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兩彈一星元勳于敏告別儀式舉行。通過身邊人的回憶，來還原這位工作中的超級大腦，生活中的可愛長者。
本文原刊於2015年1月19日《科技生活》
2015年1月9日10時，北京人民大會堂。89歲的“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于敏坐著輪椅，緩緩來到主席臺中央，接過國家主席習近平頒發的榮譽證書。這是黨和國家的崇高褒獎，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榮耀。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頒獎。（新華社記者 馬佔成/攝）
由於特殊性，1988年後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直到今天，很多普通的大眾依舊不知道于敏在中國核聚變領域的重要作用和影響，他在我國氫彈研製工作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對氫彈研製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還推動了中國ICF（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發展。
解禁後，很多人和媒體將於敏稱為“中國氫彈之父”。對於這樣的稱呼，于敏極力反對，他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
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朱光亞評價稱，“在突破氫彈技術途徑的過程中，于敏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有一個“超級大腦”
我國氫彈有關預先研究早在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根據中央部署，上個世紀60年代初，研究氫彈的預研任務被交給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黃祖洽（“兩彈一星”傑出貢獻者）、于敏等人。
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對於敏個人而言，是很大的損失。于敏生性喜歡做基礎研究，當時已經很有成績，而核武器研究不僅任務重，集體性強，而且意味著他必須放棄光明的學術前途，隱姓埋名，長年奔波。從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嚴格保密的。
他的妻子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工作，20多年後她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級的秘密工作”。
在核物理學家彭桓武等人的領導下，在北京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黃祖洽和于敏各帶領一個研究組，從兩種不同途徑開始了氫彈原理的預先研究。于敏沒有留學經歷，在當時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于敏幾乎從一張白紙開始，他依靠自己的勤奮，開始舉一反三地進行理論探索，以及相應的計算和估算。
瞭解于敏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超級大腦”，他的估算能力就曾經讓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非常震驚。上個世紀60年代，何祚庥曾經和于敏在輕核理論組共事，並結下了半個多世紀的友誼。
何祚庥記得有一次，一位法國核物理學家到原子能所裡作有關一個物理實驗的報告，報告過程中，報告人還沒有講實驗結果，于敏就小聲對坐在他旁邊的何祚庥說出了自己估算的結果，後來報告給出的實驗結果，果然如於敏所估計的。當時何祚庥心中非常納悶，事先沒看過有關資料，也沒有人告訴他實驗結果，他怎麼就能一說一個準兒呢？報告結束後，于敏告訴他自己是如何進行估算的，讓何祚庥十分佩服。
在氫彈的預先研究中，于敏再次表現了他超強的計算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研究時，在有限的時間裡，于敏帶領全組科研人員對有關的物理問題進行了重點計算，並對計算結果的每個數據做了由表面現象到物理實質的系統的、細緻的理論研究和分析，解決了一系列基礎性的問題。
在研製氫彈時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賀賢土曾經和于敏長時間在一起工作，據他回憶，當時原子彈和氫彈研製需要研究解決大量物理、數學、力學等科學問題，也需要研究解決大量技術和工程問題。雖然當時氫彈的有關原理已經被國外科學家所突破，美國等一些國家並且已經研製成功，但由於保密的原因，一些關鍵科學技術問題無法從國外的文獻、資料上獲得，它的研製成功完全是中國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自主創新、探索、研究的結果。
那個時候于敏和賀賢土相比算是老師輩的人物，既是他的領導，又是他的老師，經常給他們講授有關知識。“于敏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但是隻有一打開話閘子，就會滔滔不絕。尤其是于敏講課時，思維十分敏捷，物理概念非常清楚，在報告中把問題說得很透徹，言簡意賅，使我們很快就能夠明白。”
中科院院士、曾任核試驗基地研究所科技委主任呂敏回憶，研究和實驗的一些重要數據都存在於敏的腦子裡，討論問題時，他不需要查檔案、翻筆記，隨口道來，記憶非常清楚。“這種本領與他紮實的基本功密切相關，他有著非常紮實的理論基礎。”
