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遊話題
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現實中我國得益於前人庇廕的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古代那些“勞民傷財”的特大工程，放到今天我們都不一定能辦得妥當，但千百年來，國人們在“享受”著它們庇廕的同時，還不忘對它們進行著各色的指指點點。
所謂“勞民傷財”，許多時候只是“歷史詆譭”的一種手段
千秋功罪，其實是針對”歷史詆譭“的中立說辭
“指指點點”是因為所有這些大工程都存有利弊，不過就算是“弊大於利”，那也是古時決策者們自己下的決定、甚至不惜親身背鍋，與後人又有何關？
何況，在人們對當時的決策過程還“不明就裡”時，就魯莽給那些工程套上“勞民傷財”的帽子，這也是對歷史的缺乏尊重，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
今天這些特大工程的利與弊都是站在今人角度上而言的，不過依據史實評判，如果工程中的“利與弊”能滿足了決策者當時的需求，它就不一定算得上是“勞民傷財”工程了。不管這些工程是否惠及千秋當代，“權衡利弊”才是它們在“勞民傷財”與“利國利民”之間最關鍵的決策環節，利大於弊的話，確實就輪不到後人去說三道四。
以秦長城為例，今天的我們提起它都是滿滿的自豪感，可知就在不久的數十年前，“長城”還是用來批判秦始皇殘暴的佐證之一呢！
“歷史詆譭”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在歷朝歷代都會頻繁出現，不能因為劉邦說“嬴政苛政”、李世民說“楊廣勞民傷財”……我們就照書全搬了。
惠及世人數千年的都江堰，也曾被指責過“勞民傷財”
眾所周知，四川省的都江堰是迄今為止“歷史最久遠”、但依然發揮著其巨大作用的古代偉大工程之一，人們對它的“微詞”算是最少的。不過在修建都江堰之前，又有多少人去細究過當時的歷史背景？
秦昭襄王(贏稷)時代(前306-251年)，秦國正處於振興初期，形象點說，那就是秦國在創業過程中開始頗有起色的階段，但還遠遠達不到“富強”。那時候，秦昭襄王的每一決策無不事關國本，必須步步為營、一招都錯不得。
公元前316年時，秦惠文王(嬴駟)吸納司馬錯的意見，令張儀與司馬錯一起攻佔了巴蜀。巴蜀之地富饒是不假，但巴蜀自古就有“澤國、赤盤”之稱，接管巴蜀後的初期，秦惠文王長期為蜀地各種災澇賑災所煩憂，蜀地多出的那點糧食增產，早就被自然災害抵消殆盡了。
秦昭襄王在位期間，巴蜀更多時候是作為扼守楚國西部的“戰略要地”而存在，至於糧食上的增補，每次都要鬧得當地民怨沸騰才能“摳出”那麼一點點用作軍需。秦昭襄王晚期(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建言：“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可保蜀中沃野千里”，馬上就引起了贏稷的仔細考量。
開建都江堰時秦國已四面受壓、內有疫災，國力不比以往
作為都江堰的幕後決策者，秦昭襄王功不可沒
由於巴蜀之地長期為水澇所累，秦國一直疲於應對，這次要開展“鑿離堆”這樣的特大工程，滿朝文武幾無贊成的，指責這就是李冰的“到任三把火，純屬勞民傷財”。
晚年時的秦昭襄王已是乾綱獨斷，他經過細緻的利弊衡量後，認為只有採納李冰的意見，巴蜀之地“方能真正為秦所用”，於是都江堰水利工程才得以在他的“霸道與專制”下順利開展。
自然，秦昭襄王也因此遭了不少“昏聵”的罵名，畢竟六七十歲的帝王，昏聵者不在少數。秦昭襄王晚期時，秦國一直遭到各諸侯國的聯合打壓、國力早已凋零，如此非常時期裡他能做出這樣的決策，實屬不易了！
李冰深知這一背景，因此在開建都江堰的時候，其父子二人一直就身先士卒、任勞任怨，以良好的官聲政績贏得了蜀中百姓的廣泛支持。在都江堰的整個修建過程中，不但沒有發生過百姓“抗役”的現象，而且越來越多百姓還主動加入到修建隊伍當中，這確實是古代特大工程裡難得的佳話！
鄭國渠工程本是“疲秦之計”，秦王嬴政衡量過利弊後毅然選擇開鑿
關中的沃野千里，離不開鄭國渠的建設
歷史上的秦王嬴政一直都以其曾祖父昭襄王為效仿榜樣，昭襄王時期開建的都江堰，在嬴政時期已為秦國帶來了巨大的效益，秦滅六國的經濟基礎，巴蜀之地至少貢獻了1/3有多。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韓國由於懼怕秦的攻佔，派“間諜”鄭國入秦獻策修渠，希望藉此大量耗費秦國的人力物力，實現“疲秦”的目標。嘗過都江堰的甜頭後，嬴政自然對這樣的水利工程甚感興趣，他還通過研究地形圖發現：這“鄭國渠”是可以一邊修建、一邊馬上就能惠及周邊的，絕對划得來！
後來嬴政發現了這原是韓國的“陰謀”後，他不但沒有殺掉鄭國，反將這位傑出的水工“收為己用”，讓他繼續將工程進行下去。《漢書·溝洫志》如此述說鄭國之言：“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具有非凡卓見遠識的嬴政哪會看不到其中利弊？在他的堅持下，秦國耗費了十年之功及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終讓關中地區在繼蜀中之後也成為了沃野千里的富饒之地。有了這兩大糧倉為後盾，秦滅六國的實力全面具備了！
