的基礎知識或者查漏補缺提高學業成績，一般需要通過參加任課老師自己開設的小規模課下輔導班才能實現。像現在這樣以提高學生學業成績為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學校教學高度重合、涵蓋範圍十分全面、運營又比較規範化的教輔機構在當時確實比較少見。
此次回家，身邊還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弟弟妹妹幾乎都報名了教輔機構多個科目的寒假輔導班班課，家庭條件更好一點的更是請了一對一的私教或是參加了更高端的線上線下並舉的“雙師”課堂教學。
值得注意的是，眾多的學業教輔班也存在類型劃分，一部分就是上文提到的為滿足家長及學生純粹學業提高需求的具有工商營業執照的教輔機構；一部分是教學託管合一的教輔機構，這種教輔機構的託管性質更為突出，可以提供日託、周託、月託服務，為沒有條件全天照顧學生起居的家長提供了一種較為方便的途徑。
還有一部分則是國家三令五申禁止的任課教師辦學的輔導班，一方面，這種輔導班規模小，運作隱蔽，查處難度大，所以仍舊屢禁不止，另一方面，家長會出於提高學生成績，任課教師更加了解情況的考慮自願主動報名參加，在一些任課教師沒有開辦輔導班的班級，學生家長甚至希望、要求任課教師辦輔導班。即使家長沒有這種需求，也會擔心不參加此類輔導機構可能影響任課教師對孩子的態度或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一直以來任課教師辦課下學業輔導班時本班學生參加的比例相當高。而後一種非主動參加任課教師輔導班情況下，當家長覺得教學效果不理想時，也會選擇再在其他輔導機構給孩子報名，讓孩子幾個輔導班一起上，極大地增加了孩子的學習負擔。
公立教育的式微：內部衰退與外部擠壓
上述兩個現象看似並無太大聯繫，但在筆者看來，二者具有一個共同的指向性，即，公立教育的式微。
公立教育的式微與教育政策的變化有關，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內部衰退與外部擠壓兩方面。在前者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是減負政策。減負政策由來已久，在實行減負政策的十幾年來，在主張素質教育的輿論風向標下減負逐漸成為了政治正確。
筆者認為，減負政策實施至今，雖然可能達到了一些當初設立的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果。一方面，其較為直接的影響是學生的在校時間減少、課業壓力減輕，教學效果在這個基礎上自然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公立學校藉機在承擔教學責任和義務等方面開始進一步卸責，並在責任劃分不明時扯皮、推諉，較為突出表現是在處理自己沒有在時限內完成的教學任務和學生課下作業上，將教育與敦促學生學習的責任向家庭轉移，此類諸如做手工、自己出卷子、檢查批改作業、不斷髮視頻圖片到班級群的任務讓家長們苦不堪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高考制度沒有改變、社會選拔力度沒有改變、社會分層情況沒有改變反而競爭愈加激烈的既定事實下，學生學習與追求自我提升的需求其實並不會因為減負政策出臺和實施減少。由是，求學需求與公立學校的責任推卸彼此對立，形成斷裂，極為弔詭。
某鄉鎮實驗中學，家長接孩子放學的場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除此之外，在與學生學習有關方面的責任不斷向家庭轉移後，具有不同物質資源和時間條件的家庭會產生不同的應對策略。整體來看，更具實力的家庭會更為積極的尋找替代形式以彌補在校教學的不足，家庭資源條件越優越，彌合方式越多樣、效果越突出，所以這種情況下在資本滿足需求的流動過程中催生了一大批學業教輔班是一種必然結果。而沒有條件或條件不夠好的家庭則只能被動“放任自流”或者一定程度上對孩子的學習管理問題有所妥協，採取差強人意或較為折中的方式對待此問題。
減負政策對私立學校的影響與公立學校相比小了很多，其原因在於不同發展形勢與不同激勵機制影響下的教師、家長、學校之間的關係差異。首先，公立學校的招生主要由學區劃分決定，義務教育階段基本不存在生源競爭壓力。其次，其教師的待遇水平主要由職稱決定，而職稱評定在較為固化的運轉模式下傾向平均主義及常規化，在指標分配時要“論資排輩”。
此外，公立學校教師的績效工資在總工資中所佔比例較小。所以整體來看，公立學校對教師存在激勵困境，在學校卸責時，他們出於種種考慮也“樂得清閒”，“不願意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從而一定程度上實現與學校的共謀，加劇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斷裂與對立。
而私立學校出於盈利的需求和生存壓力，自身生而具有強烈發展的意願，出於現實角度考慮對減負政策實施較為謹慎。與此同時，私立學校教師的績效工資佔總工資的比例較大，按勞分配、結果導向的制度設置極大激勵了任課教師，使得他們對學生的課業成績表現極為重視，投入度較高。由是私立學校實現了學校、教師、家長的出發點與目的的高度統一，成為了共同體。這種情況下，私立學校在競爭中自然對公立教育實現了外部擠壓。“私學公助”的政府行為下，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外部擠壓。
教育生態的變化與階層差距的擴大
公立教育的式微體現出了教育生態的變化，這種變化最根本的影響是階層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基礎教育作為普遍化的教育是實現過程和機會平等，是減少起點不平等從而實現結果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社會流動，減少階級差距的制度設置。
一方面，公立教育內部主動衰退，將公共層面基礎教育階段的責任向家庭轉移，將學生所受教育質量的優劣進一步交給個體環境，已經無形中形成了對社會公平的相對剝奪，長此以往必然會擴大階層差距。
另一方面，政府引入大資本辦學，推動教育產業化，增大了私立學校的辦學實力和發展優勢，私立學校的優厚待遇條件下促使一批公立學校的教師精英離開公立學校加盟私立學校，增強私立學校的教學實力，私立學校綜合實力遠高於公立學校時，趨之若鶩的學生面對準入門檻一般是其價格不菲的學費及其他費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保證社會公平呢？不管怎麼說，對私立學校的選擇也好，對眾多學業輔導班的選擇也罷，當作為公共基礎教育的效果取決於個體家庭的經濟、時間等資源的優劣時，公共基礎教育也不能稱之為公共基礎教育了。
除此之外，國家對相同邏輯催生下的課外培訓班與私立學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對私立學校大加支持，對任課教師參加的課外培訓機構嚴加看管，這種應付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益之策並不能產生實質效果，在我看來，振興公共教育才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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