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相信，鄉村最終會成為“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真正被振興起來的新農村。
2019年春節期間，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研究員張雪霖、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雷望紅和大多數在外工作學習的人一樣，踏上了回鄉的路途。一樣的大包小裹，一樣的歸心似箭，唯一不同的是她們帶著一項特殊的任務——寫作“回鄉記”。
“回鄉記”，這個聽上去帶著詩意鄉愁的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無端又渡桑乾水，卻望幷州似故鄉”等感性的文學描述，但在它的發起者，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主任賀雪峰的預設中，“回鄉記”的寫作首先是培養學生以社會學研究者身份觀察生活的一種方式，要從“旁觀者”角度，理性發現農村社會的問題，並從專業思維出發分析其背後的原因和機制。
這樣的發現與思考，賀雪峰和他的學生們已經堅持了整整7個年頭。
一段“縱向”的區域觀察
賀雪峰的研究方向是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實踐。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他發現目前大學在社會學研究生培養方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社會科學經典著作閱讀量不夠，“很多學生只是上上課，應付一下考試”。
究竟應該探索出一條怎樣的社會學研究生培養路徑？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賀雪峰腦海中。
“我們中心的培養模式可以說是‘兩經一專’，‘兩經’是經典和經驗，‘一專’是專業化。”雷望紅告訴《中國科學報》，賀雪峰在中心組織了讀書會，要求研究生在碩士培養階段拿出兩年時間專門閱讀130~150本社會科學經典著作。這樣折算下來，碩士生們基本上每天要花10個小時泡在圖書館進行閱讀，即使暑假也往往不能懈怠。
到了博士生階段，賀雪峰要求學生們每年有1/3的時間駐村調查，“碩士要讀書，博士要做調查，並且是常年累月做調查。3年博士培養中調查的時間要達到400天”。
這樣一來，不管是碩士生、博士生還是年輕教師和博士後，在中心學習、研究的時間安排都較緊張。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賀雪峰發現只有一個時間段安排得不夠緊湊，那就是春節。“我總不能讓學生們春節不回家，那回家能不能也做點與研究相關的事呢？”
“田野調查”是社會學最基本也最經典的研究範式。對於鄉村社會學者來說，“下鄉調研”似乎並無新奇之處。中心的博士生和老師常年在全國各地鄉村調研，每到一個地方都會駐村20天。“但我們去的這些地方往往不是重複的，去了之後一般就不再去了。”用賀雪峰的話說，這種研究方式是點狀的，以地域作為維度，只能看到中國鄉村在某個時間的一個截面。
調研地點不固定，但家鄉是固定的，這樣就有一個可持續的觀察機會。“平時我們下鄉調研是從研究者和觀察者的角度出發，總是對各種現象保持好奇，而一到家鄉熟悉的環境就覺得很多現象是理所當然的。要是我們每個同學在春節回家時都能觀察一下自己的家鄉，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一看，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出於以上想法，賀雪峰從2013年春節開始給他的學生們佈置“回鄉記”。
2013年的回鄉記只有數十篇文章，開學返校後，中心又專門組織學生召開研討會討論心得感想，學生們紛紛表示，以社會學思維和旁觀者視角看以前回鄉沒注意到的現象，就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們的同學來自天南海北，大家一討論，比我們平時到其他地方調研所獲得的收穫更加豐富，那一次回鄉記的寫作和反饋過程給我們打開了新的視角。”就這樣，“回鄉記”成了賀雪峰研究團隊成員每年回鄉的必修課。
雷望紅和張雪霖是從2013年開始連續寫作“回鄉記”的。在她們看來，“回鄉記”的寫作相當於經典訓練和經驗訓練之後的能力展現。“賀老師希望我們保持對經驗的敏感。很多人雖然在家鄉生活過很長時間，但對家鄉並不瞭解。我們大多數都是學社會學出身，賀老師希望我們用社會學思維而不是感性思維去思考村莊，他希望我們更理性地看待村莊中的現象。”
賀雪峰對學生說：“我們從事中國鄉村研究，大多數同學也來自鄉村，我們能不能以一個長時段的視角觀察自己的家鄉？中國社會發展非常快，如果我們能夠堅持觀察自己的家鄉十年二十年的話，就形成了對自己家鄉在時間維度上的縱向持續跟蹤和觀察。”
這種縱向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在一兩年內看不出很大變化，但如果以長時段視角去看，十年、二十年堅持記錄就會發現中國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它對於增加我們對整個中國社會認識的厚度非常有好處，也是對我們平常下鄉調研非常重要的補充。”賀雪峰說，從這個層面講，“回鄉記”的寫作是一種學術訓練和學生培養的方法，“訓練同學的觀察力，形成截面觀察和持續觀察的結合，從而提高學生對中國鄉村社會的認識”。
逾千篇“回鄉記”透視到什麼
