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葉偉民
昨天我的微信有點忙，來的都是兩類問題，一類問人生，一類問非虛構，都隨之轉來一篇文章《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據說刷屏了，主創為咪蒙旗下團隊。
人生嘛，我自己也沒活明白，談不了；故事細節孰真孰假，我不及考究癖；至於文章，單說標題，如果我還當編輯，作者起這樣七拐八彎的標題，是要拖出去打的，《寒門狀元之死》不挺好？
後來，一位仁兄轉來主創團隊的一則聲明，附了一溜表情包說——
“感覺是非虛構寫作被黑的最慘的一次。”
他的潛臺詞是：你丫還混什麼非虛構呢？那哪能啊，於是我把文章和聲明都看了。一等一的車禍現場，完了還要碰瓷，撲在非虛構的車前蓋上。
為什麼非虛構容易躺槍？
這場對非虛構的甩鍋，在聲明的第一段已非常明晰。它是這麼寫的：
文章不是新聞報道，這是一篇非虛構寫作……在細節上，我們做了許多真實情況的模糊化處理。
“模糊化處理”得怎樣，考究客們已經扒過了。
我只想翻譯一下這段，意思很明顯——我們不是寫新聞，別用真實要求我們，非虛構寫作稍微虛構一下怎麼了？沒看到我有這麼大的苦衷嗎？此時，非虛構若有知，一定已黑人問號臉：“What？Are you kidding me？”
非虛構容易躺槍，主要吃了概念的虧。和很多舶來品一樣，在中國，非虛構看著熱鬧，實則無甚大眾基礎。若非從業者，也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其內涵及精神，文爽即可。
非虛構寫作肯定、一定、必須、只能遵守零妥協的“真實原則”，任何一個細節都不能虛構。在真實性的標準上，它和新聞報道並無二致。（當然，表現手法和藝術價值迥異。）
非虛構寫作被偷樑換柱，甚至被高舉為“虛構”的豁免牌，“焦慮販賣機”們正是吃準了受眾的認知不對等，渾水摸魚大肆收割流量。什麼時候蹭壞了，是無所謂的，總有新詞換招牌。這年頭，誰還純情堅貞做百年老店呢？
這一點，專欄作家宋金波說得更形象，他在《是“權健式文字保健品》一文中寫道——
《狀元之死》與保健品一樣，已然突破了“無益”與“惡”之間的界限。如果說，咪蒙及其團隊以往的文字產品，因其雞湯的性質，更接近於“無益”的話，那《狀元之死》的仿真式誘導，特別是文末利用“慈善”欺騙讀者，正在試圖突破“惡”的邊界。
非虛構的外衣到底有多香？
非虛構寫作誕生至今已半個多世紀，在中國一度只在專業圈裡打轉。直至2010年，《人民文學》倡導“非虛構”，才有了點潮流的樣子，但也只是敦促作家走出書齋，遠離“二手生活”。
那它是如何從一個高冷詞成為LV複製品，滿街滿巷都想背一把呢？
從大環境看，非虛構寫作在新世紀後的確登堂入室了，其中以2015年諾獎頒給了阿列克謝耶維奇為標誌。要知道，非虛構作家在瑞典文學院歷來不受待見，上一部諾獎非虛構作品已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了，它是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1953年諾獎）。
我們看看阿列都寫了啥？二戰、古拉格群島、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阿富汗戰爭（蘇聯時期）……也是非常硬核了。 這著實鼓舞了全球的諸多同行，包括遙遠的中國，作家邱華棟稱之為“非虛構文學的勝利”。
阿列克謝耶維奇
進入中國後，非虛構寫作的批判精神一部分由現實主義作家繼承，另一部分則被媒體借鑑，有了非虛構的分支——特稿。此後，非虛構的批判功能和空間逐漸被壓抑，僅留的真實性和文學性，在自媒體時代迎來了“春天”。
2016年，整個中國影視資本瀰漫著“地理大發現”式的荷爾蒙，沖刷出一批非虛構作品，大多售出百萬級影視版權。市場一度相信，非虛構寫作的商業模式找到了。自媒體也追逐而至。
但嚴遵非虛構“祖制”是違背商業規律的，意味著即使你有孫猴子一樣的本事，也要在“真實”的頭箍下辦事。海量的採訪、蒐集、極其嚴謹的求證、寫作，是不符合效率原則的，也是無法套路收割流量的。
怎麼辦呢？“我有一個朋友”、“我的實習生”體出來了，吃準了一個灰色地帶——我二大舅的事兒你怎麼證偽呢？這是比“知音體”更高階的形態，後者在重要篇目上尚基於公開事件，“新知音體”則解掉最後的底線。
至此，非虛構寫作的批判性、公共性、真實性甚至文學性，皆被聰明地悉數消解，成為爽文的外衣。然而，並沒有人願意承認，因為他們深知，虛構只能被人消費，非虛構才能消費別人。就像狀元文那煞有介事的講述主角家庭的結尾，引得看眾紛紛想捐錢一樣。
說到底，這是個套路的世界。認真的人，卻未必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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