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國社會並不重農抑商，相反我們的祖先很擅長經商
大約4000年前的先商時期，位於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長做生意。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把牛、馬等牲畜用於運輸，進行跨區域的貿易。
從此商族的生意人遍佈天下，甚至壟斷了貿易，以至於人們把做生意的人都稱為商人，商人從一個民族的名稱演變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詞。
藉助發達的貿易，商族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銅，創造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甲骨文，以強大的國力推翻了夏族人的統治。可以說，生意人（商人）才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如果把夏商時代的商人消滅，我們可能會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樣，一直過著半遊牧、半農業的生活，只有文化而發展不出文明。
到了周朝，商族人雖然被推翻，周人也沒有認為商人需要抑制，或是商人比農民地位低的想法。《周書》指出：農民不生產，就會缺乏糧食；工匠不生產，就會缺少器具；商人不經營，糧食、器具、資本這三寶就會斷絕；管理山澤的人不生產，社會財物就會缺乏。
重農抑商是到了戰國時代，才由商鞅變法正式確立，商鞅在變法時規定：
致力於農業生產，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因從事工商業及懶惰而貧窮的，把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為官奴。
商鞅提出重農抑商的時代背景是東周社會遭遇了馬爾薩斯陷阱，在進行巨大的社會轉型。各國的土地供應陷入停滯，大量的新增人口無法獲得足夠的土地來養活自己，引發諸侯國的社會動盪。為了解決土地供應的危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變得更加血腥，從春秋時代以搶奪土地和人口為目的的兼併戰爭，演變為以殺人奪地為目的的滅國戰爭。
而秦國則在商鞅的帶領下，走上了重農抑商的改革之路，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暫時解救了秦國，卻把中國從封建社會拖入了中央集權社會的泥潭，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轉折點。
軍國主義的“重農抑商”
秦國軍隊之所以能橫掃六合，又在秦始皇統一後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於重農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農抑商的必要手段。
以下並不是指責“商鞅太笨，我幹更好”的上帝視角。商鞅變法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是當時僅有的選擇之一。但是現代的教科書、影視文藝作品對商鞅變法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很少會提及變法產生的嚴重毒副作用，以及對後世的負面影響。而這正是下面要指出的，希望大家兼聽則明。
商鞅的“重農”其實是給百姓套上了無形的沉重枷鎖。利用戶籍政策、連坐制度，限制了人們的遷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待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終年的勞作。政府還通過律法給百姓下達了固定的農業生產任務，並強制要求必須完成，否則嚴懲。
商鞅的“重農”還有一個重要組成就是愚民政策。不讓農民接受教育，沒有知識和能力去選擇其他職業，只能專心務農。
這些政策與其說是重農，不如說是牢農。以犧牲百姓的職業選擇自由為代價，來滿足秦國發動侵略所需要的龐大軍糧後勤需求。
商鞅的抑商政策對商人進行了多重的限制。政府對商人徵收重稅，使企業經營變得困難。如果商人經商失敗，還要懲罰商人的妻子、女兒賣身給政府為奴。在這樣的高壓下，誰還敢去冒險創業，商人所能創造的就業必然大幅減少。沒有了多樣化的社會上升通道，人們只能選擇老老實實在家務農。
但是馬爾薩斯陷阱是繞不過的，秦國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當現有的土地分配完了，大量的年輕人從哪裡獲得土地？
商鞅早就提供瞭解決方案——靠軍功。在商鞅變法中，重農和抑商都是在對人的自由進行限制、封堵，唯獨軍功制度是激勵和上升通道。