在研製氫彈時，于敏運用他深厚的物理功底，進行推理、估算和研究，與大家一起討論，並用計算機再去驗證，最終找對了路子，然後再和大家一起對所有的研究成果不斷優化，終於把氫彈給研製了出來。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鳴”，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騰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雲，蘑菇雲產生的強烈衝擊波捲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爆炸當量為330萬噸級，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當時中國人只用了2年零8個月的時間，創造了當時研製氫彈的世界紀錄。公開資料顯示，美國用了7年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3個月，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
與死神三次擦肩而過
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研製氫彈的過程中，于敏曾經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69年初，因奔波於北京和大西南之間，也由於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一次試驗時，他的身體十分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臺階要用手幫著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試驗前，當於敏被同事們拉著到小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大家見他這樣，趕緊讓他就地躺下，給他喂水。過了很長時間，在同事們的看護下，他才慢慢地恢復過來。由於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乎休克。
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有關部門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有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後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後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後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也許他的生命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結束了。
出院後，于敏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又奔赴西北。由於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儘管一次次病倒，但于敏並沒有放棄他的工作，因為當時的確還有很多工作期待著他去進行。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
于敏平時喜歡讀古詩詞，出差時總要帶幾本唐詩宋詞當作睡前助眠讀物，並且這一習慣一直保持了幾十年。
加上少年時身受國土淪喪之痛，于敏對歷史上的諸葛亮和岳飛倍加推崇。他十分欣賞諸葛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尊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氣節。也正是這樣的情懷，使于敏甘心畢生奉獻於國防科研事業。
于敏尤其喜好京劇，是個典型的京劇迷。當年于敏率領的工作組還很能苦中作樂，因為都喜歡看京劇，但京劇票買不到，那時鄧稼先、于敏和何祚庥三人常常從郊區趕到人民劇場等退票。
那個時候京劇在北京十分紅火，于敏他們的經驗就是跑到門口去等退票，並且一定會有。
退休以後徹底閒下來以後，于敏總算能夠正真好好地享受京劇藝術。
“于敏們”為什麼這麼牛？
《民族之光：著名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的作者之一郭兆甄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10多年以前，為了寫這本書，她和已於兩年以前過世的丈夫蘇方學和于敏所在這個科學家群體的很多人有過深入的接觸和溝通。
郭兆甄表示，只要瞭解他們的經歷，幾乎每個人都很震撼的。那個時候，依舊貧弱的中國並不能為他們的研究提供先進的科技手段和豐厚的物質條件，很難想象他們是如何獲得震驚世界的成就的。
那時鼓勵群體討論是于敏他們當時研究突破的一個必殺技。為了開拓思路，當時估計大家“大鳴大放”。為了“鳴放”的自由，他們的一些會議室中設有黑板，誰都可以在黑板上寫出自己對氫彈原理和結構的看法，另外不管是主任、副主任還是普通研究人員，人人都可以平等發表研究意見。
當時的條件十分簡陋，一間空房，一塊黑板，大家自己搬椅子去，就在膝蓋上記筆記，有時候集體學習討論到深夜，那個時候，他們討論時時常都忘記了睡覺，都是領導來催促時才想起來該睡覺了。
那時他們還經常舉行報告會，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于敏等科學家的報告一個接著一個，不時給眾多研究人員以新的啟迪。也正是在這種科學氛圍中，集體的智慧在氫彈的研製過程中爆發出了巨大的力量。
很多人說，我國原子彈、氫彈研製這種大科學工程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眾多科學家集體參與的結果，這也是任何個人的力量無法完成的。
但是在郭兆甄看來，“于敏們”強烈的愛國精神也給了他們極大的力量和精神支柱，那個時候的中國依舊比較貧弱，“于敏們”這些參與大科學工程的科學家們急盼迅速強健中國的脊樑，改變中國的面貌和地位，因此他們能夠不懈追求，也能夠為科學獻身，這些精神財富對今天的中國依舊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從來沒有想著有一天要當教授、院士，由於保密的原因，那時我們不能公開發論文，也不能參與評獎。于敏1965年雖然已經是副研究員了，他那時也絕對不會想到他會有今天的榮譽。”賀賢土說。
出品：科普中央廚房
監製：北京科技報 | 科學加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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