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時代與最壞時代的思想潮流：新型自由主義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小說《雙城記》開篇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圖為《雙城記》（1980）劇照。
邁克爾·弗裡登
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牛津大學榮休教授。
《英國進步主義思想》
校對：張新剛
版本：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每個時代的思想理論總包含著對其時代命題的回應，19世紀的英國也是如此。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正是社會問題頻發的歲月。工業革命開啟了城市之光，卻也造成了一系列暗黑弊病：極度的貧困，普遍存在的失業，糟糕的住房和衛生條件，流行疾病的肆虐，以及不完備的教育……貴族與平民、城市商人與進城農民，都無可避免地面臨這些難題。而理論家們也在回應具體的政治經濟問題之時，展開了自身的理論變遷。正是在這期間，政治哲學思想與社會改革措施之間發生了相當活躍的“化學反應”，富有活力的社會精神氛圍孕育著一個時代的政治行動。
政治意識形態總是在某種意義上反映當時的智識潮流。恰恰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的自由主義理論發生了某種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轉向。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強調自由而非福利、警惕國家的傾向，一批新的自由主義理論家開始關注社會改革過程中的共同體和福利問題，不再將國家簡單視為需要防範的對象，而是認可其作為積極的社會援助力量。英國政治理論家邁克爾·弗裡登將這種不斷壯大的思潮稱為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因其呈現出有異於古典自由主義的視野與面貌。
20世紀70年代，弗裡登在《新型自由主義：社會改革的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核心命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如何從一個處處遭到攻擊的垂死信條，蛻變為一套銳意進取的現代化觀念。在他寫作這本書的時代，英國尚未有太多學者探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自由主義理念的轉型，而政治史學家們的興趣往往集中於自由黨的自由主義政策及其效果之類的命題。儘管弗裡登也採用了歷史學家的方法，在檔案館的故紙堆中挖掘原始材料，但他想處理的既不是政策實踐，也並非孤立的個體思想家——後者的研究範疇往往來自一張公認的“偉大思想家”的標準名單。弗裡登真正關注的是作為一種思想模式的自由主義，釐清其在社會脈絡下的意識形態本質、發展及延續性。當他將新型自由主義描述為“意識形態”時，並不是一種負面的說法，而是視之為一套中立的概念分析框架，強調概念的多重含義及其組合和互相作用。
新型自由主義，不是新自由主義
弗裡登所說的新型自由主義，顯然不同於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後者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實踐，包括削弱工會、政府降低干預、社會福利私有化、全面金融化等等，此後這種制度思路在世界舞臺上逐漸氾濫。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的代表作之一《新自由主義簡史》曾考察了作為流行話語及制度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批判了飽受詬病的社會後果，如不穩定的工作狀況、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等，但他並未在哲學理論及思想層面處理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價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新型自由主義理論面臨類似的處境。
在弗裡登看來，新型自由主義的許多主張和古典自由主義是恰恰相反的，他也不滿於今天新自由主義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窄化。他在中文版前言寫道：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s，中譯本更為準確地譯作“新古典自由主義者”）錯誤地聲稱他們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義版本，而事實上他們篡奪了自由主義之名，並使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變得枯竭。新自由主義強調了自由概念之中挑釁的、誇張的、過度競爭的面向，用狹隘的經濟學術語來闡釋自由主義對人類理性的理解，而犧牲了自由主義的其他價值，比如寬容、反思性以及對他人的尊重。弗裡登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具有更為密切的親緣關係，因為他們盲目地相信市場的自然秩序，而不承認人類的意志和行動可以改變自身環境以及支配自身的命運——的確，我們現在的新自由主義擁躉的確與19世紀末英國那些為社會改革而熱血沸騰的新型自由主義理論家截然不同。
中國國內對於自由主義的認知光譜顯然是有所偏向的，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檢視一種學說在理論及制度實踐中被遺忘的部分，對於補齊自己的歷史認知拼圖無疑是重要的。
“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
在報紙印刷大量普及的19世紀，弗裡登從即時性的報刊文章與社會政治著作中發現了豐富的智識啟發。弗裡登尤為讚許的兩份週刊《演講者》（Speaker）和《國家》（Nation），以及一些知名報刊記者和撰稿人的文章都成為他的重要研究文獻。這些理論家及媒體在當時的政治辯論之中傳播並革新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反過來也透露出自由主義知識階層的思想變遷，其中顯著的一點便是沾染上了左翼色彩。
作為旗幟性的自由主義刊物，1893年的《演講者》週刊寫道：“如果社會主義是指熱切關心廣大勞動者的疾苦……那麼，我們都是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很多人覺得當時自由主義的“向左轉”是受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競爭所驅使，後者為自由主義的先進派提供了一套現成的意識形態。不過，弗裡登並不這樣理解，他認為從智識和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是自由主義自身促成了其政治信條的轉型。19世紀80年代末，自由主義者所關切的社會主義理念，首先與倫理領域相關，其次才與經濟領域相關。比如一些關注勞動問題的自由主義者將社會主義的含義等同於“處理社會問題的英國方式”，而“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的聲明也會出現在一份公開對抗組織化的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事實上，在19世紀末的時代氛圍下，很多互相對立的政治群體都在宣揚自己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在弗裡登看來，許多被習慣性地歸於英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措施，是由新型自由主義者獨立發展而來，或者被融入了他們的觀念之中。
這些所謂的新型自由主義者是誰呢？他們其實是英國一批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迫切的時代命題與工業革命的代價使得自由主義者開始關心人民狀況，變得更具社會意識。他們把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信條，與19世紀末當時非常重要的科學和倫理思潮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支持社會改革的新型自由主義。
中產階級一直是傳統自由主義者的堡壘，然而新型自由主義者曾一度覺得“中產階級的不滿已經不再重要”，他們批判教育、禁酒和廢除國教這類典型的中產階級議題，將興趣轉向更為普羅大眾或工人階級的方向。不過這批人強調的仍是作為整體的人民，而非分裂為各個階級的社會，他們的自由主義共同體理念也是以此為先導的——顯然，這種淡化階級的共同體觀念也是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
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反思
今天我們再讀《英國進步主義思想》時面臨一個有效性的問題：當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撒切爾政府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展開大規模的社會福利私有化之時，弗裡登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型自由主義的進步性研究儼然已是一種對於失落遺產的追溯；而在歐洲民粹興起、黃背心等事件頻發的西方當下，新型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貌似退出政治舞臺的思想（或是歷史之中的實踐），又有什麼樣的現實回應能力呢？新型自由主義還能像19、20世紀之交那樣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主流思潮嗎？面對失落的社會改革遺產，除了肯定和緬懷，還有連通現實的建設意義嗎？
時代似乎給我們開了個玩笑，在21世紀西方取得勝利的是具有古典自由主義特徵的新自由主義者，而不是新型自由主義者。弗裡登必須面對這一現實，作為西方建制思想的自由主義未必按照他所認同的進步方向演化。因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流行並非是由於其具備了十足的真理性，而是由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促成和決定的。弗裡登似乎過於侷限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內部脈絡，他強調倫理責任，對新型自由主義有很高的評價：“它專注於具體的社會弊病而又沒有陷入烏托邦主義，但它的社會觀點和計劃是積極而有力的”，但這種讚許卻未能有效直面一種進步性的思想是如何伴隨時代改變而消退的。只有熟悉並有能力回應當下社會生活和政策關鍵論題的意識形態，才是真正富有時代精神與活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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