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科學的環保，應是“以技術為基礎的精細化管理”
注：原文載於《千人》雜誌2019年總第70期，轉載請註明來源，未註明來源轉載將視為侵權。
“我們害怕每個太陽昇起的早晨，工廠外警車 、執法車 、便衣，甚至出動無人機 ！”這是供給側與去產能、原材料飛漲的情況下，運動式、“一刀切”式環保過程中一些企業老闆內心的真實寫照。在我國嚴重的環境汙染現狀面前，“一刀切”式的環保看似乾淨利落，卻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了深深的“傷害”。新京報社論曾在《禁環保“一刀切”，是反“形式主義治汙”》一文中指出，“環境治理著眼的是‘治汙’，而不是僵化地把企業‘治死’；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更大的問題。”在這場洶湧的環保風暴中，“一刀切”式環保被置在了風口浪尖。
環保“一刀切”為何會出現？“一刀切”之下中國汙染型企業的生存狀況如何？應如何科學環保？帶著這些疑問，本期雜誌專訪了國家特聘專家、浙江海牛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陸僑治博士，請他談一談從業多年來對環保的一些看法與建議。
“倒逼”是可以的，“倒閉”是有問題的
2016年-2017年以來，在去產能、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汙染型企業成為了去產能的對象，特別是在環境汙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大量中小企業被“一刀切”式關停。對於這一現象，陸僑治認為，在目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放緩的經濟形勢下，我國處於“兩難”狀態。
一方面，擺在面前的環境汙染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否則會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國家早在2013年便提出了“兩山理論”，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理論是辯證統一論、生態系統論、順應自然論、民生福祉論和綜合治理論的有機結合，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體現了中國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的本質要求。“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將部分汙染嚴重、始終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生存的汙染型中小企業關停，也是經過了多方考慮的。”陸僑治直言。另一方面，國家對環境問題的嚴格審查實則是給企業建立了一種“倒逼”機制，督促傳統型汙染企業尋找轉型、創新的新發展道路，然而傳統企業轉型之路必將不會一帆風順，想要尋找全新的生產工藝用以代替幾十年的舊工藝不是一蹴而就的，轉型過程中有很多技術難題需要解決，才能準確找到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的轉型方向。
在陸僑治看來，環境治理是需要技術的。長期以來，環保行業的門檻並不高，大家一窩蜂地跑去做環保，重投資、輕技術導致運行費用居高不下，給生產企業帶來巨大的負擔。“作為環保從業者，我始終認為環保治理應該是企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請真正有技術的專家來診斷和規劃，對整個企業做‘物料平衡’、‘能量平衡’，這不一定是件賠本的買賣，企業不應持有一貫的傳統思維模式——情願讓隔壁做土建的老王掙錢也不認為技術（腦子）值錢，而應該依據外部環境變化和自身發展狀況轉變思維模式。”
據統計，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有4000萬家，佔我國企業總數99%，貢獻了中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一刀切”式的關停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便意味著倒閉，其所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生產停止、企業效益下滑、工人失業……在環保行業深耕多年，陸僑治表示“倒逼”是可以的，“倒閉”則是有問題的。“政府可以在‘倒逼’上多做文章，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倒閉’。從管理的角度來說，‘一刀切’的確比較簡單，然而，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慢車道，政府應該考慮到企業生存面臨的困難，可以從稅收等其他渠道支持企業，比如環保投入可以在稅前列支。”
關於“一刀切”式的環保行為，國家已明確下令叫停，但近年來各地仍時有這一現象發生。“‘一刀切’式關停肯定是欠科學，但這也是地方政府的無奈之舉。”在陸僑治看來，儘管多有無奈，但環保部門可以多給汙染型企業一些技術指導，允許他們有一個“過渡期”。“江浙地區有大量的印染企業，這些企業之間實則存在著很多共性，當地政府可以從中選取一、兩家公司進行調研，以他們為樣本，依據實際情況找到經濟可行的治理方法，這種方法亦可以被其他企業複製使用，從而保證環保治理效果。”陸僑治認為這種環境治理模式比“一刀切”更為科學和有效，“‘一刀切’實施起來十分容易，如果想要禁止和減少，需要通過對相關部門進行考核。”
陸僑治還說，從技術層面，十年前大家都是關注COD，所以通過大量的爆氣把COD去除。這幾年政府要求脫氮，而脫氮需要碳源，原來的COD就是好的碳源。這些技術層面的事情如果不能系統地考慮清楚，就一定浪費大量的能源（曝氣）和藥劑（碳源），給企業帶來巨大的運行成本。
政府不僅要“管理”，還要有“服務”
環保政策的制定應遵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新華社曾發文指出，一個好的環保管控措施，被認為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風向標。環保政策從制定到具體執行的過程中，政府和企業這兩者的作用舉足輕重，政府是環保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企業則扮演著配合角色。那麼政府與企業之間該如何相互配合共同打好環境保衛戰，使環保管控措施順利發揮其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制止“一刀切”亂關停行為呢？作為一名從事環保行業的企業家，陸僑治認為必須建立起政府與企業之間良好的溝通渠道，政府不僅要“管理”，還要有“服務”。“環保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不應將環保重任全都壓在企業身上。政府擁有豐富的人才、技術資源，可以用來幫助企業，引導企業科學治汙。還有尤為重要的一點是，政府應該為企業提供培訓，提高企業中不同級別與職位人員的環保意識與素質。”
