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林油畫作品《科學的春天》（局部）
經歷過嚴冬的人，更容易感受到春天的溫暖。40年前的那個春天，對科技工作者而言，尤為不同。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那一刻迎來了命運的轉折。
1978年3月某日的上午，徐匡迪正帶著工農兵學員在上海第五鋼鐵廠進行爐前勞動。突然，喇叭裡傳來聲音，讓他去厂部辦公區一趟。當時，他的身份是上海工業大學一名工作了近20年的助教。
到廠辦後，他被通知馬上去北京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這個會議就是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後來其被視作“科學春天”的序幕。
40年後，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中國科學院院刊》採訪時曾說：“像我一樣的中國千百萬知識分子，在科學的春天裡，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被徹底改變。在隨後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大家抓住這難得的機遇，努力學習和工作，大展身手，踐行了中國知識分子‘知識報國’的理想信念。”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
尊重知識、崇尚科學，現在看來已是常識。可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當鄧小平同志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兩個論斷時，不啻為一聲春雷。
在很長一段時間，知識分子的地位處於“左右”搖擺的狀態。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這一問題更是愈演愈烈。對此，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科院院士趙忠賢有著切身體會。在一次座談會上，他曾回憶過自己在“文革”時的遭遇。那時，他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參與一項國防任務。雖然這項工作十分辛苦，但他依舊努力完成。可在和別人因工作的問題而發生矛盾後，竟被罵“你個臭知識分子！”
那十年，科技領域成了重災區，我國的科技體系和組織體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這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如何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問題又擺上議事日程。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更好地凝聚人心、鼓舞士氣，於是有了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
“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把科學技術擺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我國科技領域開始全面復甦。”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柳卸林表示。
在科學的春天裡，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工作者開始擺脫精神的枷鎖，迎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為了徹底清除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1978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發出了《關於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
該意見要求，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到實處。其內容包括對知識分子隊伍應當有一個正確的估計；繼續做好複查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要對知識分子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努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等。
從恢復元氣到提出“面向、依靠”方針
不僅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全國科學大會還審議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以下簡稱《八年科技規劃》），勾勒出一幅奮鬥藍圖。
1978年以前，我國繼承了蘇聯計劃式的科技發展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企業、科研院所、高校、國防科研是相互獨立的結構單位，通過計劃手段來組織協調科技項目，實施技術轉移。
隨著國家戰略重點向經濟建設方向轉移，科技工作的方針和政策也開始向經濟建設方向調整。1980年12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會議肯定了全國科學大會後我國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績，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科學技術與經濟結合不夠緊密。
緊隨其後，“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指導方針（簡稱“面向、依靠”方針）在1982年被提出。在這一方針指引下，國務院成立了科技領導小組，從宏觀和戰略層面統領全國科技工作；對科研機構管理制度和職稱制度進行了改革探索，一些科技人員開始走出院所和高校的“圍牆”。
同樣在1982年，當時的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對《八年科技規劃》進行了調整，制定了《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科學技術攻關項目》。這是我國第一個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國家科技計劃。該計劃自1983年實施以來，在科技促進農業發展、傳統工業技術更新等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科技向經濟靠攏的過程中，有著強烈計劃色彩的科技體制逐漸表現出不適應。比如，科研機構由政府直接控制，缺乏自主性；行政干預過多，不利於科研人員發揮主動性；科技研發以任務為導向，缺乏經濟利益的激勵等。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顧淑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制定和實施政策的過程其實是個‘試錯’的過程，在‘試錯’過程中總結出的經驗將指導後續的改革工作。”
改革正式進入全面啟動階段
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的背景下，作為全面改革的一部分，科技體制改革隨之被提上日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頒佈。這標誌著，經過1978年以來的探索和醞釀之後，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正式進入全面啟動階段。
《決定》指明瞭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首當其衝的便是撥款制度的改革，按照不同類型科學技術活動的特點，實行經費的分類管理。比如，對技術開發類的科研機構，在三五年內逐步削減事業費，直至完全或基本上停撥；對基礎類的科研機構，撥給一定的事業費，實行基金制，通過基金對項目給予支持等。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設立，是撥款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1986年，國務院印發《關於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通知》，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基金制度正式誕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李靜海曾撰文指出：“這是我國科研經費從‘計劃分配’向‘競爭擇優’過渡的一個里程碑。”
開放技術市場是科技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點。“技術成果是不是商品，一度是有爭議的。而這次改革，在政策和法律層面都承認了技術成果也是商品，提出建立按照價值規律有償轉讓的機制。”柳卸林指出。
此項改革措施一時間讓技術市場異常火爆，當時的市場反應給柳卸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憶道，一些地方紛紛蓋起了技術市場交易大樓，看上去比當地科委的樓還要漂亮。
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中國經濟體制開始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階段。在這種形勢下，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隨之有所調整。1994年，當時的國家科委等聯合發佈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要點》。
“新的改革方針被概括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一方面，穩定支持少部分的基礎性研究和基礎性技術工作；另一方面，大量放開、放活技術開發機構、社會公益機構、科技服務機構等。”柳卸林說道。
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要求，人員分流和結構調整被視作是體制改革突破的關鍵。在新形式下，科技體制改革持續向縱深推進。（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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