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朱海就
經濟學是隨著人們對社會合作法則的認識而出現的，是關於社會合作的學問。經濟學考察人的行為，但不是孤立的個體人的行為，而是社會合作中的人的行為。也就是說，經濟學不是考察人的行為本身，而是考察社會合作之法則。米塞斯說，經濟學對合作法則之研究，就如同物理學家之研究自然法則。
圖為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人米塞斯
有合作，才有社會。但如米塞斯所說的，在以前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要麼是推測上帝的意志，要麼是想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組織社會，認為社會應該如何，如社會條件不符合他們的願望，那就把它歸咎於人的道德不夠，他們不去尋求社會合作的一些法則。確實，一種流行的觀念認為社會發展滯後，是因為人們的道德不夠，假如人人都成為聖賢，那麼問題就解決了。
一個例子是最近一位著名數學家說“科技至少倒退二十年”，在他認為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學術風氣不好，學者缺乏修養。然而，問題的根源是這一領域市場機制的缺失，政府主導科研資源的配置，在沒有市場價格信號的情況下，科研資源一定是根據行政的意志配置的，也就是說，不能配置到最能滿足人的需求的那些科技領域中。改善學風並不意味著改善科研資源的配置，因為它不能替代價格等促進合作的機制。實際上，恰恰是權力主導資源配置才導致了尋租和腐敗，也就是他說的學風問題。
經濟學的合作法則提供了檢驗道德的標準。準確地說，道德可以在合作法則之下討論，有助於合作的道德才是可取的。道德倫理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會鼓勵人類合作。雖然道德倫理法則和經濟學揭示的合作法則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但前者不能替代後者。這也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區別，即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有助於合作的法則，而保守主義則非常強調傳統的道德倫理。作為“手段”或“策略”，保守主義會促進人們去遵循那些有助於合作的傳統道德倫理，因此也是很重要的。
也有人強調宗教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確實，宗教和道德倫理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人類的合作，但宗教也不能替代經濟學揭示的合作法則。事實上，對合作法則的遵循，才能使堅持不同教義的宗教得以和平共存。沒有合作，人類不能生存和發展，也就談不上宗教或文化。
長久以來，一些違背合作法則的觀念佔據著人們的頭腦，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持有這一觀念的人不明白
富人合法致富就是幫助了窮人及其他人，也不知道窮人的貧困不是因為富人的富有導致的。這種觀念顯然抑制了企業家才能的發揮和資本積累。
同樣違背合作原理的，還有清末洋務運動中提出來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種制度，假如事先就已經被設定為“體”，那就意味著對任何可能會改變“體”的行為進行限制，就會導致衝突。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自由為體，文明為用”。
人類的一切成果，無論是科技還是制度，也無論中西，都可以借鑑。受這種錯誤觀念的指導，洋務運動曇花一現，終歸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經濟學早就有合作的思想。比如在斯密的《國富論》中，一開始就談分工合作，他提出的“看不見的手”也是指合作。斯密認為市場是一個“自然的體系”，會自發地實現合作，不需要政府幹預，他也從“道德情操”的角度揭示了合作的自然性質。但是，相比“合作”主題而言，古典經濟學家更關注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問題，以及相關的價值、工資、地租、利潤和利息等的決定和相互關係問題。也即他們在合作的“結果”這個層面進行討論，而不是在合作的“原因”這個層面討論。
邊際革命之後，經濟學家有了深入討論合作的分析工具，那就是主觀價值的思想。合作是人的行為，這種行為的發生是建立在不同的“主觀評價”的基礎之上的。以主觀價值，尤其是邊際效用思想為基礎，經濟學不僅解釋了合作的原因，也更好地解釋了合作的條件，包括個體財產權，價格和貨幣等等，米塞斯的“經濟計算”思想是對此的精彩概括。
在合作問題上，哈耶克對米塞斯似乎有一個誤會。米塞斯說：“全部社會合作都是被理性地認識到的效用的表現……”，對此，哈耶克說“不敢苟同”，他認為這句話是“極端理性”的表現。這牽涉到兩位對“理性”這個概念的不同認識。在米塞斯的理論體系中，理性和行動是同一個意思，“下意識”地遵循某種規則也是“理性”的，而哈耶克則把遵循規則視為“理性不及”的結果。可見米塞斯的理性概念比哈耶克的更廣，放在更廣的理性概念下，兩者沒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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