借惠民灌溉之名行軍需運輸之便，靈渠的開鑿實為一舉兩得的舉措
今日的靈渠依舊保留灌溉用途，運輸之用早已不再
秦滅六國後的下一步就是統一天下。在經由楚國進軍嶺南的過程中，由於湘桂之地崇山峻嶺密佈，給秦軍的軍需運輸帶來了極大困難；加上南方“百越之民”的奮力抵抗，秦軍的南進計劃曾“三年不得前進一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史祿受命掌管軍需供應，他在與秦始皇商討過後採取了以下決策：先作惠民開渠、再以渠為軍需運輸通道。到過湘桂之地的人們都會發現，那裡的農田都是零散地分佈山間，由於缺乏系統化的灌溉主道，農田之間彼此相對獨立，難以實現大規模的農業耕作。
經過與百越居民的溝通後，當地百姓普遍都歡迎這樣的舉措——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為啥還要反抗？位於廣西興安的這道古老運河因此得以順利開鑿，經過五年的艱苦勞作，湘江與灕江終於連接到一起，長江與珠江水系從此不再“涇渭分明”了。
有了靈渠這運輸通道，秦始皇很快就將嶺南納入了秦的版圖，這就是“權衡過利弊”的效益：一項工程換來了桂林、象郡、南海三個大郡，極大地擴展了秦朝的南方版圖(從前的嶺南三郡包含今天越南和緬甸的大部，與當代的地理概念有別)。
靈渠之前更早的古運河“邗溝”，今日真的就只剩一條溝了
其實，這真的已是這邗溝“最好看”的照片
與秦國“深思熟慮”的大工程不同，春秋時的吳王夫差為了方便自己北上伐齊，也大耗人力修建了我國有記錄的最早運河，即“吳邗溝”。表面看來，“邗溝”連通了長江與淮河水系，似乎跟連通長江珠江水系的靈渠一樣具有偉大意義，其實並不然。
由於江淮流域自古都是水網密佈，即便沒有“邗溝”，百姓日常的河網勞作也是不會有啥大影響的；“邗溝”的存在意義，更多隻是作為軍事運輸之用，方便吳王夫差自己“不願兜遠路”而已。
由於“伐齊”不得民心，加上其作為軍事用途與百姓生活脫節較大，這條“邗溝”很快就被其後規劃更完善的“大運河”取代了，而它本身，就在歷史長河裡淪為今天的一條長滿枯草的“乾溝”。
“大運河”連起了華東與華北水系，奈何用力過度，終致隋煬帝滿盤皆輸
唐代之後，人們知道“邗溝”大多是因為“大運河”的存在，因為吳王夫差就是大運河名義上的“第一鍬”開挖者。隋煬帝時期的大運河，事實上已基於“吳邗溝”做出了更妥善的改道調整，它延續的只是“吳邗溝”貫通長江與淮水的共同理念而已，而最早的“吳邗溝”大部分河段，則由於邗溝河床高於淮河，逐漸在歷史長河中被一一廢棄了。
除了“吳邗溝”，“大運河”同樣在之前各地方運河的基礎上做出了深度優化，既充分利用了古人留下的“庇廕”，又針對當時的水上運輸格局做了大量創新。整個大運河其實由“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四個部分組成的，創舉性地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水系都串聯到了一起。
大運河的工程意義無疑極其巨大，對於隋煬帝的這項決策，後人本應是感激多於貶斥。無奈在隋唐的歷史風雲中，大運河還是被後來的執政者扣上了“勞民傷財”的大帽子。從今日看來，隋煬帝楊廣或許不致於因修大運河而亡國，但他肯定是輸在了缺乏審時度勢的過激決策上，沒有顧及烽煙四起的社會現狀、顯得“用力過度”！而碰巧的是，吳王夫差與隋煬帝楊廣都是“末代皇帝”，也就難怪他們如此“不好運”地被扣上大帽子了。
更多的特大工程在修建中風平浪靜，倒是在它們被毀時，人們往往給予了過度的解讀
今日復原大明宮時，說“勞民傷財”人的估計比古時更多
除長城、都江堰、鄭國渠、靈渠、大運河之外，其實我國古代其他的龐大工程(皇家宮殿、陵墓、佛寺等)同樣存在過利弊衡量的過程。比如在佛教盛行的時期修建大型佛像、在王朝鼎盛時期修建宮殿皇陵，就沒有引發過巨大的社會矛盾。
許多時候，那些工程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但當後人回顧、去驚歎其偉大的時候，才會引致各種眾說紛紜的猜測，而其中就會出現一些無中生有的“歷史詆譭”。比如未央宮、大明宮、太極宮、洛陽宮等，若非考古遺址的出現，人們甚至無法肯定它們真的存在過，畢竟修建它們的時候，並無鬧出過啥“勞民傷財”的大事情。
正如秦昭襄王“勾著指頭”算計過才修都江堰一樣，大型工程所需的巨大消耗，決定了任何一位決策者都不會隨意就拍板的。即便是歷史作用“沒那麼巨大”的吳國邗溝，同樣也實現了吳王夫差的戰略運輸之用，而不會僅僅是“勞民傷財”之舉。這期間的平衡尺度，我想多數決策者都會自有把握的。
至於前文所述，說秦始皇因修長城而亡國、說隋煬帝因修大運河而亡國，那是因為說這話的是劉邦和李世民。今日我們看待同樣的歷史事件，自然不能僅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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