商鞅已經給年輕人準備好了就業崗位，崗位職責就是殺！殺人！殺更多人！
崗位的績效考核也很明確和量化，KPI就是人頭數。翻看一下《商君書·境內》，全是按照人頭數量計算軍功。殺人越多，軍功等級越高，獎賞的土地、財富越多，家庭的社會地位就越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幸福取決於他殺人的數量，還有比這更畸形的社會制度嗎？
所以商鞅變法就是一項血腥的軍國主義制度改革，導致的結果就是把整個國家變成瘋狂的殺人機器！
但是這個激勵制度是粗暴而高效的，秦國通過收割人頭，國家機器進入了土地擴張的“良性循環”。秦國的勝利就是六國的滅頂之災，秦軍所到之處，屍骨如山，血流成河。有人根據史料估算，僅僅白起就屠殺了120多萬人，整整是南京大屠殺的4倍！
更可怕的是，隨著秦國人口的增加，虎狼之師的數量也在增加，所以六國覆滅只是早晚的問題。
長平之戰，為什麼白起要屠殺40多萬已經放下武器投降的趙國和上黨軍民？
如果要是為了掠奪人口，根本不需要屠殺這麼多人。即使是害怕這些戰俘兵變，也沒有必要全殺死，充當奴隸也行。
就是因為軍國主義政策，在軍功獎勵、對敵威懾和後勤壓力下才需要屠殺手無寸鐵的戰俘。
士兵需要人頭來獲得軍爵。為了圍困住趙軍，秦昭襄王還親自跑到離戰場最近的河內地區，給百姓進封民爵一級，徵發當地15歲以上男子全部去長平支援。而民爵一級就意味著獎勵田地一頃、宅地九畝。軍爵和民爵都要獎賞土地，這些新的土地從哪裡來？只能靠殘暴的屠殺40多萬趙國和上黨軍民來獲得！
至於對敵威懾和後勤壓力，限於篇幅不再展開，還是建議閱讀《為什麼先秦時代都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軍會戰，到了明清卻縮水成幾萬十幾萬？》。
為什麼秦朝的壽命很短，僅僅維持了15年？
六國覆滅後，秦國並沒有逃脫馬爾薩斯陷阱，相反秦國像黴菌一樣完全佈滿了培養皿，統一六國後沒有更多空間來征服了。
秦始皇不僅沒有進行經濟轉型，進行社會系統的升級，反而變本加厲的推行重農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隸一起充軍到邊塞屯邊。
秦國建國初的人口約4000萬人，沒有了戰爭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數型增長，土地快速飽和、工商業停滯不前，這些年輕人他們的就業需求如何解決？
秦始皇也努力過，凱恩斯主義的措施都用上了。修秦直道、建萬里長城、北伐匈奴、開靈渠，南征百越、蓋阿房宮、挖驪山陵墓……但是這些戰爭和工程只能解決一時的就業問題，根本無法持久。
圖片來源：秦始皇陵暗藏世界最大土木金字塔(組圖)
年輕人沒有工作就沒法養活自己，盜匪猖獗、流民四起，流民的搶奪造成更多人無家可歸，引發更多流民的雪崩效應，終於讓表面上很強大的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後瞬間瓦解。
是不是戰國土地承載能力有限，糧食產量無法支撐剩餘人口去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重農抑商呢？
土地承載能力的確是有限的，這也是馬爾薩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國土地的承載能力遠不是戰國時代的4000萬人，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而這樣的提升空間只能靠發展工商業來獲得，而重農抑商只能壓縮其空間。
我們知道漢朝的工商業政策比秦朝要寬鬆，取消了很多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限制，在文景中興和昭宣中興時代出現了極大的繁榮，人口從漢初的1500～1800多萬增長到西漢末年的6000多萬。唯獨在重農抑商最嚴重的漢武帝時代出現“戶口減半”。人口出現負增長，40多年裡，從3600萬降到3200萬，損失了1558萬人口。
中國歷史上最開放、自由的時代是唐宋時代。唐朝的人口頂峰時期接近8000萬人，宋代更是僅用了百餘年，就猛增到1.4億人。在美洲作物進入中國前，這是中國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還是奉行重農抑商，是絕不會達到這樣輝煌的成就的。
為什麼唐宋之前的朝代沒有突破？
我認為之所以沒能突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是工商業基礎較差。
我們以農業工具為例，即使有人發明出了更先進的農業工具來提高農業生產力，但新農具無法量產，因為缺少規模化的工業基礎來降低製造的成本（例如鐵的成本）。運到客戶的手裡的成本也很高，因為沒有發達的商業網絡來擴散（例如分銷渠道）。新農具的銷售價格就降不下來，農民買不起，好的農具不能普及，農業生產率當然也提升不上去。