7年間，隨著賀雪峰的學生畢業到全國各地高校任教，寫作“回鄉記”的學術訓練方式被帶到了很多大學的社會學科當中，也有更多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加入到“回鄉記”的寫作中來。隨著隊伍的不斷擴大，出現了兩個明顯的改變：一是調研地域不斷拓展，除了西藏、新疆、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鄉村都在“回鄉記”中留下了印記；二是“回鄉記”的體量逐漸變大，從第一年的數十篇，逐漸增長到如今的一年數百篇。這也為更全面地觀察中國鄉村社會的變化提供了基礎。
縱覽七年間的逾千篇“回鄉記”，其中大多數觀察視角定格在鄉村文化的凋敝和鄉村家庭關係等內生秩序的失落上。
雷望紅的家鄉在湖北荊州的江漢平原，由於政府多年的持續投入，家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但這些年還是有一些現象觸痛了我。”
2018年春節回鄉前，雷望紅得知同村的文二爺喝農藥自殺。文二爺那年69歲，是一位老兵。兩女一兒均已成家立業，平時對他也都十分孝順。“可以說，文二爺經濟上是較為富足的，完全不缺錢。”但自從老伴7年前去世，由於兒子、兒媳要在外打工維持家計，老人要自己獨立面對生活，既要照顧自己，還要照顧孫兒的飲食起居，生活的一切需要重新開始學習。由於不善於打理生活，加上思念老伴，他內心十分痛苦孤獨，逐漸將自己封閉起來，不願與人交流。直到2018年春節前，也許是難以承受孤獨，文二爺最終選擇自殺。
就在雷望紅以此事為素材寫作2018年“回鄉記”的正月初七，鄰居熊大爺也喝藥自殺了。短短一個月間的兩起老人自殺事件，引發了雷望紅關於鄉村老年人養老狀況的一些思考，“物質條件的改善，能夠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但他們空虛的精神世界卻成了壓垮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事實上，對於大多數鄉村老人而言，經濟問題是其次的問題，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需求。在雷望紅看來，鄉村老人的消費水平低，依靠務農、養老金、子女孝心錢可以維持日常生活。客觀來講，子代有子代的任務，不能時刻在老人身邊照料，也無法顧全老人的情緒。因此，如何安排閒暇時光，解決他們在病痛時期的心理障礙更為重要。
“說到底，這是文化層面的問題。”雷望紅說。
窺一斑而知全豹。近些年來，全國各地鄉村都出現了紅白喜事上的不雅表演、村民之間的賭博、青少年中的吸毒現象。“鄉村本身的文化自主能力在喪失。”這是賀雪峰從多年“回鄉記”之“怪現象”中看到的本質。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鄉村中的內生秩序也正在被打破。諸如重男輕女等傳統觀念不但沒有得到改觀，一些由於鄉村家庭關係秩序失落而導致的新問題又出現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天價彩禮”。
“在‘回鄉記’中，很多同學寫到彩禮越漲越高。”在賀雪峰看來，人口流動給傳統社會鄉村家庭關係帶來了巨大沖擊，從而引發一系列家庭關係問題。“原來村莊內部有自己的通婚圈，在傳統通婚圈內部婚配時，雖然也可能出現男多女少的問題，但只有少數身體殘疾、家庭條件特別差的人才娶不到老婆，現在鄉村的傳統通婚圈被衝破了，隨著人口流動範圍的不斷擴大，婚姻的競爭變得激烈。”
“天價彩禮”背後隱含著人口流動帶來的男女通婚圈邊界擴大的邏輯，實實在在造成了鄉村社會嚴重的代際剝削。“如今在鄉村，能不能娶到媳婦取決於能否獲得娶媳婦的基本條件，比如買房、買車、出彩禮，這靠年輕人自己多半是不行的，所以父母就拼命提前為子女積攢，為他們置辦這一切，更有甚者，在鄉村中出現了年輕夫妻對老年父母非常深刻的剝奪。”
這種剝奪可能殘酷到何種程度？賀雪峰舉例說，比如買房、買車和彩禮要50萬元，父母只能拿出30萬元，剩下的20萬元由父母去借，而這份借款要由父母剩餘的勞動力去還，或者正因為父母沒有那麼老，還可以勞動，所以才可能借來錢，“就為了子女可以成家”。
“這對鄉村社會結構和家庭倫理都產生了很大破壞，但這種現象在今天的中國鄉村是比較普遍的。”賀雪峰提示道，今時不同往日，今天的村莊邊界已經開放，在社會多元化的背景下，鄉村很難再產生內生秩序。這使得解決鄉村治理、文化和社會秩序等方面的問題成為一種挑戰。
“知”，然後“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又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系統闡釋。需要明確的是，鄉村振興，首要解決的是村民群體所面臨的問題。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臺的鄉村振興政策更傾向於農業產業振興。”但這在張雪霖看來，具體實施困難重重。“在當前這樣一個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之下，農村單純靠農業產業其實很難實現致富，個別村莊或有特殊自然資源的村莊可能可以實現，但對於整體的鄉村而言，靠發展農業產業進行致富還是比較困難，畢竟目前農業佔GDP的比重不到10%。”
鄉村產業振興不是唯一道路，那鄉村振興還有什麼其他途徑和方式呢？中心的老師和同學們經過多年“回鄉記”的觀察和寫作達成一個共識，即鄉村的風貌和文化建設。
還是以鄉村留守老人為例，一些地區以此為切入點進行過有益嘗試，比如江浙等地農村早在多年前就全面推廣了老年人協會，賀雪峰在湖北沙洋、洪湖也嘗試建立老協，這些措施對於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效果非常明顯。
在打工經濟興起以前，村莊中的傳統禮儀、習俗等都保留得比較完整，再加上務農機械化還沒有時興，農民的閒暇時間較少。如今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及，農民的閒暇增多了，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相應增多，但村莊中卻少有文化性娛樂活動，這種需求和供給的嚴重不匹配，給不健康的、單純尋求感官刺激的不良文化留下了侵蝕村民精神生活的口子。
