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事
這本書不是小說，不是傳記，不是論文，而是事實記敘之一種。這一種區別於別一種者，在於筆法上雜取種種，有人物，有故事，有場景，有命運，亦有數目字和觀念之辨析。從以下材料的運用上，可以看到作者對史實的尊重：
《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
1949年春夏之交，一個叫徐子為的上海收藏家閒逛地攤，覓得兩冊字跡漶漫的日記手稿，所記皆二十年前南京國民政府初立時的財政金融事。再細翻看，才知日記主人是金融財政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中央銀行前總裁張嘉璈。其時，張嘉璈已帶著家人前往香港，這兩冊日記手稿估計是行前倉促，不慎失落的。徐君雖被不久前的金圓券改革搞得囊空如洗，還是咬咬牙把這兩冊日記手稿買下。此即今上海圖書館藏張嘉璈手寫日記，所記為1927年、1928年和1932年的部分時段。
1953年，張嘉璈輾轉赴美，後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聘為中國經濟高級研究員。張嘉璈的回饋之禮，是向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捐贈了自己的部分著作和日記手稿。1979年張嘉璈去世後，遺孀周碧霞又捐贈了剩餘的日記手稿。這些日記手稿今藏於胡佛研究所內的張嘉璈私人檔案中，共六盒，三十四本，起止時間為1935年6月至1979年10月，涵蓋了張嘉璈被國民政府借金融統制之名逐出中國銀行後的主要經歷及晚年旅澳、旅美生活。
曾在中國銀行服務多年的學人姚崧齡，受張嘉璈生前之託完成的兩大冊《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即是在充分引用譜主“日記、自述、談話紀錄、演說辭、專題論著、條陳、文告、公牘、私人信札及新聞報道等原始資料”基礎上編纂而成，於民國金融史、財政史、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保存了大量信史。唯因東西暌隔，上海圖書館藏的張嘉璈日記手稿在姚著年譜中基本闕如，這是應予說明的。
張嘉璈的《中國鐵路建設》，敘述1935年以前中國鐵道事業發展的歷史，以及抗戰中的鐵道運輸和抗戰後的鐵道發展，曾由美國John Day公司在戰時出版，商務印書館於1945年出了中文初版，商務總經理王雲五作序。另一部專著《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於1958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出版，1986年，文史資料出版社曾出版由楊志信摘譯的一個簡體中文選本。
張嘉璈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時撰寫的《東北接收工作日記》(起止時間為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4月30日)，涉及二次大戰結束時中國東北的經濟形勢，中蘇關於收回東北歷次談判，日記手稿曾由他本人於1974年捐贈給胡佛研究所，並與時任所長康培爾約定，該部分日記於十年後公開。日本學者伊原澤周編注的《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即以此為底本，中文簡體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
姚崧齡的《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曾收入傳記文學叢刊(之六十五)，由傳記文學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後將之收入“民國文獻叢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簡體中文版。
《陳光甫日記》《陳光甫日記言論集》
何謂銀行家？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5年出版的《增訂商業辭典》中說：“經營銀行之人物也。即銀行中施活動機關之首腦者。銀行中全部之事務人員及伕役均不能稱為銀行家。”近世中國銀行家，有撰寫日記習慣的可謂鳳毛麟角，大概僅張嘉璈、陳光甫、周作民、貝祖詒數位。
陳光甫身為“南三行”領袖人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旅行社創始人，抗戰初期又兩度赴美，成功進行桐油、滇錫借款，其歷時20餘年的私人日記，蘊藏著涉及中國近代史各個領域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其人又好學敏思，長於觀察，日記中對各路政商人物的觀感，為今人審視那段歷史提供了別一種視角和鮮活的佐證。上海檔案館編的《陳光甫日記》，由該館金融史家邢建榕、李培德兩先生合作編注，據編選者言，其根據，一是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二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保存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資料及陳光甫私人文書。日記整理者除對相關的名詞、事件、人物做有註釋外，還插配了許多取自陳光甫私人檔案的圖片。
其分冊內容依次為：旅漢日記(1928年)，滬寧日記(1928年)，旅歐日記(1929年)，視察日記(1930—1931年)，淞滬日記(1932年)，白銀日記(1936年)，南京日記(1947年)，南行日記(1948年)，曼谷日記(1949年)，香江日記(1949—1950年)。
新近出版的《陳光甫日記言論集》，系“上海市檔案館藏中國金融變遷檔案史料彙編”之一種，除日記外，還收錄了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於1949年編輯出版的《陳光甫先生言論集》。可惜的是在日記部分未收1947年、1948年、1949年(10—12月部分)和1950年。據上海檔案館選本的編者介紹，這四年的日記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
據該大學網站介紹，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自1958年開始，即著手進行近代中國名人的口述歷史工作，其入選範圍為政府高級官員、社會知名人士等。據此原則，哥大東亞研究所對十七個民國時期的人物進行了採訪，整理了他們的口述回憶，其中陳光甫的口述回憶有167頁。據稱，陳光甫本人還向哥大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捐贈了部分私人文書，約三千件，其中一部分為1936年至1942年他所參加的對外借款、貿易談判文件，另一部分為未刊日記(1942—1950年)、回憶、函札和筆記等。
《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亦云回憶》