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再舉個現代的例子，例如你在朝鮮設計出一款手機，但是沒有中國發達的重工業、沒有齊全的製造業、沒有繁榮的華強北、沒有方便易用的淘寶、沒有四通八達的快遞等一系列的工商業基礎作為配套，這個手機在朝鮮是很難造出來的，造出來也不是普通人能買得起的。
不僅新農具是這樣，新化肥、新燃料、新武器、新戰艦……等等，都會因為工商業的瓶頸而發展緩慢。
所以根其原因還是長期對工商業的抑制作怪，而不是我們的土地承載不了更多的人口。
工商業再發達不也只是加強了流通嗎？糧食並沒有增加，怎麼能說工商業提高了土地承載能力呢？
我們對商業的最大誤解之一就是認為商業只促進了流通，沒有增加糧食產量，也就是商人不創造價值。從古代先賢、帝王，到現代的馬克思等社會精英都有這樣的誤解。
其實工商業對農業產量有極大的推動，商業的作用就是為農業增加一整套的系統。舉個例子，我們可以把農業看成發動機，而商業就像是我們圍繞發動機接入了各種設備，最終把發動機打造成了一輛完整的汽車。同一臺發動機，好的系統設計可以發揮出90%的發動機功率，差的設計可能只能發揮其10%的功率。例如韓國和朝鮮就是鮮明的例子，在民族、歷史、經濟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發展出效率差別極大的社會系統。
過去人們看待經濟非常片面，就像一個人的眼中只看到發動機，不在乎傳動系統，因為汽車的傳動系統沒有製造動力、只是輸出動力。因為他們的知識和工具有限，無法從整個系統的視角上看經濟！
我們知道，汽車設計師雖然都很重視發動機，但絕不會忽視傳動系統的設計。相反，好的設計師會設計出最能發揮整車性能的傳動系統。同樣，工商業並不是只加強了流通，工商業幫助農業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產量。
首先從供求關係看，商業是農民增產的動力源泉。
糧食有更多剩餘才可以換來更多的財富，但是如果沒有商業作為中介者進行交換，農民是得不到財富的。甚至剩餘的糧食多了，不僅不能換來財富，反而會使已有的糧食大幅貶值。因為一個地區的糧食消費量有限，糧食剩餘多了價格就會下跌，糧食交換其他物品的購買力就下降。只有靠商人及時把糧食外運到缺糧的地區去進行套利，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換來財富，避免過多庫存導致的財富貶值。
然而在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禁止商人買賣糧食，這就讓農民增產的動力就會減少。而且農民只能選擇和政府做交換，沒有其他選擇，政府定的價格無論高低也只能接受，沒有議價的空間。對農民積極性的打擊必然會極大的影響糧食產量，這在大躍進時代已經被反覆證實。
其次商業是農業灌溉設施建設的推動者。
灌溉對提高農業產量的作用極大，灌溉條件好的是上田，差的是下田，產量相差一倍。也就是說灌溉覆蓋率越大，產量翻番的土地越多，承載的人口也可以翻番。但是灌溉設施建設需要大投入，原來政府用徵徭役的辦法來建設水利，但這隻能滿足乾渠建設。最關鍵的是毛細血管一樣的支渠和送到田間地頭的小渠，以及水閘、水車等大量水利設備的配套和日常維護運營。這些工程的工程量和資金消耗甚至超過乾渠，誰來掏錢建設和維護？
這時商業的作用就體現出來，提供貸款、提供水利設備以及維護運營等大量工作，由資源多的商人來做效率會更高。因為水利雖然投入大、回報週期長，但卻是風險小、收益穩定的資產。沒有商人的參與，乾渠的灌溉覆蓋率就提高不上去，即便短期提高了，也做不到長期維持。這樣看，商業就像人體內的分支血管和毛細血管，為遠離主血管的組織提供養料。
商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新工具、新物種的交換。
例如鐵質農具，雖然在戰國就已經存在，但直到漢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為漢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時代，放鬆了對商人的限制，允許商人開採礦山和冶煉鋼鐵。這在戰國是絕不允許的，因為鹽鐵屬於政府絕對壟斷的領域。礦山放開後，漢朝很快就誕生了大量富可敵國的冶金大王。市場的競爭讓鐵器的價格快速降低，鐵器的零售網點也大量增加，這才讓鐵製農具得到大範圍普及。
還有新物種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靠政府或是農民，則推廣的速度極慢。我們知道宋代之所以能達到1.4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島的占城稻，將水稻收穫週期從180天，縮短到60天，可以一季二、三熟，這個增產是極為可觀的。
為了證明商業對流通的加速作用，再來看一個證據，就是小麥傳入中國。
小麥的原產地在中東地區，大約4000多年前的夏商時代傳入中原，其傳播路線就是後來的絲綢之路。小麥從西向東跨越萬里的傳播過程也是商人的功勞，和政府無關，因為那時候在中原地區才剛剛開始形成城邦國家。這條貿易路線建立的時間比張騫出使西域早2000多年，也就是說不需要政府的推動，長途貿易完全可以靠商人來自發和高效的完成。