“一刀切”被國家明令禁止，那是不是代表就不用治理了呢？“當然不是，但是在禁止環保‘一刀切’這一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汙染治理的盲區，那麼這個時候把握好環境治理的‘度’就顯得尤為關鍵了。”陸僑治表示，環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不能走極端，要因地制宜、審時度勢。
實際上，中國的環保之路已經走了近三十年。2018年是我國環保體制建設、環保從口號標語到真刀實槍轉變的關鍵一年，也是環保政策落實年。目前我國環保體系得到了極大的完善，法律、法規、政策、標準等日漸完備，這讓環保在今後的發展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與過去政策出臺的密集度相呼應，2018年將迎來大面積、全方位的政策執行、落實。
儘管環境治理各方面成效顯著，但以十三五規劃的目標來看，依舊任重而道遠。對於未來我國的環保方向，陸僑治直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意識層面，環保是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而且不一定是‘賠本的買賣’，政府想要用兩條腿走路，就得‘管理’和‘服務’同時抓。”一直以來，我國的環保行業顯示出低門檻、高投資的特徵，浪費資源的同時，環保效果並不理想，然而環保標準仍在不斷提高，於是企業重複投資，治理效果還是不理想，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環保治理的惡性循環。高投資費用帶來高運行成本，企業不堪重負，難免落得倒閉、關停的結果。
在陸僑治看來，我國接下來的環保應是“以技術為基礎的精細化管理”，“以水處理為例，總氮控制是目前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國內一級A的標準是排汙水的總氮排放指標為15mg/L，而國外卻已達到或少於5mg/L，對於國外這一排放標準國內竟然很少有人相信。”因此，我國環保要想發展成“以技術為基礎的精細化管理”，還需攻克多道難關。
環保浪潮下，汙染企業轉型勢在必行
環境汙染的核心是工業發展，在環保浪潮紛湧的當下，如何處理好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是重中之重。以前，企業並不關心環境問題，大多有著“只有我一家去治理也無法拯救環境”的心態，而現在，環保已然成為了企業在投資、運營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核心部分。“當大家同時考慮環保和生產的時候，會發現‘奇蹟’。以汙水處理為例，通過廢水回收利用，可以給企業減少成本，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換做以前，常常因為粗放式的管理導致許多昂貴的化學成分直接從汙水裡‘溜掉’，不僅浪費了資源，還引起汙染。”陸僑治說，由於環保浪潮的來襲，各大企業逐步發現自身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環境問題，開始採取措施如回收利用汙水、汙泥等來進行環保，無疑，這種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另外，環保的大浪潮亦會“倒逼”企業尋找更先進、更經濟、更環保的生產工藝，用以替代原來的高汙染、高耗能、低效益的生產模式。
“汙染型企業若想既能治汙，又能保住自己的飯碗，首先必須樹立正確的觀念。為什麼汙染型企業就必須有汙染？那是因為‘你把有用的東西放錯了地方’，就好比把戒指帶著手上叫漂亮，把它吞到肚子裡就叫汙染。其次要重新思考、定位自身發展方向，依靠技術，從整體上解決企業環境問題。”
在環境治理尤其是企業治汙方面，環保產業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環保產業還在起步階段，近年來大型的環保企業（包括上市公司）都在做PPP。PPP又稱PP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一運作模式規模大、資產頗豐，但卻沒有核心技術。”陸僑治坦言，“以膜生產為例，中國做膜的公司多如牛毛，可是很少有人願意靜下心來把技術和產品做好。大家都在炫耀商業模式、炫耀體量、炒作概念，大而不強。真正應該做的是苦練‘內功’，先做強、再做大，拉近與國際水平的距離。”
2011年，陸僑治從加拿大回國創辦了浙江海牛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立足環保與節能行業，為汙染型企業提供汙染治理服務。在於眾多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陸僑治深有體會。“國內很多企業存在著體制上的弊病。企業領導們多有一種‘做好了沒有獎勵，做壞了肯定要負責任’的價值觀，大家為了逃避責任，表現出來就是不作為。反而轉過頭去進行公開招標、鬥低價，最低價中標是極其害人的。”
在加拿大從事環保領域研究和工作多年，陸僑治表示，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政策不僅系統完備，呈不斷強化、細化趨勢而且能夠有效地實施，並且衍生出了很多先進的環保治理模式，這些均值得中國借鑑。
“加拿大等國外發達國家有眾多的環保行業和協會，針對某一環保問題，大家會及時溝通交流。國外沒有統一的環保標準，我認為這是科學的，新疆大沙漠的環保標準能和杭州西湖的標準一樣嗎？當然不能。另外，加拿大的環保企業（供應商）對環保治理項目絕對負責，而在中國，由於環保行業准入門檻低，極易導致低價惡性競爭，項目完成度和經濟效益可想而知難以達標。”因此，企業在環保治理時，不能把所有事情都簡單地交給“規範”和“資質”，而是必須要對結果負責。“在全民環保、全國治汙的大環境下，我國在環境治理尤其是汙染型企業環境保護方面，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陸僑治，國家特聘專家，浙江海牛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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