黃郛不是金融圈中人，但他卻是1927年蔣介石尋求江浙銀行家支持的重要橋樑，與張嘉璈、陳光甫、錢新之等銀行家交情深厚。《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由專注於民國人物研究的沈雲龍先生編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出版。該年譜長編的編纂，依據的是現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及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的黃郛檔案。該檔為縮微膠捲，由黃郛夫人沈亦云提供的文件拍攝，大量為1924年後黃郛與各路政要們的往來函電。
出身於嘉興東柵欄一個書香世家的沈亦云(原名性真，後改署景英，字亦云)是黃郛的結髮妻子。黃郛去世後，亦云一直都在莫干山繼續先夫的鄉村改造計劃，直到1950年後赴美定居。《亦云回憶》引用了大量文件，披露了其夫黃郛參與處理一系列要案的幕後真相，歷來為學界所推重，傳記文學出版社收入“傳記文學叢刊”於1980年出版後，簡體中文版由嶽麓書社於2016年出版，收入該社“傳記文學書系”。
在哥大東亞研究所的口述史訪談中，沈亦云的口述史料489頁，僅次於胡適的786頁，其文字頗清麗可喜。
《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One Family, Thre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Percy Chen英文書名：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Chinese Revolution。
陳丕士和陳依範是外交家陳友仁的兒子，兄弟倆的英文名字一個叫彼特(Percy Chen)，一個叫傑克(Jack Chen)。他們是中法混血兒(可能還有四分之一的非洲血統)。
1927年夏天，剛到中國的兄弟倆受父親陳友仁指派，花三個月時間穿越茫茫戈壁，護送第三國際顧問鮑羅廷一行回莫斯科。來中國前，他們家在天堂般的特立尼特島上，有包括一個海灣、一個種植園、數棟別墅的龐大產業。哥哥陳丕士是英屬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西班牙港的一名執業律師，小名傑克的弟弟陳依範，是倫敦一所大學一名喜好藝術的學生。
陳丕士在回憶錄《中國召喚我》(簡體中文版由商務印書館於1983年出版)中記述了他和一群失敗的革命者穿越戈壁的驚人之舉。那時他還只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喜著國民革命軍軍官服，英氣勃勃。在歐洲轉了一圈後，他於1946年到香港，重新執律師業。弟弟傑克後來作為漫畫家和記者先後在蘇聯和英國工作。抗戰時期，傑克發起了一次藝術巡展，把中國畫家反對日本侵略的畫作帶至蘇聯和歐美的許多重要城市展出。這是把中國革命藝術第一次介紹給世界。他因此成了黨的朋友，後來還創辦了新華社倫敦分社。
《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的作者陳元珍，是陳依範的妻子。書的中文名借用了當年“鐵腕”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大名，似乎是一部個人傳記，其實寫的是陳家三代人的故事，他們家族曾經的光榮和遭受的挫折。陳元珍是上海人，學過電影表演，1949年後進文化部電影局做了一名文學編輯。1971年，他們一家才去了美國。陳依範講學之餘，著有《美國華人史》《在上樂村的一年》等。1995年陳依範在加利福尼亞去世，陳元珍定居加州伯克利，後來出版有自傳體小說《龍村》(The Dragons Village)。
《陳潔如回憶錄》
做過八年蔣介石夫人的浙江鎮海籍女子陳潔如，在1927年冬天蔣宋聯姻前被解除婚約。居間說項的是虞洽卿和他的女婿，一個叫江平的滬上律師。她回憶錄英文打字稿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藏有摘要本，內容為陳潔如與蔣介石結婚至離異的回憶。1992年以來，《傳記文學》連載了該回憶錄節譯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於1993年出版的《陳潔如回憶錄》可能就是該節譯本的簡體中文版。
《上海銀行家書信集：1918—1949》
上海市檔案館庋藏的民國時期上海金融檔案，其數量之大內容之宏富，可為國內之首，涉及銀行達一百七十餘家。如按收藏數量次序分，依次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金城銀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大陸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中南銀行、浙江第一商業銀行、鹽業銀行等。本冊所收銀行家書信、電報，系編選者從各家金融機構檔案中遴選而出，張嘉璈、陳光甫、李銘、葉景葵、宋子文、孔祥熙、唐壽民、錢新之、周作民、楊介眉、吳鼎昌、貝祖詒、徐新六、杜月笙、資耀華、徐寄廎等銀行家和政商要人們函電交馳，交織成一幅從金融視角呈現的中國現代史。因信件的真實性、私密性，從中亦更能體現銀行家的心路歷程，並揭出某些公共性事件背後的幕後秘密。
《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江浙財閥”這個稱呼是日本學人發明的，後經美國曆史學家帕克斯·M.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在這本書中引用廣為人知。這本書講述了國民黨全面統治中國的十年間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的聯合，以及這場政商聯姻帶來的無休止的惡果。
上海商業階層在1927年後雪消冰澌般的速朽圖景，這本書所作的呈現是開創性的。儘管在事實的展開上還是粗線條的，但它更大的意義在於方法論上的啟迪。正如政府以政治力量推行經濟勢必造成災難，反過來，商人與政治媾和，試圖賺取權杖上的利潤，更要以喪失商業的獨立性、喪失商業現代化的契機為代價。從隨後二十年(1927－1949))上海銀行家和實業家們的沉浮可以看到，這個曾經最靈敏、最具活力的精英人群，在政客們一場場的豪賭中已淪為桌上的籌碼，一個高度集權社會的到來，讓曾是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變得無足輕重，稱之為中產之死也毫不為過。
和本書一樣對作者有著方法論啟迪意義的，是法國曆史學家白吉爾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Marieclaire bergere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若沒有史家的辛勤爬梳，也就沒有了今天的歷史寫作。對史實的尊重，亦即對史家的尊重，在此，謹向楊天石、邢建榕、馮筱才、洪葭管、郭太風、吳景平、王正華諸位先生深表感謝。若有引述失當之誤，皆由作者文責自負，與諸位先生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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