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大多数是在抗议运动和民权运动兴起之后抵达的（或者是本土出生或者是迁移而来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倡导所谓民权的政治机构基本上都采取提供经济或道义的援助，提供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等办法，大大缓解了波多黎各人在过渡时期的各种困难。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民权机构在使波多黎各人适应美国社会方面显得并不特别重要，而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改变现存的教育、就业标准或其他方面去了。美国法院也通过取消选举条件中对语言的要求，规定在学校里开设西班牙语班级，并在就业和升学的标准上，基本支持不以能力而以人口统计为基础的所谓“代表性”等办法，帮助了这些趋势的发展。
这产生的经济效果，目前还不清楚。但肯定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比起一些在此种政治趋势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之前早就来到美国的极端贫困的族群（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来，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较快的。
种族问题的日益政治化，也使得波多黎各人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与很多别的族群对立起来。这些族群往往具有历史更悠久、地位更巩固而且更富有经验的组织，这些组织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推动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在遭到波多黎各人团体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办法。比如被城市复兴计划赶出家门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上就高出其他族群很多。在工会倡导下制定出来的最低工资的法律，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就包括数以十万计的波多黎各人找不到饭碗。行业执照的法律和其他许多由政府设置的障碍，都使刚到美国的人难以进入任何领域。总之，要衡量政府和福利设施对波多黎各人的影响，不能仅以他们从中获得好处的福利计划为依据，或以明文规定为少数族群谋利的福利计划为依据，这样做都是很片面的。
閱讀更多 德睿懿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