順便說一下絲綢向西方傳播的時間問題。很多人的慣性思維是，絲綢之路是在公元前139年由西漢的張騫開闢，這是教科書上的說法，強調的是漢武帝政府的干預作用。但實際上絲綢之路至少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就已經開闢，《自然》雜誌1993年3月的一篇論文就介紹了考古學家在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的木乃伊上發現了絲綢，其年代相當於商末周初。這裡並不是否認張騫的價值，而是為了突破既有的思維天花板，強調商業的效率遠遠高於我們的想象。
好吧，光說這三點就夠了，商業對提高農業產量有極大的影響，抑商只能減緩農業增產，而商業也絕不是加強流通這麼簡單，商業為農業提供了更完善的外部系統，可以極大的促進糧食產量。
腐敗橫行是抑商政策滋養出的另一個毒瘤
把商人貶低成最低賤的階層，在各個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錢的時候敲商人的竹槓，想方設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於權力腳下，蛻變為壟斷性官商，成為權貴的提款機。
官商不僅是腐敗的土壤，更阻礙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腐敗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貪官前仆後繼的湧現。這個現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2000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是中國社會無法根除的毒瘤。
沒有商人願意放棄自主權和自尊心去刻意討好權貴，但是如果權力可以影響企業的發展、甚至生死，從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權力的大腿當然是最好的市場競爭策略。所以腐敗才會滲透到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即使殺光所有貪官、完全改朝換代，腐敗仍然會捲土重來。
如果社會是另一個樣子：商人從來不怕官員，卻懼怕消費者，擔心自己的員工。這樣的社會，賄賂官員不會有多少回報，老百姓不擔心食品安全，員工也不擔心權益被老闆侵吞。這樣的社會還需要天天喊嚴懲腐敗官員、整頓黑心商家和為農民工討薪嗎？
是不是因為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對齊國和秦國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分析。
先看齊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齊國建國時，姜太公的封地在濰坊昌樂，昌樂東北靠海，是泥質灘塗，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
司馬遷說：那裡的土地都是鹽鹼地，人口也非常稀少。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所以無論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還是人口數量，齊國的條件都很差。
再來看秦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不同於現代人對中西部經濟落後的印象，在古代，秦國所在的關中地區，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夏商周時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貿易中心，非常適合經商。
司馬遷說：關中地區雖然面積只有天下的1/3，人口也不到30%，但擁有的財富卻有60%。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馬遷分析原因如下：
關中地區坐擁良田千里，從堯舜時代就是最肥沃的農田。周文王、周武王在關中建立豐京和鎬京，並迅速崛起。關中的百姓不僅善於耕種，而且民風淳樸。
春秋時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國的首都建在陝西鳳翔，因為這裡地處甘肅和巴蜀貨物交流的中心，商賈雲集。
戰國時代，秦獻公遷都陝西臨潼，而臨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東邊則和山西地區接壤，所以這裡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陽治理秦國，漢朝在旁邊建立長安城作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關中，地方小、人口多，這麼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適合從事商業。