賀雪峰推廣的老年人協會為鄉村老人提供了一個可供娛樂的場所，老人們可以看電視、打牌、聊天、打球、跳舞、打腰鼓等，老協成為村莊中最熱鬧的場所，甚至吸納了中青年人的參與。
“當村莊中有一塊屬於老年人的天地時，能夠使得他們尋找到自己的位置，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們在集體互動中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和生活的快樂。”雷望紅說，對於大多數中西部地區的鄉村而言，當前鄉村振興的當務之急，是拯救村民的精神世界，為他們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娛樂，增加他們生活的意義感，降低他們生活的虛無感。這不僅對於老人具有重要意義，對於鄉村社會的維續與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張雪霖表示，在進行鄉村風貌和文化建設時，還要注意供給和需求的匹配與嫁接問題。“很多政府也在搞文化下鄉，比如在村委會開設圖書館、放電影等等，這跟村民本身的文化需求還是有錯位。”根據張雪霖的觀察，很多村委會的圖書館完全照搬城市居委會的圖書室，“把物質的基礎設施建設好了，但這跟農民的需求差距很大，利用率很低，很多圖書室根本沒人去”。如果文化建設嫁接得不好，最終可能成為擺設，並不能起到幫助農村振興文化的作用。
政府在鄉村進行的文化振興和建設說到底還是外源性的，要想真正讓資源對接到千家萬戶的村民，鄉村基層組織才是重要載體。“所以我們一直比較強調加強鄉村基層組織建設。全國鄉村是有區域差異的，每家每戶村民的需求可能也不一樣，但村幹部與村民有共同的文化和地方性共識背景，如果他們比較負責任或治理能力比較強，就可以把村莊中的文藝骨幹發動和組織起來，充分發揮村民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張雪霖強調，光靠外力不停輸入資源，村民是被動的，可能只是享受服務，但鄉村的精神風貌或文化建設，村民本身既是服務者也是被服務者，所以也要激活他們的主體性，“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作用”。
一個社會學者的新農村願景
雖然人口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鄉村社會原有秩序的失落，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但從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城鄉之間的流動不可逆轉。“農民肯定是要進城的，因為城市有機會。”賀雪峰分析到，鑑於目前農業佔GDP的比重只有大約8％，真正的發展機會在城市。“城市的持續發展和農村保持相對穩定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城鄉之間絕對意義上的同步發展很難實現。”
因此，在賀雪峰看來，看待鄉村未來的命運要分兩個不同的時期，一是從現在到2035年前後，“這個時期鄉村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大量進城尋找機會，但農民進城之後能否在城市安居，能否在城市體面生活下來還不一定，萬一進城農民在城市待不下去，他還可以回到鄉村。所以我們要保留鄉村的‘穩定器’功能”。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從城鄉結構看，2018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6401萬人，減少1260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9.58%。
“到2050年，我國邁入中等發達國家時，我國城市化率的中位數就有可能達到70%~80%。彼時，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農民再進城就會有更多的獲利機會，萬一農民進城失敗，國家的財政能力也可以給進城農民提供穩定的社會保障。當不需要保留鄉村的‘穩定器’功能時，鄉村向市民開放，市民到鄉村去尋找和山水結合起來的生活空間就有可能。”賀雪峰預言，那時的城鄉流動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互動”。
張雪霖的願景是，那時的鄉村生活可以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城市和鄉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像現在這麼失衡，鄉村也不再是落後、需要救濟的代名詞。在這種前提下，市民和村民都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可以留在農村成為職業農民，也可以進入城市生活。城市和鄉村的區別僅僅是對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
賀雪峰相信，鄉村最終會成為“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真正被振興起來的新農村。“期待‘回鄉記’可以一直做下去，那我們就可以從最微觀的每個個體的感受上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本文轉自《中國科學報》 (2019-02-13 第1版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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