關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巴蜀的南邊是雲南，那裡出產奴僕。巴蜀的西邊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裡出產滇馬和犛牛。巴蜀地區四面閉塞，通過四通八達的千里棧道與周邊相通。關中則控制了褒斜道棧道的出口，巴蜀通過這裡用他們豐富的資源來換取他們稀缺的資源。
天水、隴西、慶陽、榆林和關中的風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與西域聯通，向北則可以獲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馬匹，那裡是天下畜牧業最發達的地區。可是這些地方的地勢都很險要，只有長安是他們對外交通的要道。
通過司馬遷的分析，我們知道秦國所在的地區是周邊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關中附近交匯，這樣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建立貿易中心發展商業。
這麼好的資源，如果讓管仲來治理秦國，肯定會比在齊國更如魚得水、風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國沒有管仲，他們選擇了商鞅。
所以說，“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這樣的說法完全不成立。事實上沒有比秦國更適合發展工商業的了。
抑商的幽靈徘徊中國2000年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是重農抑商的思維定勢依然沒有消除，相反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特別是漢武帝時代不僅重新強化了重農抑商政策，還支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原本互相競爭的多元化思想變成了儒家獨大。
- 重農抑商導致國家的工業不能升級，
- 工業不能升級導致製造不出強大的武器，
- 沒有強大的武器只能被遊牧民族反覆的蹂躪，
- 政府為了抵禦遊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窮兵黷武，
- 窮兵黷武需要大量的後勤軍糧，只能變本加厲的重農抑商，
這就是中國2000年沒有走出來的惡性循環。
漢武帝雖然武功卓絕，但是窮兵黷武直接導致西漢的人口減半。《漢書》指出，武帝雖然有攘四夷擴大疆土之功，但多殺士眾，耗盡人民財力，奢侈無度，天下空虛，百姓流離失所，死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武帝死了15年後，財政積蓄還無法恢復，對百姓無恩德，不應為他立廟樂。
漢武帝到了晚年終於幡然醒悟，下《輪臺罪己詔》，給經濟鬆綁，才讓漢朝沒有步秦朝的後塵。但是後世的人們沒有把漢武帝的教訓引以為鑑，只記住了漢武帝的“開疆拓土”和“雄才偉略”。
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一定是商業最繁榮、思想最開放的時代，例如漢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時代總會出現窮兵黷武、迫害商人、壓制思想、閉關鎖國，例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和不敢說。
結論
商人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商業為農業提供了完善的外部系統，可以極大的提高糧食產量。
商鞅變法的“重農抑商”把秦國變成了收割人頭的殺人機器，試圖通過暴政來解決馬爾薩斯陷阱，然而不僅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還讓秦朝在統一後不久土崩瓦解。
漢朝通過“無為而治”暫時避免了秦朝的悲劇，但“重農抑商”卻像幽靈一樣縈繞不散，讓馬爾薩斯陷阱成為饑荒、戰亂和王朝更替的幕後力量。
“重農抑商”是引鴆止渴的毒藥，讓中國社會喪失了經濟和思想的活力，讓腐敗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更讓整個民族失去了主導世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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